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有餘力”的“行”當是指前麵講的五個方麵的“行”，這又證明，“孝”、“悌”、“謹”、“愛眾”、“親仁”，都不僅是內心活動，而是與“行”不可分的，都就是“行”，因此要花費精力，要占用空間和時間，所以致力於以上的“行”之後，不是總還有剩餘精力和“業餘時間”的。如果有呢？“則以學文”，即學文獻，學關於禮樂、曆史等的知識。可見，在孔子那裏，“學文”隻是廣義的學的一個方麵，而且是一個並不太重要的方麵，要學了別的以後還有餘力才去學的。
下一章是子夏的話，可說是我以上解說無誤的旁證。
1-7子夏曰：“賢賢易色；事父母，能竭其力；事君，能致其身；與朋友交，言而有信。雖曰未學，吾必謂學之矣。”
“賢賢易色”不好懂，但對於理解全章毫無影響。子夏是說，一個人能夠做到“賢賢易色”，盡力侍候父母，豁出命來事奉國君（“致”在這裏是“獻出”的意思），恪守信用地對待朋友，那麼即使沒有“學”，也可以說是“學”了。為什麼？當然是因為這四者是隻有學了的人才能夠做到的，學的目的就是為了做到這四點，他既已做到了，怎麼還可以說他沒有學呢？可見，子夏講的“學”，從內容方麵說，就是學做人——怎樣對待“色”、父母、君主和朋友。事物的存在是由內容決定的，有了內容，從根本上說，就是有了事物的存在。因此，做好了人，還說人家沒有學，簡直是自相矛盾。但這當然不是說他也一定掌握了做人的理論，能夠講出一番做人的大道理來。從這方麵看，他可能確實沒有學。“雖曰未學”就是指未學理論知識，這“學”是狹義的學，即上一章講的“則以學文”的“學”。所以最後兩句最好這樣翻譯：即使沒有專門學習過理論知識，我也承認他實際上學得很好了。子夏這樣看待學，自然是以孔子關於學的思想主張為根據的，所以他的這個說法表明，孔子不僅把實踐看作是學的環節，在實踐就是在學，而且相對於學的形式而言，更重視學的內容。
最後講一下“賢賢易色”。明顯的是，這一句和接下的三句並列，因此必也是講對某種人的一種道德義務。除去對父母、對君上，對朋友，人還對誰有道德義務？隻有對兄弟、子女和妻子了。不會是前二者，因為都與“色”字挨不上邊。那麼隻能是對妻子了。把怎樣對待妻子擺在最前麵講，可能嗎？楊伯峻的注釋說：“奴隸社會和封建社會把夫妻間關係看得極重，認為是‘人倫之始’和‘五化之基’。”若此說屬實，則是完全可能的。據此，這一句的大意就是：對妻子，看重她的賢惠，不挑剔她的容貌，所以前一“賢”字為動詞，“尊重”、“賞識”的意思，後一個是名詞，“易”在這裏作介詞用，表示“取代”、“改換”。男人一般都喜歡妻子漂亮，現在要求改把賢惠放在首位，所以說“易色”，這從修辭上說，用詞是很準確的。對於“賢賢易色”一句，解說甚多，我以為，隻要楊伯峻的注釋成立，這種解釋就是最好的，聯係到孔子還說過“吾未見好德如好色者也”（9-18），說明他非常看重好德性（賢）勝過好色這種品德，就更要相信這個解釋可能最符合孔子的原意。王夫之把“賢賢易色”解釋為“以好色之情好賢”，與這個解釋顯然完全一致。
17-8子曰：“由也！女聞六言六蔽矣乎？”對曰：“未也。”“居！吾語女。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學，其蔽也蕩；好信不好學，其蔽也賊；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好勇不好學，其蔽也亂；好剛不好學，其蔽也狂。”
這是從六個方麵說明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仁、知、信、直、勇、剛，這是六種好品質，也是六種美德，但弄得不好，會走向反麵——愚、蕩、賊、絞、亂、狂。怎樣避免這種壞的轉化？孔子說，靠學，這種壞的轉化都是不學習的結果，隻要學習了，仁、知、信、直、勇、剛這些好的道德素質，就會保持、淨化、升華，讓人進到更高的境界。
