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有一條思路可以達到對此章的這種正確理解。最後兩句說“人焉廋哉”，“廋”的是什麼？自然是人的真麵目。孔子所謂的真麵目必是從道德上說的，所以又必是指人心的仁不仁、善不善，因而一定表現在一事當前，他考慮問題的出發點上，也即目的、動機上。但人的目的、動機是看不到的，壞人也總說他居心善良、動機純正。為了發現某人行為的動機，隻好看他的實際行為表現，因為他的目的必須通過實際行為來表現，他的全部行為都是他實現目的的手段，是他的內在動機的外在表現。但是僅僅通過對行為的分析而認定的目的，還不一定準確。目的雖然對手段的選擇具有決定作用，但由於認識的局限，人難免錯選了手段，這就叫犯錯誤。事實上，壞人就常常用“好心辦壞事”作辯護，以繼續隱藏他的罪惡目的。因此，還要進一步觀察，看他對行為結果的態度怎樣。若是明明出現了損害他人、眾人利益的不良結果，他竟心安理得，毫無愧意，甚至心存喜悅，洋洋得意，相反，遇到於人、於眾有利的情況，他反而不高興，怏怏然，悻悻然，那麼，他原初的目的就再也掩蓋不了了，他就再沒有任何遁詞借口了，“人焉廋哉”了！這就是認識人、發現人的真麵貌的全過程，孔子用“視其所以，觀其所由，察其所安”這樣三句話來描述、概括，是非常精煉而又真確的。這“所以”、“所由”、“所安”應是我前麵講述的意思，也就不必懷疑了。
這裏，孔子接觸到的是道德評價上所謂的“動機論”和“效果論”的問題，很明顯，這裏再次表明孔子主張的是動機和效果統一論。這是一個很重要、很正確的倫理學觀點。從思想方法說，這一章顯示了孔子的辯證思維能力，從世界觀看，則要說他認定人的思想和行為之間是有確定的聯係的，因而人是可以認識的。
2-23子張問：“十世可知也？”子曰：“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周因於殷禮，所損益，可知也。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
從最後一句可以知道，子張問的是周朝今後十世的的情況是否可以知道。孔子認為，不但十世，即使百世以後的情況也是可以知道的。他的思路是：每個朝代都是因襲前朝的製度，不過有所損益而已，因此隻要熟知現在的情況，又掌握了損益的原則，就可以一直推下去，大致了解十世、百世以後的情況。他答話的前兩句，就是用殷因襲夏禮，周因襲殷禮這個曆史事實，得出這個推論所需要的大前提，同時暗示：損益的原則也可以通過分析三個朝代的情況而發現。至於他熟知周朝現在的情況，那是不言而喻的。應該說，在這裏，孔子是很有邏輯性的。
這章說明，孔子看到了並且承認事物發展的規律性。他所謂的“損益”就是要求把社會的發展看作連續性和間斷性的統一，從而有理由認為，可以根據前代的情況預知後代的大致情況。這裏不必糾纏於十世、百世，孔子說“百世”，不過是說明時間再長也可以知道，並且表示他很有信心罷了。
有人把孔子的“損益”思想也稱為“批判繼承”，這沒有什麼不可以，問題是他的“損益”觀中是否也含有我們注入到“批判繼承”這個概念中去的“進步”的意思，就是說，他是否認定了後代必定優越於前代。有人作了肯定的回答，但沒有提出有力的論據。整部《論話》中似乎找不到這樣的論據，相反，倒是有好幾章說明，孔子認為堯、舜時代優於後來的各個朝代。這又涉及到孔子是否為複古主義者的問題，我們仍然不作結論。
2-11子曰：“溫故而知新，可以為師矣。”
這一章一般看作是講學習方法，“故”指先前學過的知識，“溫”即溫習。經常複習學過的東西，會發現以前沒有發現的聯係，得到不少新東西，這個事實，是一般人都有體認的，孔子作為教師，更是如此。既然有了新知識，當然可以給還沒有這知識的人作老師了。因此，對這一章作這樣的解說，不能說不對。但是，用《論語》中別的有關說法來解這一章，這個理解就顯得不是孔子的原意了。
