（二）君子的品德和才能
前麵說，在孔子和孔子時代，德和才尚未分化，那是就“德”的廣義說的，具體一點說，有些德目就接近於才一些，例如知、勇、敏等。本節標題中的“才能”就是指謂這些德目，將德才並列著說，則是為了迎合今天人們的習慣。
1．品德
15-32子曰：“君子謀道不謀食。耕也，餒在其中矣；學也，祿在其中矣。君子憂道不憂貧。”
頭一句是論題，應看作倫理模態判斷，因為主要不是陳述君子實際上謀“道”不謀“食”，而是講君子謀的應該是“道”，而不是“食”。“食”自然是指財富、金錢；“道”是什麼？可以意會，但很難用一個較具體的詞語代替，譯為“道德”、“真理”、“理想”、“事業”、“學問”等等，都不能說錯，但又都覺得不對勁。那就幹脆不譯吧，不是已經“意會”到了嗎？全句的意思也很清楚：如果你想做君子，如果你認為自己是君子，那你就應該努力於謀道，不要急著去掙錢。這應是針對當時有些讀書人無心於學習，想謀個能夠直接掙到錢財的事情做這樣一種現象說的。否則，就是無的放矢了。
第二、三句是論據：去耕田種地，也可能挨餓；去學習，倒可能得到薪俸。當時耕種技術和水利條件都不好，耕種收成確實沒有保證；當時的讀書人可以同時做官，所以確有人有薪俸；要想將來做官拿薪水，更得先讀書。
最後一句隻是改換一下字句重複最初的論題，“謀”改為“憂”，是因為既然“謀”，自然擔心謀不到，所以“謀道”必“憂道”；“食”，既然本不想“謀”，也就不會為無食（貧）著急擔憂。這不僅是概念辯證法，也是在述說一種境界。
這章後來受到嚴厲的批評，被看作孔子瞧不起勞動人民、宣揚“唯有讀書高”思想的例證。這是可以理解的，不過在孔子，他其實不過是講了當時社會的實情罷了。1-14子曰：“君子食無求飽，居無求安，敏於事而慎於言，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
這一章沒有文字障礙，但頭兩句不可拘泥於字麵，應稍加抽象：君子不追求物質享受。不貪求享樂、努力工作、說話謹慎，又總是主動請人匡正自己，這就是君子的“好學”。這也就是孔子所要傳導的人生態度。
2-13子貢問君子。子曰：“先行其言而後從之。”
這裏“行”是實行的意思，“從之”的主語是“言”，“之”指代“行”。一般隻要求人答應了的事就要做到，這叫言而有信；如不涉及對別人的承諾，隻是談論自己的理想、計劃，則隻要求人宣布了就要努力去實行，這叫“聽其言而觀其行”。孔子竟認為君子要先不說，做到了以後才說，這是否過分了？並且，既然已經做了，也就沒有再說的必要，否則，難免遭到“表功”、“炫耀”之類的譏諷。又，未做時先談一談，聽聽別人的意見，又有何不好？這甚至應該是君子辦事程序中不可少的一項。考慮了這些以後，就應該肯定：這一章一定是孔子針對某個具體的人、事說的，不是作一般的教誨。“問君子”可以是“問及關於君子的一個問題”的意思，所以孔子作這樣的回答並非就是所答非所問。如果不是這樣，那就隻好作抽象的理解：孔子認為行比言更重要，與其有言無行，不如行而後言，而且這個“後”是強調言在行後，不含非有不可的意思。這確是孔子的思想、主張。
14-27子曰：“君子恥其言而過其行。”
這一章看似明白，其實有個大麻煩，那就是“而”字不好處理。注家們大多對這個字視而不見，或以為應是“之”字，全句是說君子以言過其行為可恥。這意思倒確實是孔子的，問題在於明明有個“而”字，又並無根據證明它有時和“之”字相通。我以為，這裏的“言”，和14-20章“其言之不怍，則為之也難”中的“言”同義，是特指“大言”，即我們今天說的“漂亮話”，所以“恥其言”就是恥於、羞於說漂亮話，也就是說不敢把話說滿了；“過其行”無疑是說做的比說的更好；因此，“而”是這兩個意思之間的轉折連詞。所以全句與“君子欲訥於言而敏於行”（4-24）、“君子……敏於事而慎於言”（1-14）的意思很相近，是說君子不說漂亮話，寧可做的比說的更好。這樣理解就既和孔子的其他有關說法一致，又在“而”字上過了關。