“學”在這裏不是一般地說學做人了，而是指學習怎樣防止上述壞的轉化，保持那些好的品質，因此，學的內容必是關於那些美德和各自對立麵之間關係的知識、理論。所以這一章表明，孔子並不輕視理論學習，他完全懂得，做人的實踐也是需要理論指導的，不明道理，僅憑樸素的、自發的好品性行動，事情會走向反麵，好品質會讓人辦壞事，成為壞事的主觀原因。這方麵的知識、道理，要在實踐中直接摸索、領悟到，需要有正反兩方麵的經驗積累，成本太高，時間太長，所以最好通過理論學習去獲得。因此，他特別提出這個學的重要性，連舉六個例子來加以強調。
這裏用“言”指好的品質，是因為每種品質在古人那裏說出來就是一個字，而一個字（或者一句話），從聽說方麵去指稱，古人有時也說“一言”。至於用“蔽”指稱對應的壞品質，則是著眼於它們乃潛伏在、隱蔽在相應的好品質中，在“不好學”的條件下，它們就會顯露出來。用哲學語言說，就是它們是“可能的存在”。“蔽”這個字選用得好極了。這可不是修辭水平的問題，而是證明著孔子也具有思辨的頭腦，像“福兮禍所伏，禍兮福所倚”這樣的樸素辯證法，他也有的。
現在看他的舉例。“仁”的含義，本書最後會有專論，現在隻需確認：仁作為人的品性，乃是泛指人有愛心、善心、惻隱之心、憐憫之心、同情之心等等，因此，從行為層次說，它使人善良、本分、老實、厚道、願意相信人、幫助人等等。這品質乃是人的天然秉性。經驗證明，有這秉性的人，如果不加以培訓，不灌輸給他一些人情世故，換言之，他如果不學習，不掌握一點為人處世的知識、道理，那就很容易被人利用、欺騙，而且他吃虧了卻並不給任何他人帶來福利，隻讓壞人得了逞，因而總體上也是給社會造成不利影響。這種“仁”還有什麼意義？所以孔子說，這是“愚”。這個“愚”是樸素的“仁”的轉化了的形態，即由可能的存在變為現實的存在了，其原因，即轉化的條件，就是“不好學”。就是在這個意義上，孔子說“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用個“蔽”字，顯然是說“好仁不好學”隱含著“愚”，即仁可能轉化為愚，因此這個“愚”不宜從智力低下這個方麵去理解，而應著眼於被人欺騙、捉弄了而不自覺，所以楊伯峻翻譯為“容易被人愚弄”，是領會得很準確的。由此還可以知道，“不好學”是說“由於不懂得有這種轉化的危險而不去學、沒有學”，同時還暗示了它的原因是“好仁”，所以“好仁”不僅僅是指“愛好仁”，更有“滿足於仁因而不想將它更提高一步”的意思。許多《論語》譯者將“好仁不好學，其蔽也愚”譯為“喜愛仁德卻不愛學習，那弊病是愚蠢”，應該說是很不準確的。要我翻譯的話，會是這樣：滿足於有仁心而不學習關於它的道理，就有受愚弄的危險。
其餘幾句都可以按上例所示的思路去體會，就不一一分析了。也隻有按這條思路去想，才可以較好地了解“蕩”、“賊”、“絞”、“亂”和“狂”在這裏的實際含義。僅靠翻字典、辭書，是不可能達到對這些概念的準確把握的。例如“絞”，有部詞典正是以“好直不好學，其蔽也絞”為例，釋義為“偏激”，楊伯峻、李澤厚、錢穆三位先生則分別譯為“說話尖刻，刺痛人心”、“急躁”、“急切不精通”，你究竟從哪一個？不是查看得越多，反而越糊塗嗎？
15-31子曰：“吾嚐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無益。不如學也。”