“為師”二字是理解此章的突破口。在孔子那裏，“學”主要是指學習做人的道理，相應地，“師”也主要不是傳授知識，而是教人以為人之道。“三人行，必有我師焉”和“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這兩句中的“師”字可以為證。這兩個“師”和這一章的“為師”，著眼點又有所不同：前兩個“師”是我視別人為老師，“視不視”是我的事，條件僅在我發現了並且承認別人具有某些優於我的長處，或我所沒有的知識；這章的“為師”是從別人方麵說的，是說他，而不是其他人，能夠當我的老師，這條件顯然是他掌握了我和其他人尚不懂得的知識或道理。這就是“知新”的“新”之所在。顯然，這含有他能用這新道理來觀察、說明當前新情況的意思，從而“知新”意味著對當前新情況有比他人更深刻獨到的認識，因之“新”也指“新現實、新情況”。他是從哪裏知道這個新道理的呢？一般說，做人的道理都來自人的實踐，而實踐總是過去了的活動，所以他的這個道理是通過總結過去的實踐經驗教訓而得到的，“新”，隻是因為以前大家研究得還不夠，因而未能發現；他發現了，則說明他對過去的實踐進行了再認識，作出了新的總結。“溫故而知新”就是這個意思，所以它不是表述溫故能夠知新這一認識規律，而是指謂溫故就能知新的人。現在明白了，這一章可以改寫成這樣：善於總結曆史經驗的人，可以當老師。或者：通過對曆史實踐活動的再認識，得到了新道理因而對當前新情況有比一般人更深刻的認識的人，可以當老師。
李澤厚別出心裁，認定這一章的“故”是指“過去”，即曆史，是非常有見地的，隻是他把這裏的“新”翻譯為“未來”，我就不敢苟同了。對“故”有了新認識，自然會用以預測未來，即對未來有所知，但“為師”以教人的，應該說是新知識、新道理，而不就是據以推想到的未來情況，因此，從“溫故”所得的“新”，直接指的也就應該是新知識、新道理，並且隻會是著眼於某人掌握了這種“新”而認定他“可以為師”的。用新道理觀察事物的發展時，對於未來情況的設想，不同的人可能很不一樣。
3-21哀公問社於宰我。宰我對曰：“夏後氏以鬆，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戰果。”子聞之，曰：“成事不說，遂事不諫，既往不咎。”
“社”是土地神，但從宰我的回答看，哀公是問製作土地神牌位用的是什麼木料。宰我回答到周朝是用栗樹木時，加了句解釋（有人認為“周人以栗”這一句是哀公說的），說那用意是要使人民戰栗。孔子聽說了宰我的這個回答，不滿意地說：過去的事不必再提了，做過的事不可挽回了，以前的事不要追究了。看來，孔子承認宰我說的不錯，即符合事實，隻是認為不應該向哀公解釋周朝用栗木做社神牌位的用意是讓人民戰栗，因為那種宗教性恐怖統治並不光彩，對當前的為政施治更無借鑒和指導意義。他的三句話體現著同一個思想：過去的讓它過去吧，一切向前看。
“一切向前看”，這是誰都同意的，也都是這樣做的，問題和分歧在於，人們對這個“前”的理解和要求不一樣，而人們對現在和未來的理解和對今後的要求，是不可能不與曆史發生聯係的，曆史上吃了虧的人，總希望在今天和將來得到某種補償，補償的“額度”和過去的損失若是在他看來太不相稱，他怎能不舊事重提，算曆史老賬？這在他正是向前看。這時，提出不要算陳年老賬，忘記過去，一切向前看口號的人，多半是過去占了便宜而又不願給受過他欺侮的人一點點或足夠的補償的人，或者是過去並沒有吃過虧，現在也還不想得罪權勢者，不敢出來講句公道話，於是來和稀泥，充當和事佬，實際上則是幫過去的欺壓者說話的人。這，大家都心裏明白得很。我們曾經不僅大力提倡過“一切向前看”，也大力宣傳過“忘記過去，就意味著背叛”，還大講過“曆史的經驗值得注意”，其實都一樣，都是為了“向前看”。所以，“向前看”作為思想方法，特別是作為性格特征，是非常好的，作為口號，則要分析它的“時效”，看它到底是在要求什麼人不去算和不去算哪一筆曆史賬。就《論語》這一章而言，孔子的“向前看”實際上就是教人不要算周初暴力奪權和暴力統治那筆帳，那筆賬，孔子也承認，對周朝是很不光彩的。所以孔子這是在偏袒周朝。啊！像孔子這樣的聖人，也不總是公正的！
