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下兩章是曾子的話。
1-9曾子曰：“慎終，追遠，民德歸厚矣。”
“慎終”和“追遠”，是指辦理父母的喪事非常誠懇、慎重，對祖先的祭祀追念十分虔誠、恭敬。這是盡孝的表現。而孝弟，曾子認為是“為仁之本”（見1-2）。因此，這樣做是抓德性修養的根本、基礎。從後一句看，這是對為官者說的。按照孔子上行下效和“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的理論，為官者能從根本上修養德性，民德自然歸厚了。
“慎終追遠”的活動、儀式，是任何一個民族都很重視的，所謂民族特點、風土人情，除婚嫁外，就主要表現在這裏。這方麵的特點，對於民族的凝聚作用，和對民族心理的保持、延續作用，比之婚嫁習俗更為重要和突出。在古代，恐怕也沒有哪個民族的思想家能夠說清楚，自己民族的“慎終追遠”活動為什麼要這樣進行，可不可以改一下。這種活動的產生，說明人類、民族有了自我意識；其作為風俗、不成文法延續下去，則是一種“集體無意識”。思想家作為民族的精英、先知先覺者，隻是對“慎終追遠”的重大意義和作用認識得較為深遠，因而對如何保持自己的民族傳統、增強民族凝聚力，也有比較切實的見解罷了。一般說來，如果“精英文化”，也即上層社會、頭麵人物、領導人、為官者們圈子內的文化，能夠保持過去的傳統，則意味著整個民族傳統的保存和延續，民族文化的“純潔性”也較有保證。因為必須相信，“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風，必偃”，乃是“放之四海而皆準”的普遍規律。
台灣著名學者南懷瑾先生批評對“慎終追遠”的上述解釋是“牽強附會”，提出了他的獨特的解釋。他說：“慎終追遠’是什麼意義？‘終’就是結果，‘遠’就是很遠的原因”，“所以‘慎終追遠’的意思，是說與其要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西方文化中有一句俗話：‘好的開始是成功的一半。’也是這個道理。大家認識了這個道理，則‘民德歸厚矣’。”（見《論語別裁》，南懷瑾著，複旦大學出版社，第36—37頁）很明顯，對“慎”和“終”作這樣的解釋，如果不聯係下文，是可以成立的，“所以”後麵的話則講不通。要有好的開始，不就是為了取得好的結果，亦即得到成功嗎？怎麼可以說“與其要好的結果，不如有好的開始”？要個好的開始是為了什麼？又，為什麼大家認識了關於“結果”和“開始”關係的道理，民即老百姓的“德”就會歸厚了？能夠從孔子思想和《論語》中找到根據嗎？孔子隻說“民德歸厚矣”，不提一下做宮的人認識了這個道理後會怎麼樣，又是為什麼？難道做官的人一定都早認識了，所以不必說？還是這個道理並不能使君子即為官者的德“歸厚”？還有，從文章看，由“這個道理”到“民德歸厚”，是要以“大家都認識這個道理”為條件的，可孔子在這裏隻講了“這個道理”，並未提“大家都認識”這個條件，怎麼一下就跳到“民德歸厚”上去？這哪有邏輯性？不去除這些疑問，恐怕要說南先生自己對這一章的解說是“牽強附會”的。聲明一句：我這樣分析，絲毫沒有譏諷南先生的意思，隻是想強調一下本書《序》中說的一個意思：對《論語》章句的解說可以被接受為“達詁”，必要條件之一就是要邏輯上說得通。
19-19孟氏使陽膚為士師，問於曾子。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則哀衿而勿喜！”
“士師”是法官。陽膚被任命為法官後，向曾子請教要注意些什麼，曾子的回答真令人感動：當今世界，在上位做大官的人都不清廉（失其道），老百姓早就和他們離心離德了（民散久矣），因此治安案件必多，你上任後如果審出了案犯的真實情況，得知他確實犯了罪，你也不要為自己的工作成績高興，倒是應該可憐和同情犯人。這是多麼的善良、正直！這是怎樣的見識、胸懷！這就是孔子教出來的人道主義。注意，曾子並沒有叫陽膚此時就不必依法辦事。對犯人可以哀憐、同情，但法律沒有改變時，仍隻能依法判決。法官應以依法判案為天職，當現行法律有違人道主義精神時，他的人道主義隻可表現為爭取改變法律，而不可以表現為按自己的理解和正義感辦案。