17-24子貢曰：“君子亦有惡乎？”
子曰：“有惡：惡稱人之惡者，惡居下流而訕上者，惡勇而無禮者，惡果敢而窒者。”
曰：“賜也亦有惡乎？”“惡徼以為知者，惡不孫以為勇者，惡訐以為直者。”
這一章對一般讀者可能有點文字障礙。“惡稱人之惡”一句，前一“惡”是“憎惡”的“惡”，後一“惡”是“善惡”的“惡”，“稱”是“宣揚”的意思。喜歡在背後傳播別人的短處、錯誤、壞事，這是一種很壞的品質，君子自然厭惡。值得討論的是：很多人以為下句中的“流”字是衍文，該句是說憎惡那些位居下位就毀謗上級的人。李澤厚將此句譯為“憎惡自己下流卻毀謗向上的人”，顯然說明他不把“流”當衍文對待，但譯文中的“向上”似乎不是“毀謗”的賓語而是“人”的定語，從而“人”應是“毀謗”的賓語，不是“憎惡”的賓語了，這就有違孔子原意。我則以為，既然現在通行的本子上都有個“流”字，就不必當作衍文了，此句完全可以解釋為：憎惡自己落後了就毀謗別人進步的人。“居下流”作“落在後麵”解，相應地，“上”就是指“走在前頭”，亦即進步，不也很說得通嗎？孔子未必不是這意思，至少把這一“惡”列入君子之惡，是決不會錯的。
“勇而無禮者”和“果敢而窒者”（“窒”，頑固不通），孔子認為君子必也憎惡之，不僅僅是因為他們道德上差勁，更在於他認為這兩種人容易興禍作亂。8-2章中他明白地說，“勇而無禮則亂”；17-8章中他說，“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而“剛”與“果敢”，“狂”與“作亂”，都有相通之處。在孔子時代，政治和倫理是不分的，在孔子心中，道德在很大程度上是人的政治品質。把握這一點，對於讀懂《論語》很關緊要。
“徼”是偷竊、抄襲的意思，“徼以為知者”就是抄襲別人而冒稱聰明的人。這種人在今天似乎越來越多了，這是不是因為像子貢那樣的“惡者”越來越少了，就像老鼠的克星——蛇、貓頭鷹等少了，老鼠就多了起來，以致我們怎樣捕殺都收效甚微？“不孫”是說不謙虛，“訐”是指揭發、攻擊別人的短處。
19-20子貢曰：“紂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惡居下流，天下之惡皆歸焉。”
商朝末代君主紂王本是大有作為、建立了曆史功勳的人，但因為是亡國之君，加之是被周武王打敗的，所以周朝的人對他大加貶抑，可能還編造了許多不實的罪名。子貢是個正直的人，先講句公道話：紂王其實不像人們說的那樣壞，接著發表感想說：因此君子不願“居下流”，一“居下流”，人們就會把什麼壞事、罪名都推到他身上去。這“居下流”是什麼意思？和上一章中的“居下流”相同，也是指落在人後嗎？我以為大體如此，不過在這一章是著眼於被人拋在了後頭，從而帶有“被打敗”、“被打倒”的意思。
這一章的“君子”可能不是從道德上說的，也不必是指為官當政的人，但明顯帶有褒義，所以可翻譯為“男子漢”。當然，在子貢，大概是指當官的人，因為當官的人“居下流”了，“牆倒眾人推”的可能性，比一般人大得多，而且，子貢自己和聽他說話的人，大概都是準備做官的人，他說這話很可能是勉勵、警告大家：做了官之後，千萬不要被趕下台，不然的話，什麼髒水都會往你身上潑，你先前的一切政績、功勞都會被抹殺，汗水都白流了。
