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20季文子三思而後行。子聞之，曰：“再，斯可矣。”
這個“三思”就是多思，季文子對事情要多方考慮了以後才采取行動，正是按孔子的教誨辦事，孔子怎麼又加以反對，說考慮兩次就行了？顯然，這必定是針對一件具體事情，孔子認為情況已經完全弄清楚了，各種處理方案的利弊得失也明明白白，時間又不允許久拖不決，而季文子卻猶豫不決，當斷不斷，於是作這樣的批評。“曰”前特別交代“子聞之”，可以證明這個推測不誤：“之”指代的不是季文子具有三思而後行的性格、品質，而是他當時對某件事該如何辦下不了決心，正處在“三思”中這個情況。所以這一章不是對“多思”教誨的否定，而是補充說：“多思”不是無休止地調查研究情況，製訂、比較各種行動方案，一待基本情況摸清，利弊權衡心中有數了，就要當機立斷。由此可見，“三思而行”和“當機立斷”也是既對立又統一的關係，重要的仍然是掌握度。平常說的“一念之差”，“一失足成千古恨”，可以是說思得太少，考慮得不周密，因而鑄成大錯，也可以理解為想得太多，當斷未斷，以致失去良機。對於人生曆程中的這些現象，孔子觀察得十分細致，用普通的、樸素的話言表達出來，有時針對具體情況，有時又作一般性的概括，所以字麵上不能總是一致，但這不是他思想學說中的矛盾，正是客觀矛盾的反映。對他的這類教誨，看作生活經驗之談就夠了，不必作哲學上的挖掘。
但是，從我們接受孔子思想遺產的角度說，則有必要作這樣的補充：這裏有個當事人和旁觀者、現實的行為決策者和後來的總結評論者之間的區別問題。人可能一般地承認自己有優柔寡斷或魯莽輕率的性格弱點，但談到某次對於某個具體問題的處理時，往往拒絕他人的這種指責，即使事實已經證明他那次的處理是失敗的，也仍然會說出許多理由來為自己辯護，說那次失敗決不能歸因於他的猶豫不決或操之過急，咬定即使再高明的人，也會像他那樣，在那情況下做那樣的選擇。這是為什麼？就因為旁觀者和後來的評論者同當事人即“曆史主體”觀察問題的“參照係”不盡相同，而在這些“參照係”中，當事人對自己利益的考慮起著至關重要的作用，而這是任何旁觀者、評論者所不可能完全把握的。因此，一般都認為患得患失是使人猶豫不決、該斷不斷的主觀原因，求利或避害之心太切則是魯莽、冒險、孤注一擲等表現的心理根源。這些，自然隻有當事人、行為主體自己最清楚。考慮到這一點，我們就應該隻要求自己記住孔子的教誨，既多思慎行，又當機立斷，因此就要少點私心雜念，又戒驕戒躁；對待他人，則不要多加指責，因為他人的考慮，你是既不能完全了解，又不便加以幹預的。這是接受孔子這一章的教誨時必須加以注意的。
15-41子曰：“辭達而已矣。”
沒有上下文，這句話可以作多種解釋，因為“辭”是多義的，許多意義用於這句話都可以說得通，也符合孔子的思想。例如，“辭”可以特指“訟辭”，《周禮?秋官?鄉土》中有：“聽其獄訟，察其辭。”聯係到孔子當過司寇，又說過“聽訟，吾猶人也。必也使無訟乎”（12-13），認為這句話是說訟辭不必繁瑣囉嗦，更不要涉及無關的事，把有關案情講清楚就行了，不是很有道理嗎？又如錢穆說：“辭，指辭令。列國邦交，奉使者主要在傳達使命。國情得達，不辱使命。或說：辭指文辭，主在達意，不尚富豔之功。然孔子時，尚不以著述文辭立教，今從前說。”但楊伯峻聯係到“文勝質則史”（6-18），認為孔子這是在說，講話不要使用過於華麗的詞藻，所以從上述後說，也不無道理。從對於今天還有現實意義這方麵考慮，我以為將這一章的“辭”理解為“言辭”，確實要好一些。當然，更根本更重要的是，這理解也肯定不違孔子的思想。
李澤厚也是把這一章的“辭”理解為“言語”的，他說：“可惜的是，今日的標準恰好相反，‘辭’不求達而求不達。君不見，一大本小說或一大篇論文，紆回彎曲，佶屈聱牙，似通非通，極為難讀。經常使人頭昏腦脹，如墮五裏霧中，而‘篇終接渺茫’，仍然不知所雲。據說這才是深刻、真實，才是傑作佳文、‘後現代’。”把今日文風的流弊，批評得如此淋漓盡致，好！
