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友不如己者”，有一種責難：照此說，你要結交比你強的人，比你強的人必不肯同你結交，這樣豈不誰都沒有朋友了？對一句生活中的勸勉之辭作這樣純邏輯的理解，應該說是解說者的不對。按孔子的思想，“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即人總可以找到某方麵優於自己的人，這種人就是“勝過己者”，就可以同他交朋友，以便學習他的優點。他哪裏是說，你要經過全麵調查研究，得出他比你強的綜合結論後，再去同他交朋友！當然，這句話還含有不要隻去同比自己差勁的人交往，以顯示自己優越的意思。“無友不如己者”，是同“君子上達”的意思相呼應的。也許，這兩章都不是對一般人作一般的議論，而是孔子對自己學生的教誨，如果是這樣，那麼這句話就該完全按它字麵的意思理解了。哪個老師或家長不這樣教育自己的學生或孩子？
這兩章中都有一句“主忠信”，楊伯峻譯為“要以忠和信兩種道德為主”，李澤厚、錢穆二位先生的譯文和這差不多，也采用了“以……為主”這樣的句式。我以為，今天的讀者很可能把這個“主”字看作是“主次”的“主”，從而造成理解上的困難或錯誤，所以我譯作“堅守忠信的原則”。“主”在這裏恐怕也應是“守住……以作依靠”的意思。
7-22子曰：“三人行，必有我師焉：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
對於這一章前一句，有人喜歡在“三”字上作文章，甚至不放過“行”字，以為三人必須在一起走路。其實，在《論語》的另一處，子貢對這句話作了最好的說明：“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9-22）可見就是“誰都可以作我的老師”的意思。“三”不但不是確數，也不是指“多”，說“三人”和三人“行”，都僅僅是說話的需要。全章是要說：人都有長處，也有短處，所以我總可以找到別人的長處來學習，發現了他人的短處，則可以以之為鑒，在這意義上，我應該把別人都當作自己的老師。之所以說“三人”，是因為長處和短處是通過比較而發現的，我比較別人的長短，這“別人”就至少有二人，加上我，不是三人了？至於說“行”，則是為了指明，這些“別人”不必是特意召集起來的，可以是偶然和我湊在一起了，就像是走路時碰到的一樣。如果是講修辭學，或討論說話的藝術，這樣講一講倒是有意思，為研究孔子的思想而鑽這樣的牛角尖，就屬於無聊了。
由此可知，後兩句的“善者”和“不善者”，決不是朱熹注解的那樣，指一善一惡的“彼二人”，而是指發現了的他人身上的長處和短處，並且不必分別屬於二人，可以同時屬於任何同一個人。“擇”，和7-28章中的“多聞，擇其善者而從之”的“擇”稍有不同，這裏不是說選擇，而是說區分出來。長處和短處隻有區別的問題，凡長處都要學（“從之”），凡短處都可拿來作警戒以改正自己身上同樣的缺點，在二者內部都不必再行選擇。
12-24曾子曰：“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
這個“以文會友”，不像我們今天的學術會議，先交一篇學術論文報名，然後開會一起交流。“會”也不必是許多人聚集開會，可以是兩人會見、相會。“文”指禮樂文章，不是論文。聯係到《論語》開篇第一章說的“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就全明白了：孔子的“學”，抽象地說是學做人，具體到學的內容，就是學禮樂文章等；學得好，學問和道德人品的名氣就大，傳揚開去，就會有人慕名而來求見、請教，於是更有了同人相互切磋的機會，從而道德文章進步更快。每個君子都如此，既有慕名者來會，也想去會自己所慕的人。這樣，由於互相切磋學習，君子的道德水平更高了。這就是“君子以文會友，以友輔仁”。這裏的“以”，楊伯峻譯為“用”，李澤厚譯為“通過”，我以為更有“因為”的意思。因為這章似乎主要不是教誨君子要怎樣去會友和輔仁，而是陳說君子交友和共同提高的實際情況和原因，換言之，這一章的教誨乃蘊涵在對於實際情況的陳說中。之所以說“輔仁”，不說“輔德”，大概是因為仁心的擴大是道德進步的根基，因而說“輔仁”更能突出“以文會友”和朋友間相互切磋的意義。