4-7子曰：“人之過也，各於其黨。觀過，斯知仁矣。”
在古代，“黨”指人的集團時含有貶義，這裏用來指人的過失、錯誤的類別，十分恰當。人有類別，不同類的人，犯的過失也不一樣。這自然是從道德上著眼的。好人，善良的人也難免犯錯誤，但決不會做出太出格的事，不要說不會殺人，就是搶竊、強奸、貪汙這類事，一般也不會幹的。反過來，犯下這種罪行的人，就別想用所謂的“認識不夠”或“上當”之類的話來掩蓋他本有的罪惡用心，蒙混在好人隊伍裏。再分細一點也可以。道德修養較高的人和修養還不夠的人，犯的過失也會有所不同。例如，修養高的人一般不會失態，不會待人很不禮貌，不會發酒瘋，不會隨便發脾氣，等等。一個人有這些表現，則等於告訴別人他還處在道德修養較低的水平上，盡管決不因此就要歸入壞人，或者不好的人一類。特別是，道德行為是符合規範的行為，僅從“合不合規範”看，道德行為隻有同一性，抹去了差別，因而人在“道德地行動”時，個性反而受到了限製，難有充分的表現，倒是犯錯誤時最能顯示人的個性特點。所以，就如“幸福的家庭都是差不多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這句名言表達的一樣，人的道德行為都是差不多的，人的過失卻各有各的特點。從這個意義上說，人的錯誤對於認識人有著更大的價值。孔子看到了這一點，表述出來，就是這一章。
這一章的“仁”字，一般認為同“人”。這樣看是可以的。但我認為，就說是“仁”也可以，隻是要求不要把“過”分類過細。於是全章僅是說：憑著一個人犯什麼樣的過失，就可以知道他有沒有一顆仁心，以及他的仁心的修養水平了。錢穆就是這樣理解的。也許，孔子正是這個意思。
2-18子張學幹祿。子曰：“多聞闕疑，慎言其餘，則寡尤；多見闕殆，慎行其餘，則寡悔。言寡尤，行寡悔，祿在其中矣。”
這裏的“幹”不是簡體字，是古時本來有的，“求取”的意思，所以子張是問怎樣謀求官職以獲得俸祿。孔子分別從聞和見、言和行兩方麵作答：多聽各方麵的意見，對於有疑問的內容，暫時放下不管，可以相信的部分，向別人轉述時也很謹慎，就可以減少錯誤；多觀察各方麵的情況，對於不好理解的現象，也暫時不管，認為有把握可以照行的部分，實際幹起來也謹慎從事，就不會後悔。這樣地言語少錯誤，行為少後悔，自然會得到有關部門的器重，官職和俸祿自然也就會來了。這個回答說明孔子頗有心計，城府很深。這怪不得，他的學生都是準備做官的，沒有一點城府，就謀不到官職，謀到了，也保不住。這是實際問題，孔子完全不教這些內容，哪裏招得到學生？
8-10子曰：“好勇疾貧，亂也。人而不仁，疾之已甚，亂也。”
這個“勇”不是本義上的勇敢，應是指爭強好勝。以爭強好勝自喜的人又厭惡過貧窮生活的話，自然會起來造反，孔子稱之為“亂”。這是他站在統治者方麵說話，但也符合事實。下一句則是告誡統治者：對於不仁的人，你對他厭惡憎恨得太過分了（“疾之已甚”），不給出路，他就會鋌而走險，也會作亂。這不過是生活現象的概括，普通的經驗之談。我把這章放在這裏，是考慮到後一部分也有方法論意義：即使錯在別人，你得理不饒人，可能會使他惱羞成怒，變本加厲，結果反而給自己造成更大的麻煩。一般地說就是：對有缺點的人、犯錯誤的人的批評、懲罰，也要掌握好度，適可而止。
這一章的兩個“亂”字，楊伯峻都翻譯為“禍害”，李澤厚都譯為“亂子”，我則以為是“犯上作亂”的“亂”，甚至就是“犯上作亂”的壓縮說法。
（五）關於學習和教育
孔子是教師，所以他的教誨中，關於學習和教育方麵的為數最多。
1．學習
（1）學習的重要性和目的
1-1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
這是《論語》開篇第一章，對於如何讀《論語》，具有典型的意義。這“習”應作“複習”、“溫習”講，還是該作“練習”、“實習”講？這“時”，是“時常”、“經常”的意思，還是“按時”的意思？或者都要作別的解？又，有朋友來，自然可樂，可為什麼要說“自遠方來”？近處的朋友來就不樂嗎？還有，“人不知”的賓語即對象是什麼？特別是，為什麼把這樣無關的三件事放到一起講？能建立起三者之間的聯係嗎？就是要這樣一字一句地鑽研，又融會貫通地把握，有時還要同其他章比照，才能把《論語》讀懂。