9-19子曰：“譬如為山，未成一簣，止，吾止也。譬如平地，雖覆一簣，進，吾往也。”
這裏是以“為山”和“平地”作譬，說明不管是事情已經接近成功，還是剛剛開始，“止”是自己止，“進”也是自己進。因此，這一章作為一般教誨的意義就是：人的道德修養或事業成就，都取決於自己有無鍥而不舍的精神，說通俗點，就是有沒有恒心，做不做得到有始有終。這裏的“平地”和“為山”對應，“為山”是動賓結構，指“堆土成山”，“平地”就也應是動賓結構，指填土平地。但楊伯峻、李澤厚二先生都把“平地”當偏正結構，譯為“在平地上”，真不知道為什麼。更有趣的是，楊先生將前麵的“為山”譯作“堆土成山”，將後麵的“平地”譯作“在平地上堆土成山”，似乎二者的區別在於一是在山上“為山”，一是在平地上“為山”。其實，這一章在修辭上是很工整對稱的：前麵說“為山”，往上看，隻差一簣土就到頂了，成功了，可缺少這一簣，也還是沒有山，並不等於成功；後麵說“平地”，往下看，僅填入了一簣土，還在底部，事情還剛剛開始，可隻要不停止，一簣一簣地增加著，又必定會將地填平，達到目的。這理解不是很自然，寓意不是很清楚嗎？《論語》中有幾章直接講到人要有恒心，如13-22章中就說“不恒其德，或承之羞”，7-26章中說“得見有恒者，斯可矣”，8-7章中說“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也是教人要堅忍剛毅，始終一貫地朝著既定目標奮進。可見，孔子是把有恒心、剛毅、做事有始有終，看作人的一種很重要的美德的。
6-12冉求曰：“非不說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
冉求說這話必有一個背景，似乎是因故想退學了，又怕孔子誤會是因為不喜歡他教的內容而退學，就說：不是我不喜歡你老人家的道，隻是我力量不夠，怕學不好。因此，他說的“力不足也”未必是真實的原因。所以孔子也不相信，所作的反駁就是針對這個“理由”的：如果真是因為力量不夠，那一定是學了一段時間後在半路停止，你卻是先就自己畫個界限，不準備超出它。——這個“畫”字，楊伯峻認為是“停止”的意思，又把末句譯為“現在你卻沒有開步走”，顯然是自相矛盾：有還沒有開步走的“停止”嗎？
如果說這一章也包含有孔子的教誨的話，那就是：①不要為自己學得不好、沒有成功找客觀借口，以掩蓋自己努力不夠，甚至偷懶、不求上進這個根本的、屬於德性方麵的缺點；②人不可畫地自限，要把目標定得高遠些，隻要不斷努力，即使未達到目標，最後取得的成績也會大得多，並且這樣才能問心無愧，不會後悔。
15-27子曰：“巧言亂德。小不忍，則亂大謀。”
這裏的“忍”作“容忍”或“忍心”解都可以，因為主語相同，二義是相通的：不能容忍別人做某事，是由於自己不忍心做某事，反之亦然。要考慮的是前後兩層意思之間的關聯。我所見到的譯文，都沒有把這裏的關聯交代出來。這關聯就在都有個“亂”字。這裏，“巧言”不是指為了達到某個目的而向別人說的花言巧語，應理解為隻是好聽但並非出自衷心的漂亮話，例如並不打算兌現的承諾、實際上做不到的高調、無法檢驗的豪言壯語之類。說這種話的人常能給人很好的印象，讓人覺得他風格高，心地好，有誌氣，實際上當然不是如此。這就是“巧言亂德”：這“亂”，是讓人迷惑，誤把缺德當有德的意思。這種人和人們受這種人的迷惑，在生活中是常見的。偽君子的言，就大部分屬於“巧言”。
一個人的道德，主要體現在他的理想目標和事業成就上，這二者越是崇高偉大，就越能最大限度地造福他人和社會，就越是有道德。這是人的大德所在。生活中的小節表現，雖然也有道不道德的問題，但隻能稱為小德，必須服從這個大德的要求。但是，人在致力於實現大目標的過程中，常會遇到一些偶然的、突發的事情，使人受到某種感動，或者被它激怒，以致不忍心繼續執行原計劃中某項措施，從而放棄之，或者不能容忍計劃中缺少某個步驟，於是中途增加之，覺得隻有這樣才能心安，否則就感到內疚和良心的痛苦，或者覺得自尊心受到了傷害。開初，可能還以為這個“不忍”不至於影響自己遠大目標的實現，但結果卻正是因此誤了大事，使得前功盡棄，目標落空。這就是“小不忍，則亂大謀”。這“亂”是說被小德行迷惑了，把小德當作了大德，同前句中“亂”的含義是一致的。