我不禁想起了雨果名著《悲慘世界》的主要情節：樸實善良的冉阿讓為養活姐姐的女兒偷了一塊麵包，因此被判徒刑；為了養活外甥女，他不斷越獄，結果是不斷加刑。當坐滿十九年的牢後被釋放時，人們像看待瘟疫一樣地看待他，他則對社會充滿了仇恨，一心隻想報複。可他受到主教卡福萊的感動後改變了主意。從此，他憑著智慧和一身絕技，做著別人做不到的種種好事。自然，並非都是法律允許的。一直盯著他的警察沙威簡直是法律的象征、化身，正直得不能再正直了，依法辦事到無以複加了，盡管已經深信不疑冉阿讓就是當年的逃犯（為了做好事，冉阿讓後來又入獄，但越獄成功了），但因為沒有確鑿的證據，隻是長年地盯著他，決不就對冉阿讓施行逮捕。可是，當冉阿讓辦完最後一件好事，決定把自己交給沙威時，沙威卻猶豫了。這時，人類的良知和警察的角色意識，人道主義的呼喚和法律權威的要求，在他心中開始了搏鬥。結果是：沙威拒絕逮捕冉阿讓，他自己投河了。看來，有些倫理思想是沒有時代性和地域性的。“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是一個，人道主義精神高過法律的權威，又是一個。
（四）施政方法：正名分、舉賢才、求實效
《論語》中有二十多章是孔子關於施政方法的言論，大致可以歸入三類。
1．正名分
孔子的“正名”理論是很有名的，許多書都從哲學上去分析。其實，孔子是把正名作為一項政治舉措提出來的，是要求用禮的規定去糾正現實生活中人們（主要是做官的人）的越出名分了的行為，以維護天下的正道，也就是周禮。
13-3子路曰：“衛君待子而為政，子將奚先？”
子曰：“必也正名乎！”
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
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蓋闕如也。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事不成；事不成，則禮樂不興；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刑罰不中，則民無所錯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無所苟而已矣。”
要讀懂這段對話，需要弄清它的背景。衛國太子蒯聵因父親衛靈公不喜歡他而逃到國外，其父死後，君位就由他的兒子輒繼承了。後來，蒯聵想借助晉兵回衛國為君，兒子輒竟派兵阻擋。這父子爭君位的局麵如何處理？此時子路正在衛國做官，孔子也到了衛國。子路知道，輒有讓孔子出來為他輔政的意思，於是問孔子，假如他上任了，會先幹什麼。孔子答說必先進行正名。很明顯，這正名是針對父子二人爭君位而提出來的，意思是先要按父和子這兩個“名”本來應有的意義來判定聵和輒究竟誰對誰錯，然後才能確定誰應為君，否則，無論哪個實際上占了君位，都將“名不正”。這樣的“正名”，不是大的政治行動嗎？子路認為孔子這樣做是太迂腐了，於是孔子發了這一大段議論，批評子路，論證正名的重要性和必要性。
五個用“則”字表達的假言命題中，第一個最關緊要。孔子的意思是：你沒有那個名分，卻去說隻有具有那名分的人才能說的話，那必會覺得理虧心虛，以致話都語無倫次，言詞都不順當了。用今天的話說就是：如果你沒有資格說那種話，你說起來就會感到理不直氣不壯。這是誰都有的經驗和感受。小學課堂紀律不好，班長站起來說：“安靜點！”他一定理直氣壯，心安理得，同學們也可能就安靜下來一會兒。連小組長都不是的學生，一般都不敢出這個風頭，就是因為他也懂得“名不正，則言不順”。所以“正名”首先是針對為政者的，是要求他具有一種自我意識，不去做同自己的名分不相稱的事，也就是不要“僭禮”。這用今天的話說，就是教人具有“角色”意識，扮演好自己的角色，既盡職盡責，又不行為出格，去做自己不該做的事。事實上，做“名不正”的事，也就是所謂的“出師無名”，必定遭到輿論的反對，你自己都心虛理虧，別人就更不會聽你的，你發號司令沒人響應，政策措施就難以推行。所以下句是“言不順，則事不成”。