這章中的“以”是“唯”、“隻”的意思。“學”是在哪個意義上講的？李澤厚於此章《記》中說：“同‘思而不學則殆’。既然‘學’常指行為、實踐，不脫離實踐去空想，固然有好的方麵，缺點則是使中國純粹思辨太不發達，以致無真正哲學可言，亦一大損失。”似乎這個“學”也是指行為、實踐，從而這一章的意思是：隻作玄思冥想是無益的，不如去實踐、去幹。我認為不是如此。這裏，“思”是“獨思”的意思，即個人獨處靜思，不和他人討論，也不借助任何資料、文獻等，例如躺在床上閉著眼睛想。“學”，和荀子的名句“吾嚐終日而思矣，不如須臾之所學也”中的“學”相同，是指向他人學習，包括向別人請教、同朋友討論和查閱文獻資料等，而不是指投身實踐，去幹。
必須明確，盡管孔子的“學”概念相當於“活到老，學到老”這句話中的“學”，因此其主要形式是實踐，你在實踐了，而且效果很好，就承認你學了，學得好，但是《論語》中的“學”字，多數還都是在狹義上使用的，即都是指直接以求得知識、道理為目的的活動，從而與實踐活動相區別。就是“學而時習之”這句話中的“學”也是如此——這個“學”如果就是指實踐，豈不與“習”完全同義了？
孔子是否真地有過整天整夜不吃不睡閉門玄思冥想的時候？他這話是一次實際教訓的總結嗎？我想不是的。他隻不過是想強調思和學的一個關係：有時候，獨自苦苦思索很難得到答案，而那答案可能早就有了，這時就不如幹脆去請教別人，或去查一下文獻，也就是去“學”一下。這是誰都有的經驗，不必通過整天整夜不吃不睡隻想但無結果這樣的經驗才能得到。孔子說出的真理都是誰都實際上也有的經驗，他隻是把別人感覺到了但還不夠明晰，或雖然也明確了，但尚未清楚明白地說出來的經驗、體會，用很好的語言表達出來罷了。所以孔子是一個十分平凡又非常了不起的人，又可望又可即，又可敬又可親，是思想家，又是導師，是普通人中的哲人。
16-9孔子曰：“生而知之者上也；學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學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學，民斯為下也。”
我以為，孔子這不是在將人分為生而知之者、學而知之者、困了才學從而知之者和困了仍然不學以致永遠不知者這樣四類，也即四個等級。事實上，孔子並不認為有生而知之者。他公開聲明他不是“生而知之者”（7-20），反對把他說成“天縱之聖”（9-6），並不是出於謙虛，而是因為他認為並且相信大家都知道並沒有生而知之的人。這正是普通人的樸實的觀點。認為有生而知之的人，那隻能是思辨家們思辨出來的結論，並用思辨的方法去證明，就像柏拉圖證明他的回憶說一樣。這一章，仍然是強調要學習才能獲得知識，最前麵來一句“生而知之者上也”，一是誠如張岱年先生所說，“不過是虛懸一格而已”，即僅是為了修辭的需要；二是暗示人們：你如果承認自己不是生而知之者，那就得學，否則會成為下等人，因為隻有生而知之者才可以不學而知，從而邏輯上更加有力了。
把“困而學之”者列為第三等，那麼，第二等的“學而知之者”去“學”的動因是什麼？既不困，卻去學，隻能說是因為他天生就知道學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了，豈不也是“生而知之者”？顯然，孔子不是這意思，他也不會犯這樣的邏輯錯誤。這隻是證明，他所謂的“困而學之者”，是指遇到了困難，實際感到知識不夠了的時候才被迫去學的人，即通常說的“臨時抱佛腳”的人。因此，比之高一等的“學而知之者”，則是懂得學習的重要性，因而經常努力學習，並非遇到困難時才應急地學一下的人。這種對待學習的態度並非天生就有的，這種人的知識又都是學來的，所以這種人不屬於“生而知之者”，又不是“困而學之者”。從道德上評價的話，正是這種人“上也”，因為凡是天生的秉性、才能都不可以作道德評價。例如人長得漂亮是好事，但不是從道德上說的。所以這一章的主題就是教誨人要經常努力學習，不要等到有了困難才去學，這才是有責任心的人，追求道德完善的人對待學習的正確態度。