15-23子曰：“君子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這裏兩個“言”字顯然同義，都是指“說話”、“言論”，可不知為什麼，楊伯峻將前一個譯為“一句話[說得好]”，後一個譯為“好話”。李澤厚的譯文是：“君子不根據會講話而推舉人，也不因為人不好而否定他講的話。”我以為也譯得不準確。“以言舉人”的“言”恐怕還是重在“言”的內容，即內容投合了他的心意，不是指言者“會講話”；“以人廢言”的“人”，不必是指“人不好”，也可能僅著眼於那個人的特定身份、背景等。其實，這一章的兩句話根本不必翻譯，今人就按今天的語言去理解，一定不會誤解孔子的。
這一章的“君子”是特指為官者，還是一般地指有德者？又，孔子這是在陳述君子舉人、廢言的實際情況，還是教誨君子在舉人、廢言時應該注意什麼？我以為，孔子說這話時，可能有針對性，因此“君子”指為官當政者的可能性為大，從而他說這話時是在希求“應然”，不是陳述“實然”。但今天我們來繼承孔子的這個思想，則當然應該把“君子”的範圍擴大，理解為泛指“正派人”，更不必區分“應然”和“實然”，而把二者統一起來：君子——正派人都一定也應該不以言舉人，不以人廢言。
15-22子曰：“君子矜而不爭，群而不黨。”
注意到“矜”和“爭”、“群”和“黨”有某種最一般性質上的同一性，例如前二者都是人為了保全麵子而多少有意作出來的表現，後二者都是要和許多人在一起才會有的行為，再考慮到孔子關於“過猶不及”的一般指導思想，就可以從根本上和方向上把握這兩句話的意思了。因此，不要糾纏於“矜”、“群”、“爭”、“黨”的具體含義，這都是隻可意會而不能言說清楚的，隻須懂得“矜”和“群”用在這裏的大意，然後把它們作為人的好品質往好處想，最後再琢磨一下，要是過頭了，就是說，沒有把握好度，會有什麼壞處，就足夠了，就完全領會了孔子的意思。至於翻譯，以前講過，可能譯出許多花樣來。這一章，楊伯峻的譯文是：“君子莊矜而不爭執，合群而不鬧宗派。”李澤厚的譯文是：“君子嚴正而不爭奪，合群而不偏袒。”錢穆的譯文是：“君子隻是莊敬自守，但與人無所爭。隻是和聚有群，但亦不結黨。”再來幾位大師，當然還可以添加幾種譯法。要我來譯，會是這樣：有道德的人隻是莊重矜持，從不爭強好勝；總是謙遜合群，決不拉幫結派。
3-7子曰：“君子無所爭。必也射乎！揖讓而升，下而飲。其爭也君子。”
頭兩句可翻譯為：君子無所爭，如果說也有所爭，那一定是在參加射箭比賽的時候吧！後三句是說：這個比賽之前，參賽者相互揖讓再上場比試，賽後又下場來一起飲酒；這種比賽也是爭的話，那就是君子的爭了。所以這章是說：要分清兩種爭：一是爭權奪利、爭強好勝這個通常意義上的爭，這種爭的出發點是個人私利，結果不利於共同事業的發展和人際關係的和諧，君子決不參與這種爭，在爭的這個意義上，“君子無所爭”；一是比賽、競爭這個意義上的爭，這種爭的目的是交流經驗，相互學習，並且進行有規則，最後勝負有客觀的評定標準，結果是共同提高，增進友誼，君子自然不但參加而且提倡這種爭。這些未必是孔子自覺而明確的思想主張，但潛在地、完整地蘊含在這一章中，則是很明白的。以射箭比賽喻君子之爭，可說十分準確、深刻！
19-4子夏曰：“雖小道，必有可觀者焉；致遠恐泥，是以君子不為也。”
這章的“小道”，注家們多釋之為“農圃醫卜之屬”，李澤厚則譯作“小技藝”，我都不以為然。君子掌握一些農圃醫卜之屬的小技藝並不妨礙其為君子，為什麼就“不為也”？孔子有什麼必要特別提出來反對？我認為，要從兩方麵去理解這個“小道”。一是把它與“大道”相對。8-7章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據此可以認定，君子的“大道”就是他承擔的大事業、大的施政舉措，因此相對而言，無關宏旨的、隻能給人民帶來一些小恩小惠的舉措就是小道（“道”可以用來指謂政治措施）。小的恩德當然也有值得炫耀之處和顯示於人的東西，“觀”有“示人”、“炫耀”的意思，所以說它“亦有可觀者”。二是從後文看，孔子是把拘泥於“小道”看作君子“致遠”的障礙的，因此才說“君子不為也”。既有可觀之處，拘泥於它，亦即滿足於它，就又會成為“致遠”也就是行大道的障礙，這種“小道”不是特指小舉措、小恩德，又能是什麼呢？由此又可以知道，這裏說的“不為”不是“不從事於它”或“不幹”的意思，而應理解為“不滿足於它”。