在孔子時代，為官者的“事”，基本上可用“禮樂”二字概括，即或者就是推行禮製，或者是為推行禮製創造條件或掃除障礙，所以“事不成，則禮樂不興”，可說是邏輯上說的“永真式”命題。後一句“禮樂不興，則刑罰不中”，值得注意。從孔子反對“道之以政，齊之以刑”可知，他是把刑罰看作“禮”的對立麵的，何以這裏又強調刑罰了呢？原來，孔子並不認為刑罰毫無作用，應予取消，而是主張要用“禮”來統率“刑”，將刑罰納入禮製的軌道，成為貫徹禮製的必要手段。所以這一句應重在“中”字——讀去聲，“適中”的意思。禮樂興了，刑罰的製訂和執行就會都很恰當、適中了，從而人民有禮可循，有法可依，人人循規蹈矩，否則，自然是大家都“無所錯手足”，不知如何是好了。應該說，不大講邏輯的孔子的這一段議論，是很有邏輯性的。最後的結論也一樣：所以，為官者千萬不可不慎言慎行，要務求說話行事符合自己的名分，做到理直氣壯，這樣也就可以言出行隨，令行禁止。孔子正名理論的根據、針對性和基本內容，就是如此。
12-11齊景公問政於孔子。孔子對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雖有粟，吾得而食諸？”
這也是人們講孔子正名理論時引用得最多的一章，重點放在如何正名上，所以針對性也擴大到了普通人。
孔子看到了，每個表示人的社會身分的名，如君、臣、父、子等，實際上都指示了，或者說包含著那種身分的標準，例如“父”作為標示社會身分的名，就含有這些意思：應該撫養、教育子女，對子女必須慈愛而又嚴格要求，有決定子女包括婚嫁在內的各種大事的權利，等等。這就是父之為父的標準。這種標準，孔子也稱為道。所以君有君道，父有父道，等等。事實上的君、臣、父、子都符合自己名分的標準，那就是“天下有道”，否則就是“天下無道”，也就是“天下大亂”。用本有的標準，去糾正違背標準的行為，使得事實上的君、臣、父、子回到他們應該是的樣子，就是“正名”。所以“君君”、“臣臣”等的頭一個字是實體名詞，指事實上的為君、為臣者，後一個字是抽象名詞，表示君、臣的標準，也即為君為臣之道，但作為動詞使用了。因此，“君君”是說“事實上的君要成為符合君道的君”，說簡單點，就是“君要像個君”。由於這是“以名責實”，而不是要求根據發展了的實際情況去補充、改變名的原來的含義，甚或淘汰它，所以孔子的這個正名理論，曾經在哲學上被批為唯心主義，因為它似乎認定，原先的名不是根源於實際生活，而是早就存在的了。但是，毫無疑問，當名的含義，亦即它作為標準並未過時的時候，將孔子的正名理論付諸實踐，是很有意義的。我們今天不是也在呼喚“共產黨員要像個共產黨員”嗎？電視中常有“愧為人父”、“愧為人夫”這類的歎息，不就是歎息者在希望正一下自己的“父”和“夫”的名嗎？
齊景公很欣賞孔子的“正名”理論，還說如果君、臣、父、子等真地都不盡自己應盡的道，那麼縱然有糧食，他也沒得吃了，意思是“國將不國”了。可是，他實際上也並未將這理論付諸實踐。可見，這理論的應用是一個更大的問題。“×要像個×”，這是所有×都懂得、都承認的，可實際生活中所有×都會感到，真正嚴格按×的標準去行動，常常是很難的。這就是生活！也許，又正因為生活如此，正名的要求和理論永遠都不會過時。
8-14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這句話被廣泛地引用，解釋則“各按其需”，因為這句話確實可以作多種理解。例如，你可以解釋為：下級不要過問上級管的事，就像曹劌的“鄉人”勸曹劌那樣：“肉食者謀之，又何間焉？”也可以解釋為：退休了的幹部不要幹預在任者的工作；還可以解釋為：這個部門的人不要插手別的部門的事；外行不要幹涉內行的業務；黨務人員不要介入行政事務，等等。孔子的原意是什麼呢？我以為，應納入他的正名理論：“不在其位”，就是說沒有相應的名分；“不謀其政”，就是說不去做隻有具有那名分的人才可以做的事。因此，全句的意思用正麵語言表達就是：隻做你分內的事，否則，“名不正，則言不順；言不順，則……”很明顯，這意思把上述各種理解全概括進來了。這話在今天的意義是：各單位、各部門，甚至各行業，隻要分工明確了，就不要互相幹預，以免政出多門，使得下麵的人無所適從，又影響同事之間的關係。這一章沒有交代背景，也許就是孔子對弟子們的告誡，要他們以後出去做官時，要注意這一點。
