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教人如何作君子，如何為政，這都是他的教誨。除此之外，他還有許多方麵的教誨，我也將它們集中起來，分為六類。
（一）如何盡孝
古代中國是個宗法社會，孝對於維係社會的穩定，有著根本的作用，所以到孔子時代，孝仍然是十分重要的道德範疇，隻是含義沒有以前那樣寬泛了。柳詒徵先生在《中國文化史》中說“孝之為義，初不限於經營家族”，舉了若幹例證後接著說：“舉凡增進人格、改良世風、研求政治、保衛國土之義，無不賅於孝道”（東方出版中心1988年3月版，第82頁）。就是說，“孝”在最初，幾乎是“道德”的代名詞。到孔子時代，孝基本上是狹義的，即專指子女對父母、後人對祖先的道德關係了。《論語》中的“孝”字，都是在這狹義上使用的。
1．孝的根本要求是“無違”
2-5孟懿子問孝。子曰：“無違。”
樊遲禦，子告之曰：“孟孫問孝於我，我對曰，無違。”
樊遲曰：“何謂也？”子曰：“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
有人認為這是孔子針對某個人或某種現象所作的回答，我倒認為，這正是孔子對孝道的根本理解。孟懿子問他怎樣做就可以稱為孝了，他僅答以“無違”二字，這確實很含混，沒交代“違”的受體。可孟懿子竟不發問，則又說明根據二人當時談話的背景，其實並不含混，孟懿子完全領悟到了，所以他不必追問“無違”什麼。據有的注家提供的史料，當時說的“無違”主要是指的“無違父母之命”。但是後來，孔子卻主動向替他趕車的樊遲解釋說，他講的“無違”是“無違禮製”——父母在時，按禮的要求事奉；父母死了，按禮的規定辦理喪葬和祭祀。孔子為什麼要這樣？是覺得沒有向孟懿子交代清楚，希望樊遲去代他說明一下？還是突然覺得要對樊遲也進行一下孝道教育，於是借此發揮？這是無法弄清楚的，但完全無關緊要，隻要肯定一點就行了：即使對孟懿子講的“無違”僅指“無違父母之命”，這個“無違”也可納入泛指“無違禮製”的“無違”之中，因為子女不得違背父母之命，這正是禮的規定，所以對樊遲的回答，乃是孔子對於孝所作的全麵的、根本性的闡釋，可以認為是他給“盡孝”下的定義，翻譯為今天的話就是：盡孝就是完全徹底地按禮製的要求對待父母。
1-11子曰：“父在，觀其誌；父沒，觀其行；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4-20子曰：“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
這是教人怎樣去判定一個人是否盡孝了，所以兩個“其”字都是指代兒子，即要加以考察的人，全章意思是：他父親在世時，因為他沒有自由行動的權力，所以隻能看他的誌向，即分析他的言行，看他是否有違背父親意願的思想傾向；他父親去世了，他可以自作主張了，這時就觀察他的行為表現，看他辦事是否也按他父親生前的為人處事原則，要是連續三年都遵行不變，那就可以認為他是有孝心的了。
有幾點值得考慮。一是如果父親是個道德水平不高的人，他以前的某些行事原則，即他的“道”有違反禮的規定的地方，是否也得“無改”？孔子沒有交代。可這是個明明白白存在的大問題，他決不會忽略的，所以不作交代隻能解釋為不須交代，即這問題的回答是不言而喻的：無改父之道當然是指不改變符合禮的道，至於違禮的部分，如果有，則按禮行事。孔子必是這樣想的，根據是：①由上一章他給盡孝下的定義可知，盡孝就是以禮事父，反過來，任何違禮的行為，從根本上說也是不孝的表現。②前麵說了，在古代，“孝”簡直是“道德”的代名詞，一切德行都可歸於孝的名下，反之，不好的表現自然被認為不孝；在孔子的時代，雖然“孝行”的範圍縮小了，但決不會把不好的行為、違禮的行為，也認作孝的表現。這兩點，博學的孔子肯定非常清楚。大概出於和我同樣的想法，所以楊伯峻將最後一句譯作：“若是他對他父親的合理部分，長期地不加改變，可以說做到孝了。”