15-10子貢問為仁。子曰：“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居是邦也，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
這裏用工匠要想幹出好活來一定先要磨好工具來比喻什麼？從“幹出好活”和“磨好工具”是目的與手段關係，可知“事其大夫之賢者，友其士之仁者”是達到某個目的的手段。是什麼目的？從特意加上“居是邦也”一句看，這一章當是孔子帶著學生漂泊國外以求做官參政時說的，所以目的一定是進入所在國的上層。因此手段中才特別交代“事”的對象要是“大夫”，“友”的對象也要是“士”——這個“士”同樣是官，隻是比大夫級別低一點，至少是有相當社會地位的知名人士吧。所以整個這一章講的是如何通過結交大中官員以進入該國的最高層。至於“賢者”、“仁者”，不過是“對我們友好者”的代名詞罷了。看來，孔子為了達到目的，也主張拉關係、走後門。也許，就是因為有學生反對這樣做，孔子才用這樣一個類比推理來論證這樣做的必要性和不得已性。
這一章難解的一點是，子貢問的是“為仁”，孔子的答話卻明顯與“仁”毫無關係，為什麼這樣答非所問？莫非“為仁”還有什麼可以與這種回答相對應的特殊含義？——這是一條思路，實際上，如果把這個“為仁”解釋為“施行仁政”，問題就接近於解決了。這一點我們留到下一部分講“仁”時再作討論，這裏隻順便指出，對於這個答非所問的問題，許多注釋者都考慮到了，但都忽視了“居是邦也”一句，所以為解決這矛盾而作出的注譯總顯得不合事理，違反邏輯。
5-25子曰：“巧言、令色、足恭，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慝怨而友其人，左丘明恥之，丘亦恥之。”
這章上半段是為下半段作鋪墊。“巧言”當是指花言巧語；“令”本是褒義詞，“美好”的意思，故有“令尊”、“令名”等說法，但這裏是和“巧言”並列著說，就帶貶義了，應是指表情偽善。由此可知，“足恭”必是說過分的謙恭。這些表現都存心不良，目的是騙人上當，所以都是不道德的，可恥的。
“慝”通“匿”。把自己對別人的怨恨之心掩藏起來，主動去同他交朋友，或同他保持表麵上的朋友關係，這不是大度，不是有修養，更不是善良，而隻會是不誠懇，或別有用心。所以孔子說，左丘明認為這表現可恥，他也以為可恥。這裏當然重在“去結交”，如果是為了維持朋友關係，則要分析了。當初交朋友的時候，毫無不良動機，完全出於友誼，後來，發現朋友對自己確實做了“不夠朋友”的事，於是有些怨恨，或者說埋怨、怨氣，這是很自然的，也是朋友間實際上常有的情況。這時就該立即斷絕友誼嗎？顯然不妥。那麼，毫無保留地向朋友說出自己的怨恨？應該這樣，但有時效果會不好，可能斷了本來應該也可以維持的友誼關係。這時，將怨“匿”一段時間，也許是較好的選擇。生活中的普通人大概就都是這樣。這樣做，按說也符合孔子的思想，因為“適宜”就是義，這樣處理就也合乎義。
5-17子曰：“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
