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湯的自白是：我履（湯又名履）要用黑牛祭告光明偉大的上帝：我若犯了過錯，不要原諒我；我作為上帝的臣子，一定不隱瞞自己的錯誤，上帝心中也一定明白；我的罪過由我一人承擔，不要株連百姓（這個“以”是“涉及到”的意思，“萬方”泛指一切其他人）；百姓有罪，根源在我，由我負責。多麼光明磊落、熱愛人民，敢於負責！但不說自己可以下台不做國君了！可見統治者講道德就是用道德的方式保全統治地位。道德的工具性質，在涉及保全還是丟失政權時，表現得最為明顯：強化傳統的道德有利於鞏固政權，則大力提倡之，因之自己也不得不以身作則地踐履；若傳統道德成了維護政權的障礙，則踢開之，政權在手，還怕以後找不到說辭，你譴責又怎麼樣？
下麵四段是孔子自己講周朝的事：先說周初大封官時，凡好人（善人，仁人）都得到官職，既貴且富，並不看他是否周室親屬，君主也為百姓的過錯承擔責任；次說周朝謹慎地製訂了度量衡單位，審查修訂了各種法規製度，起用了遭貶廢的官員，因此全國政通人和，後又幫助被滅亡的邦國複興起來，使幾乎中斷的氏族香火延續，讓逃跑隱藏的有識之士出來工作，這就更使得天下民心歸服，周朝的江山更加穩定了；接下說，之所以能取得如此成就，乃因做到了把民、食、喪、祭這四者擺在極端重要的位置；最後的結論是：隻要對待人民寬厚，就能得到人民的尊敬；隻要對人民言而有信，就會得到人民擁戴；隻要對人民有同情心，工作就會有成績；隻要辦事公道，就會大家心悅誠服。這既是對周初情況的追述，說明當時“鬱鬱乎文哉”，也是對現在為政者和有誌於做官者的囑咐、勸勉，其真摯情感和語重心長，是很令人感動的，同我們有些老幹部回憶延安精神時，很有點相似。
這就是孔子推崇的、他心中理想的政治局麵：上下一致、社會穩定、君主勤政有德、人民安康歸服。孔子為什麼要借古人之言和用描述古代社會情況的方式來表達，不像老子那樣，空想出將來社會的狀況？這就要回到我們以前提過的話題：孔子是否主張複古了。可以肯定的是：懷念過去也好，空想未來也好，都基於對當前狀況的不滿。這是孔、老的共同點。孔子之所以向後看，就是因為他很實際——思維方式是實用理性，他認定：這種政治局麵既然是以前存在過的，那就是已被證明為可行的，因此改革現狀的出路明顯是回到過去；空想的局麵雖好，但既然未曾出現過，或者太久遠了，就表示它不切實際，不能真地要求實行。因此，我認為：從要不要改變現狀看，孔子是改革派；從如何變革現狀方麵看，孔子是複古派。任何複古派都不會認為凡是古代的就是好的，隻要恢複到了古代的樣子，就是正確的。因為“複古派”心中的“古”也決不是純時間概念。孔子自然也如此，這不必論證了。
12-7子貢問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
子貢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
對子路頭一問的回答，有點像我們曾經提過的“備戰、備荒、為人民”，不過次序不全同，這裏的“民信”又著重於“取得人民信任”。子路連續問三者、二者中迫不得已要去掉一項時，該去哪一項，孔子回答說：先去“兵”——“軍備”，次去“食”——“糧備”。理由是：“信”無論怎樣都去不得，因為無軍備、無糧食雖然會死人，但人自古皆有死；而失去了人民的信任，政權就不“立”——要倒台了。從一個角度說，這是把人民對政權的信任看得比什麼都重要，有此一項，其餘二者終不會盡失；去此一項，另二者終不可保。這確是孔子和他開創的儒學的一個重要的也可以說是根本的政治觀點。曆來的注家都是從這個方麵去看這一章的。但是，他們並非無意地忽視了也明擺著的另一角度：作為統治者，最根本的是保住政權，有權就有一切，丟了政權就丟了一切。這個統治者的真理，是孔子和一切聰明的統治者都很清楚的。就因為如此，清王朝也好，北洋政府也好，蔣介石也好，對外總是能硬則硬，不能硬就求和，道歉、賠款、割地，都可以；而對內，則絕不讓步。道理很簡單：外國人不會要你下台，本國人則正是要你交權。講句公道話：這未必是孔子自覺的認識和主張——他可能還沒這個水平——但他潛在地有這個思想，則是肯定的，所以我並未委屈他，他確確實實是統治者的思想家、政治設計師。這是不是中國曆史上任何一個統治者，哪怕是最不遵循孔子關於施仁政、行德治的教誨，大搞酷政、苛政、暴政的皇帝，也決不公開反對孔子，甚至也大肆歌頌孔子的根本原因所在？