二是既然這樣，合禮的就遵行，違禮的就糾正，那就一切依禮而行就是了，為什麼又說“三年無改”？以後為什麼可以改？有何必要改？要給孔子填上這個“邏輯空白”，隻好這樣解釋：禮的規定不都十分具體而嚴格，因此有些事情，父親生前的處理方式說不上合禮或違禮，就是對於這些事情，要求三年內還按父親的方式對待，以後才可以自行決定；還有，禮也是發展的，有些問題，父親的處理方式在當時是公認合禮的，時下的風氣似乎有所變化，不那樣辦也不被認為違禮了。遇到這情況，就隻要求“三年無改父之道”，以後則可自作主張了。這樣解釋，比較切合實際，也符合孔子的思想體係，因為他明確地說過，禮是有“損益”的，亦即既有繼承，也有發展。這，後麵將要談到。
最後，“三年無改”的根據是什麼？當然，這個“三年”不必是確數，可能僅是指相當長的一段時間。但仍有個根據什麼的問題。對此，李澤厚給出了一個回答：“保持本氏族的生存經驗的重要性，才是‘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這一傳統的真正原因，這才是關鍵所在。後人多不注意，常純從道德講、情感講，便講不通。”我認為，李先生這意見十分正確、深刻。但我想作點補充：從個體方麵看，還有個心理方麵的原因，那就是人從不是負責人變為負責人，即從大政方針的純執行者變為製定者時，對於自己今後應該采取怎樣的方針政策，或者說要走哪條“道”，難免心存猶豫，沒有把握，既想革故鼎新，又擔心萬一搞砸了，落個聲敗名裂，這時最好的辦法是暫時維持現狀，即在一定時期內，仍按上屆負責人——在家是父親，在外是前任——的樣式辦，基本上不動、“無改”他原先的安排，搞得好，自然是我的功勞，搞得不好，我不必負責任，倒是可以借口大搞改革，施行我的新政了。這也是人生的經驗，孔子也必有深刻領悟的。至於他是自覺地把這條經驗注入到孝概念中，還是非自覺的，那就有待進一步的研究了。
關於這一章，還有個重要之點，那就是我們上麵的解讀法不是唯一的，還有另一種可能的讀法：認為兩個“其”都指代父親，兩個“觀”的主體不是旁觀的評價者，而是作為評價對象的兒子，因此全章的意思是：一個人，當父親在世時，能夠體察父親的意願辦事；父親死後，則體認父親生前的行事原則，繼續遵行，連續三年都不改變；這樣的人就可算是孝子了。這樣解讀似乎還更好些。不過，按這讀法，我上麵的分析也不必作任何改變。
19-18曾子曰：“吾聞諸夫子：孟莊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與父之政，是難能也。”
仍是宣傳、表彰“無改父之道”。“無改父之道”是對於孝的普遍要求，怎麼又說“難能也”？這是因為孟莊子是為官者，當官的人總想自作主張，幹出一番大事，並且總有一些個人“死黨”、“哥們”需要自己當權後予以安插，因此，孟莊子繼位後想要繼續任用父親的臣下，也不改變父親的施政方式，比一般人的“無改父之道”遇到的阻力一定大得多。注意：說“難能”，僅在表彰做到這一點之不易，並不暗示為官者本可以立刻改變父之道的，就是說，如果很快就改變父親生前的人事安排和各種政策，仍然是不孝，但事實上，“一朝天子一朝臣”已是傳統和風氣，所以不改需要頂住許多壓力，因此值得表彰。這又說明兩點：①做好事本是應該的，對於有德和重德的人來說，本不必表揚；但頂著壞風氣，反潮流地做好事、施德行，哪怕是普通的好事、德行，都會受到並且應該給予表彰，也是自然的、正確的；②受表彰的行為方式，一般都正是人們不大願意采用的方式，否則，有什麼必要表彰？這意思，前麵已經論及，這裏還補充一句：又正因為如此，所以不可以一般地說表彰好人好事是不必要的，更不可以據此批評提倡者、表彰者。這是人類生活本身的辯證法。
4-18予曰：“事父母幾諫，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勞而不怨。”
這章大意是：作子女的，對父母的行為有意見，隻能委婉地提出勸告（“幾”，隱微的意思），父母不聽從，也要仍然尊敬父母，不違拗他們，盡管心裏犯愁（在這裏，“又”是表示“繼續”；“勞”是“憂愁、操心”的意思），但不發出埋怨。
該如何評價這種孝道？李澤厚評論的頭一句是“這在現代更難做到”，是否蘊含有“應該做到，現代人做到了，也是好的表現”的意思？如果這樣，我就很不同意了。子女要對父母進“諫”，顯然是父母做錯了事，道理在子女一邊。要說得委婉、誠懇、溫和，讓父母既改正錯誤，又不失麵子，這是對的。這屬於方式方法問題，重視方式方法，才能更快更好地取得效果，達到目的。但怎能“見誌不從，又敬不違”呢？這不把父母的個人意誌放在道理——“道”，也即“禮”之上了？豈不直接違背2-5章說的“生，事之以禮”的明訓？這樣，禮還有什麼約束、規範作用？“這在現代更難做到”，說明現代青年更重是非、重正義，不是好事嗎？有什麼可遺憾、要責備的？我真不明白李先生這句話到底是什麼意思。