後一句是說誰敬誰？按說，如果隻是表彰“善與人交”，就重在“善交”本身，而不是它的結果，因而是晏平仲敬朋友。如果表彰的是晏平仲其人，說他“善與人交”僅為舉例，則重在結果，以證明他確實“善交”，從而是晏仲平受朋友敬。那麼該取哪一說？這隻可通過背景事實來確定，不能根據哪個理解優劣來選擇，也無優劣可言。又，這個“而”字是“還”的意思，因此“久而敬之”是說交得很久了仍然“敬之”，還是“而且”的意思，“久而敬之”是說交得又長久又“敬之”？這二者有細微的差別：按前說，“久”主要表示“敬”得久，也暗示“交得久”；按後說，“久”直接陳說“交得久”，從而潛伏著是否一直保持著“敬”的問題，後麵用“敬之”作肯定的回答。鑽了這些牛角尖之後，我以為，離開背景，僅著眼於文字和“善與人交，久而敬之”作為教誨的意義，這一章應這樣翻譯：晏仲平很善於交朋友，總是交得又長久，又始終相互敬重。這與楊伯峻、李澤厚二先生的譯文，有著相當的出入了。我特別於“敬重”前加“相互”二字，不是因為前麵關於“誰敬誰”的兩個說法都可以成立，於是來個和稀泥，而是出於這樣的考慮：朋友間的“敬”總是相互的，隻有單方麵的敬絕對維持不了多久，不管你“善與人交”到什麼程度。
12-23子貢問友。子曰：“忠告而善道之，不可則止，毋自辱焉。”
“忠告”和“善道”自然不僅僅是說“告”和“道”的動機好，出自誠心和善意，更應該強調內容方麵，即言語的勸告和行為的引導都正確、合義。這才是真正地對朋友有忠心善意。孔子肯定有這個意思。為什麼朋友不接受、不聽從，就該停止“告”和“道”呢？如果朋友作為當局者確實“迷”了，你作為旁觀者“清”得很，看著他在錯誤的道上愈陷愈深，麵臨極大的危險，也“不可則止”嗎？這樣做僅僅為了免於受辱，不太自私了？哪裏談得上“忠”？“善”又有幾分？又，為什麼“不可”仍然“不止”就一定受到侮辱？這不是對朋友不信任，把他看扁了嗎？難道“不可”本身就是“辱”？對這兩個問題，《論語》都沒有給出我們滿意的回答。也不要企圖對這一章另尋解釋，以避免這兩個問題，因為還有幾章證明，這兩個問題是繞不開的。例如4-26章中還從正麵說：“朋友數，斯疏矣”，雖然“疏”不全等於“辱”（這個“數”是指勸告朋友次數太多）。所以隻好說，在交友的問題上，按孔子的思路和思想體係，他並不要求對朋友一忠到底，就是說，他認為隻要有了“忠告”和“善道”，“不可則止”也夠忠的了。
要對孔子的這種態度或者說主張作出合理的解釋，必須明確：孔子既是道德家，又是政治家：就他的身份、地位和實際活動來說，道德家一麵是主要的，而從他的理想、抱負和觀察處理問題的角度看，則政治家一麵居主導地位，他的倫理思想必須服從於他的政治觀點。是的，在他的時代，在孔子心中，倫理與政治合而為一，並未區分。但這不等於在遇到具體問題時，倫理道德的要求和政治需要的壓力完全一致。前麵談到過的忠孝不能兩全的道德衝突，實際上就是對君上盡忠的政治壓力和對父母盡孝的道德要求的矛盾。把孝看作忠的基礎，宣傳孝子必忠臣，又把盡忠說成是最大的盡孝，承認忠臣皆孝子，這既是倫理政治不分，卻又暗定了必須用倫理服從政治的方法去解決二者的矛盾。凡是倫理政治不分的時代和思想體係，都必然或明確或隱蔽地確認了這個方法，孔子更是如此。處理同朋友的關係，孔子也納入了他的政治主張之中，因此，當交友之道的嚴格要求與政治目標的實現之間發生矛盾時，他要求犧牲友誼，服從政治目標的驅使，理由同忠孝不能兩全時要求盡孝服從盡忠一樣：如果朋友和我道相同，即目標一致，那麼，這種犧牲實際上是在更深層的意義上忠於友誼；如果朋友竟不和我同道，那麼，“道不同，不相為謀”，你根本不是朋友，談何忠於友誼？考慮到了這一點，前麵的兩個問題就解決了：原來，這一章完全是局限在個人生活範圍內談問題，對朋友的個人生活細節，自然也有“忠告”和“善道”的必要，又當然要“不可則止”；如果這原則竟不適用了，那一定是政治上的大分歧了，這時就隻能按政治和友誼的關係處理，“不可”後該不該“止”和“不止”會不會造成“自辱”，以及要不要怕自辱，都要看政治需要而定了。