13-9子適衛，冉有仆。子曰：“庶矣哉！”
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
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
這裏“仆”如作名詞，指駕車人，認作動詞，就是駕車；“庶”即“眾”，指人口多。這一章可看作是上一章的補充：上章說“兵、食、民信”三者中要“去”的話該依次先去哪一個，這一章則說，在國家人口多的情況下要“加”的話，該依次加什麼。孔子的意思是：先讓人民富起來，富起來以後再加以教化。這個次序說明，孔子深知魯迅講的“一要生存二要溫飽三要發展”的道理，即所謂“需要層次論”。孔子重道德教化，提倡、鼓勵“一簞食，一瓢飲，在陋巷”（12-1）亦不改其樂的人生態度，但他知道，這是道德修養的勝境，不是每個人都能達到的，不可能全國每個人都成為顏回，大麵積看，長遠看，人民道德品質的普遍提高要有相應的物質基礎，不可能大家都餓著肚子講仁義。這是最最普通的真理，當然會成為孔子實用理性的政治理念的內容。
我國曾經大力宣傳“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我至今認為這口號本身並不錯，問題在於，這不能拿來作為不發展生產、要求人民安於貧窮的施政方針，而隻能作為道德教育的內容。在特定的情況下，當人們因物質方麵的困難而陷於精神頹廢，精神的頹廢又反過來成為改善物質狀況的障礙時，提倡人是要有一點精神的，少數先進人物在這方麵的模範帶頭作用，往往是打破上述循環、擺脫困境的最有效的、有時甚至是惟一的途徑。這時候，提倡這口號就是作為一種工作方法了。把個人道德修養中的口號，或者特定情況下的工作方法，提升為施政方針，在理論上是荒謬，在實踐上則會鬧得人民越來越窮，也越來越沒有了精神，同時也使得提倡者越來越陷於尷尬的境地。
“庶之——富之——教之”，這個三部曲是孔子留給我們的又一寶貴財富：千萬不可離開富去講教，也千萬不可富了後還不教。今天，這後一點在我國似乎顯得更要緊了。
12-9哀公問於有若曰：“年饑，用不足，如之何？”
有若對曰：“盍徹乎？”
曰：“二，吾猶不足，如之何其徹也？”
對曰：“百姓足，君孰與不足？百姓不足，君孰與足？”
這個“徹”字一般解釋為“按收成的十分之一征稅”，“二”就是十分之二了。這又是個惡性循環：年成不好，百姓收入少，即使按十分之二征稅，國庫仍不足用；而按這稅率，百姓將無法維持生產，明年將更加困難。這種局麵，對為政者可說是個考驗了：既是對於有無愛民之德的考驗，又是對於有無解決困難之才的考驗，同時也是對他們“有沒有一點精神”的考驗。有若的建議就是采用我上麵提到的工作方法，以求打破上述惡性循環，形成反向循環。這樣做的條件當然是統治者願意忍受一下生活水平的降低，“有點精神”；理論根據則是：百姓富了，你做官的哪能不富；百姓窮，你做官的又哪能富得起來。這就是後來儒家所概括的“藏富於民”的思想，成為反對向人民橫征暴斂的思想武器。在處理國家和人民經濟利益的關係問題上，我們也曾經走過不少彎路，後來才終於認識到，放寬政策，讓人民富起來，終於也會使國家富起來。可喜的是，我們已經嚐到了這個良性循環的甜頭，看來不會走回頭路了。一個簡單的真理，哪怕兩千多年前就有人提出來了，論證過了，你自己沒有“血的教訓”，也不一定就能真照辦呢！這，恐怕又不失為一個真理。
13-1子路問政。子曰：“先之，勞之。”請益。曰：“無倦。”