不要企圖重新闡釋2-5章中的“無違”和這裏的“不違”，以求得二者的統一。強調禮是一切行為的道德標準，這是孔子的核心思想，但在父子關係問題上他陷入了矛盾，就是說，他把處理父子關係作為例外，乃是一個事實，孔子思想中的事實，《論語》中的事實，抹去不得的。還有一個突出的例子是：父親或兒子做了壞事——當然是非禮、違禮的事，如果互相幫著隱而不報，按他的學說，本該斥之為狼狽為奸的，可他竟把這叫做“直”（見13-18）。
關於孔子這樣袒護父子關係的原因，李澤厚則說得很好：“在傳統中國，父子一倫是基礎，頗不同於其他關係。如何處理這一關係，培育親子情的‘孝’，是儒學首重的人道之始。其他一切社會秩序都由此生發。”既然一切其他關係，因之，一切其他規定，都本來是為父子關係服務的，即隻是為了維係、加固父子關係，那麼，當然隻是不能允許關於其他一切關係的規定、理論違背父子關係，而不是相反。打個比方：父子關係是公理，其他關係和對於那些關係的規定是由之推出的定理，當然隻是定理不得違背公理，哪能指責公理不合定理——這就是孔子的邏輯。
父子關係的“公理”和其他公理一樣，也來自生活實際。在宗法社會，父權製、家長製是“天然的製度”，“父為子綱”在當時的人看來是“天生的事實”，他們在這製度中習慣了這個事實，決不會去思考它一下，就像不會思考人為什麼餓了就想吃一樣。後來，人們開始明確地講孝道了，到了孔子時代，孔子把孝擺到一切人際關係的首位來加以強調，到董仲舒時代，把父子關係作為三綱之一規定下來，則說明這個事實逐漸成為人們思考的對象，因而也證明它在變化，即父親對子女的“綱”的作用在逐漸降低、淡化。這個變化由無形到有形，由模糊到清晰，終於使人感到，需要不斷地去加固這個“綱”，它才不會徹底崩潰、消失。孔子就是這個自覺的加固工程的最初的設計師。
17-21宰我問：“三年之喪，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為禮，禮必壞；三年不為樂，樂必崩。舊穀既沒，新穀既升，鑽燧改火，期可已矣。”
子曰：“食夫稻，衣夫錦，於女安乎？”
曰：“安。”
“女安，則為之！夫君子之居喪，食旨不甘，聞樂不樂，居處不安，故不為也。今女安，則為之！”
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夫三年之喪，天下之通喪也，予也有三年之愛於其父母乎？”
宰我反對父母死後守喪三年，認為可改為一年，理由是：三年不習禮樂，禮樂也就生疏了；有一年，農事和火種都經曆了一個輪回，應該夠了。孔子不同意，說：你才過一年就去吃新米飯、穿花緞衣，心安嗎？他一定希望宰我回答說不安的，這樣，不就一下子就說服了宰我？可這個宰我居然回答說：安。這下，孔子實際上是沒詞了，因為宰我說得很在理，但他卻說：你安，你就這樣幹吧！君子守孝時，吃美味不知道甜，聽音樂不覺得樂，住在家裏不感到舒適，所以才不像你一樣，隻想守喪一年。這說的未必實事求是。在當時的道德氣氛下，人們死了父母，其傷心程度會重於今人，哀思憂傷之情維持的時間也可能長久一些，但孔子說的未免誇張了，因為簡直違反人的生理本能和生物本性——下一代對上一代如此依戀，這不利於物種的發展！宰我決不是道德敗類，他都不像孔子說的君子那樣，已足以說明那種君子其實是極少的，是迂腐之輩，其中有些必是故意裝出來的偽君子。孔子才理屈詞窮時，往往以攻為守，強詞奪理地訓斥對方，以保全自己的麵子。好在還隻是對學生如此。
宰我出去後，孔子發的議論也沒有多少道理。三年之喪的來源、根據是“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這說法的根據又何在？這個解釋還明顯與兩個事實相衝突：孩子對母親的依戀之情，比對父親為重，而守喪的規定，至少主要是針對父親的。這裏，孔子真是不顧邏輯了。