9-30子曰：“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可與適道，未可與立；可與立，未可與權。”
作為對於人際關係狀況的描述，這說得很實在。同學關係，不是選擇建立的，也不好說哪種人和你同學都不行。但同學了哪怕十多年，最後未必走上同一條道（這“道”是政治道路和“為人之道”的道）；走在在同一條道上了，也未必堅持同樣的原則（這“原則”是指辦事的基本方針）；在原則上統一了，在實踐中貫徹時采用的具體策略，即靈活的權變措施，還可能大不一樣。這原因就在人的個體性、個性，最要好的朋友間，也有個性的差異。那麼，孔子說這話的目的是什麼？亦即這一章作為教誨，它教的是什麼？是要你承認他人的個性，不要強求他人總和你同一、一致，還是教你對人要多個心眼，不要以為他現在和你一致了，以後就一定不會反對你？這就隨你了，因為這兩種理解都符合孔子的思想體係，二者本身也無優劣之分。
我把這一章列入“如何對待朋友”一節來講，是想到兩個最初有同學關係的人，後來關係發展的全程正如這一章所描寫的。這個發展也許帶有規律的性質，因為越是高級的存在物，個體差異亦即個性也越是突出，個性的自由發展程度乃是社會進化水平的最高標準。將這個思想用到交友問題上，就千萬不要對朋友說：既然把我當朋友，就幹什麼都應該和我一致。
3．怎樣事君
15-38子曰：“事君，敬其事而後其食。”
要嚴肅認真地辦了事以後再拿工資，這不同我們現在的打工仔們一樣嗎？在孔子時代，居然對於事君也隻提這樣的要求，可見當時君臣關係還比較鬆散，同我們今天的雇主和雇員之間的關係，有類似的地方。先做事，後拿錢，這太正常了，孔子說出這樣一句話，學生還記下，一定是因為出現了不正常情況，有不做事卻拿錢的人。所以這句話說明，當時官員中也存在腐敗現象，有人吃飯不幹活，或也機構臃腫，閑職冗員太多，有人無事可做，又不能不給他們薪俸，孔子對此很不滿意，就用這樣一句像是廢話的話來加以諷刺。不知孔子說這話時想到過沒有，他這樣說，與他說的“不在其位，不謀其政”是否衝突。官場上的事，你老百姓管得著嗎？你要管，說明你或者想謀政謀位，或者竟認為這天下是老百姓的。要是放在後來隨便哪個朝代，憑哪一條都可殺你的頭。孔子竟沒一點事，這證明當時還有點言論自由，就是說，老百姓隻是口頭上批評一下當官的，那是既不違禮，更不犯法的。
14-22子路問事君。子曰：“勿欺也，而犯之。”
這章中的“犯”字，楊伯峻、李澤厚都譯為“觸犯”，這就使得我們今天的人不可理解了。君是主人，臣是奴隸，一般說，民對官、下級對上級都隻會欺騙，以求蒙混過關或推遲一下大禍的到來，決不敢觸犯的，哪會反道而行，對君主竟不願欺騙，還敢觸犯的？《論語》許多章一起說明，孔子有“好漢不吃眼前虧”這句話所表達的思想，按這思想，他也不應這樣主張的；這話作為教誨，更豈不是有意害人？可沒有證據表明，這章是把“欺”、“犯”二字弄顛倒了。因此隻好說：這句話或者是專門針對諫官說的，因為諫官必須如此，乃是禮製的規定，而當時在上者實際上在鼓勵下麵的人對他報喜不報憂，因而諫官們也不敢諫，紛紛成為“拍官”了，所以孔子這樣提醒或諷刺諫官；或者是孔子在教育自己的學生，要他們具有像海瑞對嘉靖皇帝的那種忠心。若確是後一情況，則要說，孔子看到了，愛聽好話，喜歡歌功頌德，這是為君者、居上位者的通病，他們還往往用權勢壓人，以證明自己正確、英明、偉大，以至老虎屁股摸不得，這樣，作臣子的，居下位的，就會或為晉官加爵，或為保命全身，紛紛逢迎阿諛起來，於是下情更加不能上達，國家政治更加腐敗，最後走向衰亡。因此，他勉勵學生對君主，也即對國家要有這樣的第二種忠誠式的忠心，具有“君子之於天下也，無適也，無莫也，義之與比”（4-10）的膽識與氣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