可見，這章前後二句是比喻的關係，具有對稱性，前句是說容易被別人的巧言迷惑，錯把缺德當有德；後句是說也容易被自己的不忍之心迷惑，以致因小失大，成全了小德，卻喪失了大德，二者都是真正有德之人和進行道德修養時必須注意的。不知是由於沒有弄清兩句間的這個關係，還是因為後一句確實可以獨立，後來人們引用這一章時，就隻說後一句了，在曹操那樣的奸雄那裏，更完全成了“無毒不丈夫”的意思。
9-22子曰：“苗而不秀者有矣夫！秀而不實者有矣夫！”
禾苗長大了卻不抽穗開花，抽穗開花了卻不凝漿結實，這是確實有的。孔子說出這樣兩個事實來，是想說明什麼？是勉勵人堅持不懈地努力，不要半途而廢，終不成才，還是比喻人生乃是一個過程，因此不必追求終極的目標？我以為都不是。孔子是在感歎壞的偶然性的破壞作用。禾苗由生長到抽穗到開花到結實到死亡，這是一個完整的過程，在一般的、正常的情況下，每一階段都會相繼出現，不會中途停止、死亡。這是必然性、規律性。但卻有特殊情況：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這就是偶然性。人可以認識的、可據以作為立身行事指導的，是必然性。偶然性無從預知，沒法把握，碰到了好的，喜稱幸運，遇上壞的，隻好認倒黴，事情過去以後回憶起來，則無論好壞，都是深深的感歎。所以有人認為孔子這感歎是針對顏回英年早逝而發的，並非沒有道理，不必糾纏於顏回其實隻是“秀而不實”，談不上“苗而不秀”，因為二者都是偶然性造成的，說兩句不過是加重語氣，而且還帶有“馬上就要結實了，真可惜”這樣的意思，更增強了哀歎的意味，更襯托了無可奈何的心情。自然，即使如此，我們接受這一章的教誨時，倒不必和顏回之死連在一起。任何哲人都全感歎偶然性對人的作用，持實用理性觀點的孔子如此，最看不起孔子哲學的思辨哲學家黑格爾同樣如此，他就說過“人世間有多少美好的願望由於偶然性的作用而成為泡影”（大意）。因此，對於偶然性，我們唯一正確的態度是：時刻準備著，將它造成的損失降到最小最小。
15-30子曰：“過而不改，是謂過矣。”
對於“錯誤”，或者說“過失”，人們習慣於從結果上看，即僅看作是做了後果、影響不好的事。孔子認為，還可以從該不該做這方麵看，做了不該做或不去做該做的事，就是“過”。他說“見義不為，無勇也”，就是從這角度看“無勇”這個過失的。他說“德之不修，學之不講，聞義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憂也”，則是擔心自己犯這個意義上的過失。這章又是說這個意思：有了過失，應該主動改正，不去改正，就是一個新的過失。這裏說“是謂過矣”，帶有“這才真是過失”的意味，從而暗含這樣的觀點：人難免犯錯誤，由於缺乏經驗等而犯下了純粹從影響、後果上看的過錯，嚴格說不是過錯。這說明，在孔子那裏，“過”是一個道德範疇，無意犯下的，人不能對它負道德責任的錯誤，不宜稱為“過”。
孔子的這個思想，顯然有著重要的意義，那就是必須從道德上給“錯誤”或者“過失”下個定義，將它與認識論中講的錯誤區分開來。我國倫理學界似乎還沒有研究這問題，哲學界也沒有注意這二者的區別。解放以後，我們犯了不少左的錯誤，許多錯誤傷害了不少人。後來我們承認了，給受委屈的人平反了，可提到當年的錯誤時，當事人幾乎一律把自己說成是認識問題，即犯了認識上的錯誤，極少有人檢討自己的道德責任，決不願說自己有道德上的過失，甚至這時還要在道德上“撈一把”，說自己那樣做是“太老實”、“太聽話”、“太馴服工具”了。真是這樣嗎？人們能夠這樣在道德上蒙混過關，社會也普遍不去追究當事人的道德責任，給予道德的譴責，這顯然與我們沒有一個道德意義上的“錯誤”概念有關。建立並宣傳道德意義上的“錯誤”概念，應是我國道德建設中的一項重要內容和重要任務。