因為是“問政”，即問的是如何管理別人，所以兩個“之”都是指代被管理的人，小範圍講，就是下級工作人員，大範圍講，也就是“民”。“先”應是“率先垂範”的“先”，“勞”則是“使其勞”，亦即“役使”。所以孔子的回答是：先自己以身作則，率先垂範，然後發號司令，督促大家努力幹活。子路請求再多講一些，就又加一句：“照這樣不畏疲倦地幹下去。”一般地說，孔子是十分重視榜樣的作用的，上級以身作則，為下級作出榜樣，當官的人以身作則，為民樹立榜樣，更是他的政治思想的一個重要組成部分。他的這個思想，甚至有時表述為“其身正，不令而行”（13-6），這就太誇張了。
15-33子曰：“知及之，仁不能守之；雖得之，必失之。知及之，仁能守之，不莊以蒞之，則民不敬。知及之，仁能守之，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未善也。”
這裏有十一個“之”字，指代什麼？不夠明確。楊伯峻注釋說：“‘知及之’諸‘之’字究竟何指，原文未曾說出。以‘不莊以蒞之’、‘動之不以禮’諸句來看，似是小則指卿大夫士的祿位，大則指天下國家。”我很以為然。因此全章意思是：為君、做官的最高境界是才智能及、仁心能守、莊重嚴肅地為政施治，按禮製的要求運用權力——這才稱得上“善”，缺少最後一項，也“未善也”。沒仁心，即使得到了（官位或君位），也終將失去；得到了，保住了，不認真嚴肅地處理政務，則得不到人民的敬愛。關於知、仁、禮的關係，容以後再談，這裏隻指出這樣一點：孔子似乎認為，謀得權位首先靠聰明才知——“知及之”，有無仁心，即道德操守，則是能否保住位置的關鍵。這很符合事實，也為後來的曆史所印證。哪一個開國皇帝不是靠聰明才知——包括搞陰謀、玩權術之類——奪得天下？橫征暴斂、荒淫無恥的暴君、酷吏，確實沒有幾個是有善終的。至於要得到人民的“敬”——既指“敬畏”，也指“敬愛”，當然光有仁心還不夠，必須讓人民既看到你在勤勉地“為人民服務”，又感到實際享受了你給他們帶來的好處、實惠才行，這就看你能不能製訂好的方針政策了。這講的也是實情。實施方針政策時的“操作層麵”上的事，都直接涉及違禮不違禮的問題，所以有了好的方針政策後，還很注意在實施過程中不出差錯，這才達到了“善”——為政的最高境界。孔子的這些說法，對我們今天的當官者，不是也很有啟發嗎？
我對這一章的以上解說，同楊伯峻和李澤厚譯文顯示的理解，頗有出入，讀者不妨對照以下。我雖自信我的理解“言之有理”，但還不敢就說他們的解釋是錯誤的。1-5子曰：“道千乘之國，敬事而信，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
這個“道”是“治理”的意思；“千乘之國”，是指打仗時能派出千輛兵車的國家，用以表示國家還比較大而已；“時”，是特指農時，因為那時的“民”多是農民。“敬事”是說做事嚴肅認真，“信”當是說政令一出，就要執行，不朝令夕改，使人無所適從。“節用”好解釋，“愛人”的“人”指誰？李澤厚譯作“人民”，楊伯峻譯作“官吏”，我同意楊先生。因為這裏主語是“道千乘之國者”，即國君，國君是通過“人”去“使民”的，“節用而愛人”，就是說的國君該如何對待直接控製在他手中的財物和人員。從文章看，這“人”若是指“民”，下句就該說“使之以時”，不會說“使民以時”了。但是，如果把“節用”一般地理解為愛惜財力物力，相應地，“愛人”就是指愛惜人力，從而這個“人”是勞動力意義上的人，也許更好些，並且這樣理解後，下麵接著說“使民以時”就更加順理成章了，因為“民”就是指勞動力，這句話就是對上一句中的“愛人”即愛護勞動力作具體的補充。
《論語》中談為政的章數很多，內容大同小異，這章的特點是專對國君而言。三句話，從國君本人講到下麵辦事的人，再講到老百姓；由為政者的道德原則，講到財力人力的使用，再講到役使百姓時的具體操作，語言簡煉，用詞準確，層次清楚，脈絡分明。《論語》的文章、文風也是很好的。
13-30子曰：“以不教民戰，是謂棄之。”
“不教民”當是“未受過軍事訓練的民”吧？似不可能是別的意思。李澤厚明確地說不從此解，又把這一章翻譯為“不對人民進行軍事訓練，叫作拋棄他們”，我真不知道是為什麼。我則從此解，並且認為，孔子說這樣對待人民是“棄之”，說明他真有點人道主義精神，愛惜生命，因為要未受訓練的人去作戰，等於要他們去送死。13-29子曰：“善人教民七年，亦可以即戎矣。”