14-26子曰：“不在其位，不謀其政。”
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
這章比上一章隻是多了曾子的一句話。一般都認為，曾子這話是他對孔子上麵那句話的一種理解、體會，所以“位”是指職位，全句是說為官者（君子）隻應考慮本職工作分內的問題，不要謀劃別人職責範圍內的事情。
但從字麵上看，“君子思不出其位”的“其”字，不必是指代“君子”，也可指代“思”。“思”必有對象，有確定的範圍。這就是思的“位”。因此，全句可譯為：君子考慮問題總有確定的範圍，不作不著邊際的空想。這時，“君子”當然既不是專指在上位者，也不完全著眼於道德水平，而是對聰明人、智者的一種稱呼了。這樣使用“君子”一詞，在《論語》中找不出第二個例子，所以這個理解雖然說得通，但作為對《論語》章句的解釋，則不合適。
以下兩章不是講“正名”的理論，但涉及這理論的一種應用
3-1孔子謂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
後兩句很有名，常被人引用，但卻是“斷章”，完全離開了孔子的原意。
“八佾”是當時的一種舞蹈形式，按禮製的規定，是隻有天子才可以使用的，季氏竟在自己的庭院中用上了，是嚴重的違禮行為，所以孔子說這話，顯然是對季氏的譴責。最後兩句純字麵上的意思可以是：（我們）連這種事都可以容忍的話，還有什麼不可以容忍？也可以是：（他）連這種事都忍心做得出來，還有什麼不忍心做的呢？孔子究竟是哪個意思？從事理上說，如果孔子說這話隻是發發感歎，表示心中的不滿而已，並不想起來也不是要號召對季氏進行聲討，那就是後一意思；相反，如果孔子說這話實際上是在號召人們起來聲討季氏，那就必須認定是前一意思。由於沒有任何證據可以表明孔子想要聲討季氏，所以我認定，後一理解才是孔子的原意。因此，現在人們引用這句話來說明對於某種現象的不可容忍，乃是“斷章取義”。
季氏不是天子而使用天子的專用舞蹈形式，從正名方麵說，就是“不在其位而謀其事”，即做了不合自己名分的行為；從執行禮製方麵說，則是非禮、違禮、僭禮的表現。糾正這行為，就是回到禮的要求，就是“正名”。因此，要求“正名”就是要求“複禮”。馮友蘭先生說，“正名”的理論是孔子對於周禮所補充的具有關鍵性、根本性的理論之一，是很有道理的。
3-2三家者以雍徹。子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
這同上一章一樣，也是譴責一種僭禮的表現。“三家”指當時實際掌握了魯國國政的孟孫、季孫、叔孫三家；“以雍徹”是說三家舉行祭祀完畢，撤席時唱的讚詩是《周頌》中的《雍》那一篇，按禮製，天子祭祀時才可以唱這首詩的。所以孔子說：“奚取於三家之堂？”“堂”指廟堂，祭祀之地。“相維辟公，天子穆穆”是《雍》的第三、四句，有個譯本譯作：“來助祭的是諸侯的公，周王的儀態美好又端莊。”
從以上兩章看，對於違反禮製的行為，對於不合名分的表現，孔子是很不寬容的。這既是他堅定的政治立場的要求，也是他嚴肅的道德修養的要求，因為在當時，政治倫理合一，“禮”既是政治體製，也是道德規範。對違禮現象表示憤慨，至少心中有所不滿，一般人都會如此的。孔子作為思想家，則不停留於此，他想得更多些、深些，提出了一套理論來說明這種現象，論證它的錯誤性，還指出糾正的途徑和方法。那就是他的仁學學說，將在本書最後一章論及。孔子作為政治家，更不能停留於憤慨和不滿，他迫切要求懲治這種無道現象，恢複天下有道的局麵。這當然要從為政做官者做起。他建議的政治措施和提出的正名理論，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當然，作為思想主張，這後一方麵也就在他的仁學學說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