這章的另一重要意義是，它把主動改正錯誤看作“該做的事”，從而肯定了改正錯誤是一種道德義務，其本身就是履行義務的表現，就是一種德行，並且這德行是誰都可以實現的。這對鼓勵人知錯即改，比其他號召更為有力。
這章還體現了一種寬容精神，因為雖然從“過而不改，是謂過矣”，邏輯上得不出“過而能改，是謂無過矣”的結論，但生活中人們卻正是這樣推論的，就像說“沒有買票，不能進場”總意味著“買了票，就可以進場”一樣。所以這一章作為道德命題，就是要求人們不要歧視犯過錯誤的人，要讓他們也享有無過者的道德待遇。宣傳這個思想，在我們這裏甚至很有緊迫性，因為犯了錯誤、受到了懲罰、已經改了錯誤的人仍然受歧視，不能享受平等的待遇，還是很普遍、很嚴重的現實，隻是諸如“勞改釋放犯”、“摘帽右派”之類的稱謂已經不大被人使用罷了。
9-24子曰：“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巽與之言，能無說乎？繹之為貴。說而不繹，從而不改，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法”有“準則”、“法則”的意思，“語”有“告訴”的意思，所以“法語之言”當是指教人遵循道德準則、禮製規範的言論，簡言之，就是嚴肅地指點做人原則的話語。道德上求進取的人，自然會把這種話語奉為行為的依據和指導，拿來對照自己過去的言行，發現曾經有過不符合的地方，就力求今後改正。“巽”有“恭順”的意思，“與”有“讚許”的意思，所以“巽與之言”是指謙恭、讚譽的話。聽到這種話，人自然是高興的。但孔子接著說，對這種話，聽了不可以隻是高興，更重要的是要對之進行分析，查找一下原因（“繹之”）。對符合心意的話隻是盲目高興（“說”同“悅”），不加分析；對指示做人的話隻是表麵接受（從），但實際上不拿來改正自己的錯誤，孔子說，對這種人，他就沒有辦法對付了——“吾未如之何也已矣”。
這一章的主旨是什麼？錢穆說：“本章見教在人而學在己。人縱善教，己不善學，則教者亦無如之何。”也就是俗話說的“師傅領進門，修行在個人”吧？這似乎領會得狹隘了一點。李澤厚說：“愛聽好話而難改過錯，今古同病。”這概括得好，但未把孔子的“教誨”指點出來。所以我想在李先生這話後加一句：此病要在全人類或大麵積地根除，那是不可能的，但在個人，則應該爭取治愈，並且也可能不患。
14-11子曰：“孟公綽為趙魏老則優，不可以為滕薛大夫。”
“老”，據說是指大夫的總管家。當時的趙、魏都是晉國的大夫，晉國是大國，它的大夫也是較大的官，管家則有實權。滕和薛都是小國，它的大夫實際上是很小的官。因此，一般都認為這章是說孟公綽當大官的家臣能力綽綽有餘，卻做不好小國的大夫，抽象意義則是人各有才，能幹好這方麵工作的未必適合於做另一種工作。這樣說在今天是非常正確的，可在孔子時代，社會分工很不發達，談不上有什麼專業，人才多是通才，當官的人恐怕都不是什麼專家，孟公綽既然掌管大權都頗有餘裕，怎麼小權反而掌握不好？這必不合當時的事實。因此，我以為這一章不宜從孟公綽的才能方麵去理解，著眼於他做哪個官對他更有好處，也許比較符合孔子的原意。就是說，最好把這個“優”訓為“好”，“則優”是說“對他更為有利”。在大官那裏做家臣，雖不是頭頭，但有實權，有實惠，也許還很有發揮才能的餘地和機會；在小國做大夫，名義上是頭兒，但實際上沒有多少事做，既無權，又無利，更談不上表現才能，“自我實現”，前者豈不比後者更好？就像我們今天，當大官的秘書也比當個下級部門的一把手強得多。孔子的學生都是準備做官的人，也常有做官的人來向孔子求教，所以孔子以孟公綽為例說明這個觀點，是完全可能的，這觀點也符合孔子不求虛名、講求實際的思想。當然，在頗有城府的人那裏，這個觀點有個限製和補充，其實際涵義會是民間俗話說的：“寧為雞頭，不作牛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