在爭不爭這個問題上，有不少相反但又同被人們奉為至理名言的真理：例如：人爭一口氣，佛爭一炷香；人弱被人欺，馬弱被人騎；別人做得到，我怎麼就做不到？……這些認為應該爭、鼓勵爭的話，是真理。同樣地，忍得一時之氣，可免百曰之憂；退一步，海闊天空；知足常樂，能忍自安……等等教人不必爭、認為爭不會帶來好結果更不能給人幸福的話，同樣不失為真理。這是因為二者分屬於不同的公理係統，就像歐氏幾何與非歐幾何一樣，所以矛盾僅是字麵上的，不能根據形式邏輯的矛盾律，肯定這一個真就必須認定另一個假。人生的許多問題，持相反觀點的人爭論起來，往往是雙方誰都堅信自己是對的，又誰都說服不了誰，就是因為在邏輯的起點上，雙方采用了相反的公設，使得彼此的觀點處在不同的公理係統中了。公理，即公設，是預先設定的，無法證明，也無須證明，你相信它，采用它，是出於信仰。所以，信仰不同的人是不必爭論的，靠爭論改變不了對方。這用孔子的話說就是：“道不同，不相為謀”（15-40）。那麼，就沒有辦法了？還是有的，那就是用你的行動去感動對方，使得他由佩服你的人格而尊重你的信仰，再進而懷疑他自己的信仰，最後終於放棄他的信仰而皈依你的信仰。我們以前企圖用所謂大辯論來改造別人的思想，終於未能成功，隻是傷了許多人，是否也應該從這個方麵去尋找原因和總結經驗？
15-37子曰：“君子貞而不諒。”
這章很好懂，卻很難處理。貞是節操堅定、堅貞不屈；諒是誠實守信、不違諾言。因此，按說應是“君子貞而諒”，可“諒”前卻有個“不”字。為了解決這矛盾，注家們就將“貞”解釋為堅持正義，和“義之與比”相應，把“諒”看作是個人之間的小信用關係；於是全句可譯為：“君子堅持正義而不固守小信”（李澤厚），或“君子講大信，卻不講小信”（楊伯峻）。這樣解說顯然說得過去。
但是，這樣解說隻是在本章內部通了，與孔子明明白白說過的“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2-22）則直接相抵觸；而且，“大信”、“小信”之分有客觀標準嗎？由誰來裁定？如果行為者自己說了算，豈不任何背信棄義的行為都可用“君子貞而不諒”來辯解，背信棄義的人反而有理由自命為君子了？那還得了？
那麼，是否要尋求“貞而不諒”的新解釋？不必，隻須將它放到更大的視野中去認識和說明就行了。其實，上述解說是可以成立的。原來，孔子是既把講信用看作人的最基本的道德品質、人格“底線”，同時也注意到了，遇有特殊的情況，麵臨更大的問題時，人如果拘泥於過去的純私人間的承諾、誓言、信約，往往可能誤了大事，損害更多的人的更大利益，從而也使自己陷於更大的不義，這是得不償失的，是沒見識、沒氣魄的表現。因此，他用“君子貞而不諒”來補充、限製“人而無信，不知其可也”。這有什麼矛盾呢？當然，這不是說人在發誓許願簽約的當時就應該有或可以有將來違約、失信的打算或準備，僅僅是說，後來如果出現了守小信和赴大義二者不可得兼的特殊情況，那就必須權衡輕重得失，取大義而舍小信。因此，是否真有特殊情況和是否真地行了大義，就是這裏的選擇標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