這一章應與上章聯係起來讀，意思很明白。
這“善人”恐怕不是一般地指“好人”，而是指“善長於軍事的人”。僅僅道德品質好，不會舞槍弄棒、用兵打仗，即使教人的時間更長一些，對別人“即戎”作戰，有何裨益？頂多讓人更不怕死罷了。孔子決不會是這意思。李澤厚說：“總之這兩章都講練兵習武之必要。孔夫子並非書呆子，隻講修養文化之類，大不同後世腐儒。”太對了，可又把這章的“善人”譯為“好人”，我又不知是為什麼。
這裏的“七年”不必是確數，理解為“好幾年”就行了。“即戎”就是“去打仗”吧？——“即”的基本含義是“靠近”，“戎”可指兵器，也可指戰爭。
19-10子夏曰：“君子信而後勞其民；未信，則以為厲己也。信而後諫；未信，則以為謗己也。”
這是子夏說的，有兩層意思：君子要取得人民的信任後才可以勞民，否則人民會以為他是要折磨人（這個“厲”同於“厲兵秣馬”的“厲”，但有貶義，是“虐待”的意思了）；要取得君主的信任後才可以進諫，否則，君主會以為他是在進行誹謗。這君子顯然指當官的人。一般說來，別人對你有了信任，就不懷疑你的居心，就會把你的行為往好處想，於是，你要他做事也好，說他的壞話也好，他都認為你是為了他好，自然也就會心甘情願地去做，更不會聽不進你的話了；否則，事情常常正好相反。問題在於，要取得別人的信任，有多難！電視作品中不總能聽到“我這是為你好”的無奈的表白嗎？這表白就證明了兩點：一、表白者尚未取得他對之作表白的人的信任；二、他要取得那人的信任，很難。孔子就是基於這種生活經驗說這番話的吧？
3-5子曰：“夷狄之有君，不如諸夏之亡也。”
《論語》中講的“夷狄”，前已說過，是指落後、野蠻、未開化的國家，與之對稱的“諸夏”，則是自認為文化比較發達的“中國”，實際上隻是當時東南各國。這裏“之”字表示假設，“亡”同“無”。孔子為什麼說夷狄各國即使有君也不如中國的無君？這自然是因為他對那些民族國家的文化估計得很低，認為他們還不配有君（在古代，“君”是與道德高尚相聯係的，而領袖的傑出自然又意味著整個國家開化到了相當程度），因此即使把他們的頭領稱為君，他們國家的整個發展水平，也還達不到中國無君時代的狀況。但還要進一步問：孔子這樣說僅僅是為了陳述這個事實嗎？是什麼背景使得他有必要把這個當時必是眾所周知或公認的事實突顯出來？合邏輯的回答隻有一個，那就是孔子對當時中國雖有君而實際上等於無君的“天下無道”局麵很是不滿，於是借用陳述夷狄雖不配有君但實際上有君的反麵事實，來表達心中的不滿。所以這句話的現實含義是：我們諸夏如有君，就會不知強過夷狄多遠了，可我們現在的實際呢？——注意，當時的夷狄諸國，主要就是楚國和吳國，而這兩國的國君是頗為賢明的，國家也治理得不錯。很明顯，這同時包含有對於當時周天子不滿的情緒，因為現在有君等於無君的天下無道局麵，根源應可追溯到天子那裏去。不要認為，孔子決不可能對君主以至天子有所不滿。不！在孔子心中，天子、君主是應該尊敬和服從的，但這根據在於他們有德，象征著“道”，並且因此他要對天下有道負責，一旦天下無道，他是理應遭天譴的，人民也有理由收回對他的尊敬，因為“民心無常，惟惠是懷”（《書?周書?蔡仲之命》），“民網常懷，懷於有仁”（《書?商書?太甲下》）。這不但是古人的遺訓，也是人情或者說人道的邏輯，孔子不會不懂。所以錢穆於此章後說：“《論語》言政治，必本人道之大，尊君亦所以尊道，斷無視君位高於道之意。”李澤厚引了這段話後說：“從錢說。”寫到這裏，我突然想起：有段時間，我們取得任何一點成績，得到任何一點好處，都要求把功勞歸於某一個人，對他表示感激；可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難，遭受多麼慘痛的犧牲，又決不允許對那個人表示絲毫的埋怨，這種大悖“人道邏輯”的事，竟發生在孔子以後二千多年了的“諸夏”，真令人“百思不得其解”。不斷地給別人帶來災難禍殃，又無限地要求人家感激謝恩，世界上竟有這樣的怪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