讀懂這一章的關鍵是要懂得，孔子所謂的學，主要不是指學知識，而是指學習做人的道理，或者幹脆說是學習做人（參見1-7章）。明確、肯定了這一點，就可以知道，這章中的“習”不可解作“溫習”，說是“練習”、“實習”也不夠恰當，因為這些動詞都不好以“做人的道理”為對象。李澤厚將這個“習”譯作“實踐”，是準確不過了。由此又可以知道，楊伯峻將這章中的“時”譯作“按一定的時間”，是不恰當的。因為實踐一個做人的道理，不可能預先排定時間，隻能一有機會就應用之。所以這個“時”是“時機”的“時”，“時習之”乃是說一有機會就應用學到的道理來指導實踐。
肯定了“學”的上述含義，後麵兩句的意思和三件事之間的聯係，也都解決了。學了做人的道理，又一有機會就付諸實踐，這樣自然德才都不斷進步，不僅自己感到欣慰、高興（不亦說乎），別人也會嘉獎稱讚，從而人際關係越來越好，人望越來越高，以至盛名遠揚，遠方的人也慕名前來求教、結交了。所以接下說“有朋自遠方來”。這自然更使人快樂。但這當然不是必然的，於是作個補充交代：即使沒有人來求教結交，亦即名氣還不夠大，暫時還不為人知，也不必懊喪生氣，因為這樣表現才算得上君子。可見“人不知”是說“不知名”，即知名度還不夠大，不是說不被人了解。所以楊伯峻、李澤厚把“人不知”譯為“人家不了解我”、“沒有人了解自己”，是不準確的，倒是一個《論語》英譯本將這一句譯為Togounacknowledgedbyothers，頗為傳神，回譯過來就是“未得到他人承認”，很合原意。我見到的此章的譯文，都未把握好這一句的意思，也未理清三句話之間的上述聯係，所以讀來總覺得不連貫，上下句接不上氣。
這一章可說是孔子的“勸學”章。孔子的學生來學習都是為求做官，因此都希望自己的道德學問迅速得到別人的肯定，都渴望成名。孔子從成名方麵勉勵學生努力學習，同時又告誡他們不可操之過急，不要為暫時沒有成名而怨恨生氣，是十分正常的。前麵論及過，孔子自己希望成名，也認定君子都追求成名，這裏卻說：“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不矛盾嗎？一點不矛盾，也無矯情和虛偽，因為這裏是要安慰暫時還未成名的人。並且，追求成名和實際成名畢竟不是一回事，因而肯定追求成名的道德價值，邏輯上並不蘊涵追求者未達到目的就必定悲觀喪氣、怨天尤人的意思，也不要求否定有沒有成名的君子。
1-6子曰：“弟子，入則孝，出則悌，謹而信，泛愛眾，而親仁。行有餘力，則以學文。”
這一章是孔子對當時上層社會子弟的教誨。楊伯峻注釋說：弟子可指年幼的人；當時上層人父子不住一室，這章的“入”是說兒子進入父母居處，“出”是走出他自己的房間。所以頭兩句是說“弟子”在家應如何表現。接下作一般的勉勵：要謹慎誠信，對人心懷愛心，結交道德高尚的人。“親仁”的“仁”隻可能是指仁人，也即德行好的人。
我把這一章放在這裏講，是著眼於末二句：“行有餘力，則以學文。”這兩句說明，在孔子心中，前麵講的五個方麵都是“學”，就是說，那不是在本能地過生活，而是在自覺地實踐一種做人的道理，因此乃是廣義的“學”的一個部分，或者說幾個環節。由此可以進一步知道，孔子的“學”和“習”是對立統一關係：狹義的學著重於求得知識、道理，“習”是實踐這些道理；但二者又都是廣義的“學”的一個方麵、一個環節，就像我們講的認識和實踐的關係一樣：說認識來源於實踐，實踐是檢驗認識正確與否的標準等等時，這“認識”是狹義的，和實踐相對立；說“實踐——認識——再實踐——再認識……”是認識發展的全過程、總公式時，最後這個“認識”則是廣義的，公式中講的認識和實踐都是它的部分、環節。因此可以說，孔子的“學”就是我們講的廣義的“認識”，隻是與實踐聯係得更為密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