但孔子這樣不講理，卻是符合他思想發展的邏輯的。原來，三年喪之禮乃古代傳下來的重要禮製，可能還得到過周公的支持與稱許。因此，以恢複周禮為己任的孔子，必須加以維護，盡管在他的時代，已經瀕於廢行了。既然先就把目標定為維護它，剩下的就隻是進行論證，一旦別人說出充足的理由來反證，自然隻好強詞奪理，以勢壓人了。這是其一。其二，從原始社會到宗法社會，一切製度、組織、禁忌、禮儀等等，總是首先表現為風俗、習慣，直接指導和製約著人們的行為方式，因而與之直接相聯係的是人的情感，與人的理性思維相距遠了一層。後來，規章製度和各種禮節儀式開始由人自覺地製訂時，也不但製訂者的感情因素仍然起著很大的作用，其依據，即製訂規章等想達到的目的，必也是維護人們之間既有的情感聯係，使這個聯係不致因為出現新的現象而遭到太大的破壞。因此，禮作為一切規範的總稱，其原始根據在於人的心理、情感，而不是理性認識。對於這一點，孔子有著或明確或模糊的認識和領悟。後麵我們要講到，因此，他一般地把人們執行禮製即複禮的根據歸結為仁，而“仁”，就是人的一種普遍的心理傾向。對於禮的某個具體的規定，他自然也力求去發現和說明它的心理情感基礎。這一次，他用“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懷”來解釋“三年之喪”，就是這種努力的一個表現，隻是他這一次講得離譜了——也許是氣頭上臨時想出的應急之辭，非深思熟慮後的結論。所以，從這方麵看，孔子在方向上又是對的。他畢竟是他的時代的思想家，反對什麼和堅持什麼，都得說出個道理——所以然來，不能和普通人一樣，用拍胸口，連聲說“我就是要”來應付場麵。
這章中“予之不仁也”一句裏的“之”字是語氣助詞，沒有意義，隻起調整音節作用；“不仁”當是說對父母缺少愛心。
2-20季康子問：“使民敬、忠以勸，如之何？”子曰：“臨之以莊，則敬；孝慈，則忠；舉善而教不能，則勸。”
從孔子的回答可知，“如之何”是問“那要怎樣辦”，不是問“那將怎麼樣”，從而又可以知道，“使民敬、忠以勸”是所謂的“兼語式”結構，即“民”同時充當了“使”的賓語和“敬、忠以勸”的主語。所以季康子是問如何使人民對君主和所有在上位者既敬又忠且勸。這裏的“以”相當於“而”。後麵“臨之以莊”中的“之”指代“民”；“臨”、“孝慈”、“舉善”的主語都是“你”——泛指在上位者，即君主和當官的人；“則”字後麵都有個主語“民”，省掉了。這章每句都好懂，我們關心的是“孝慈，則忠”一句。君主、官員能夠孝順父母、慈愛幼小，老百姓就會對他們盡忠，這個思想，在孔子和孔子時代，不是基於對孝和忠二者之間因果關係的認識而作出的理性判斷，而主要是對於事實的概括和推論：在民間，凡孝慈者都受到尊敬、信任；你在上位者能夠如此，自不例外，而下對上的尊敬和信任，自然表現為對他盡忠。這個思想不是孔子的發現。前已提到，在古代，是“舉凡增進人格、改良世風、研求政治、保衛國土之義，無不賅於孝道”的，到孔子時代，孝的含義縮小了，“孝”、“忠”有了分工，不直接把盡忠的表現稱為孝，二者的聯係變為因果關係：孝子必為忠臣，上能盡孝，下必忠之。孔子隻是對於“孝”概念的這個演化、發展有著更敏銳、明晰的認識和領悟罷了。
由此可知：孝確實是中國人實際倫理關係和倫理觀念的原始基地，其他倫理關係和觀念都由它生發出來，因此，要想在個人身上培育出其他道德品性，得從強化孝道入手。這一點，被統治者和他們的思想家自覺地或者不自覺地利用了：為了讓人民對他們盡忠，他們一方麵大力宣傳、提倡、表彰孝道和孝子，另一方麵自己也或真心或假惺惺地表現出孝慈的麵貌。孔子就是這種思想家，而且是他的時代中這種思想家的傑出代表。
這章中的“敬”、“忠”、“勸”三個字，楊伯峻分別譯為“嚴肅認真”、“盡心竭力”、“（互相）勸勉”，李澤厚譯為“尊敬”、“忠誠”、“相互勉勵”，兩人的理解不全相同，我則以為都領會錯了。很明顯，季康子是問為官者該怎樣做才能使人民“對他”（或一般地說，對“在上位者”）又敬又忠又勸，而不是問怎樣使人民相互之間又敬又忠又勸，因此，“勸”在這裏應是“努力（幹活）”的意思。錢穆就將季康子的問話譯為：“如何可使民眾敬其上，忠其上，並肯加倍努力呀？”就對原文的理解而言，是完全正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