最後一句，楊伯峻譯作：“遇見困難而不學，老百姓就是這種最下等的了。”這譯文顯然很別扭。李澤厚譯作：“遇到困難仍然不學，這樣的人就真是下等了。”我同意李先生，隻是他似乎是有意地“忽略”了“民”字。這句話中的“民”，未必是指老百姓。因為這裏是在談學的重要性，孔子才根據對待學習的態度將人分為四個等級，完全不是講老百姓和其他人的關係，有什麼必要把“老百姓”作為一個等級列出？他滿可以根本不提的。又，憑什麼肯定老百姓和困而不學者是全同關係，而不是交叉關係？而且，把這個“民”字理解為“人民”，句子在語法上很難說通，所以楊伯峻才無法使譯文通順，李澤厚則不得不作有意的“忽略”。要講通這一句，隻能認為這個“民”字根本不是指人民、老百姓，而是別的意思。“民”的原始意義是“盲”，即人瞎了眼，瞎子接收外界信息的能力差了，自然知識開啟困難，於是“民”字有了“懵懂無知”的引申義。把“民”的這個意義用到這裏就說得通了：它是形容詞，是“困而不學”的並列成分，或者說同位成分。所以最後一句應這樣標點：“困而不學，民，斯為下矣”；該這樣翻譯：遇到困難了也仍然不學習（的人，亦即）總是懵懂無知的人，就是最下等的了。
說明一句：我對這一章中“民”字的含義和它的語法功能的上述解釋，是湖南師範大學譚承耕教授提供給我的。
以上六章講學的重要性，下麵幾章是講學的目的。
8-12子曰：“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
從“不易得也”可知，前一句是說學了三年還不想去做官以求得俸祿（這裏“至”特指思想、意念所至），不是說學了三年還未達到能夠做官的水平。為什麼“不易得”？當然是因為在當時，一般人學的目的都本是為了做官。所以這一章說明，孔子對於“學”的這個目的，是肯定的。前已講過，“學而優則仕”，在古代簡直是一項製度，因為當時的社會經濟發展水平還不能讓很多人脫離生產去專門學習文化知識，因此讀書人、有知識的人是很少的，而做官的人又不能沒有文化，結果自然是學得好一點的人都去做官了，官方辦學的目的就是培養官員。這樣，從讀書人這方麵說，必是抱著做官的目的而去學習的。已達到做官的水平，可以謀得官職了，但竟不去求職，這又說明什麼？顯然說明兩點：一、從社會方麵看，這時官員的需求量開始少於社會的供給量，即供過於求了，因而“學而優則仕”隻會還是一種觀念、一種追求，但沒有製度保證了；二、從讀書人方麵說，求得俸祿變得不容易了，因而必然有了求職競爭。在這情勢下，不參加競爭，可以做官而不去做官的人，就“不易得”了：由於他的放棄減少了社會的就業壓力，對社會是有貢獻的；從個人品性方麵說，則說明他比較通達。所以孔子是帶著褒揚的口氣說這個“不易得也”的。是表揚淡泊名利，受“學而優則仕”思想的影響較小嗎？也可能的，因為社會一旦有某種需要，總會形成一種輿論，產生一種新的道德觀念，讓人去抑製本有的某些欲求，以適應這新的社會需要。率先起來宣傳這種需要的人，則是先知先覺者，其號召則一定會為社會普遍接受而成為一種風氣。孔子就是這種先知先覺者——他既然能預感到知識分子出路的多元化而開私人辦學的先河，就也能預感到“學而優則仕”思想的趨向過時，從而開始表彰“學而優卻不仕”者。
這一章的“學”就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學”了，更不是指實踐了，很像是針對某種“脫產學習”說的，否則，談何“三年”？也許，孔子這是在評論他的某個學生。14-24子曰：“古之學者為己，今之學者為人。”
這個“為己”、“為人”不好解。不會是“為私”、“為公”的意思，因為孔子決不是在批評古人——他崇拜古人，從來隻是借古人諷刺今人，而不是相反。由對古人、今人的這種不同評價可以想到，孔子這又是在借古人之“為己”批判今人之“為人”，因此“為己”必是指“完善自己”。與這相對的“為人”也要是“完善別人”的意思，那就隻能是曲折的諷刺話，相當於我們說的“喇叭口對外”了。於是，這兩句話是說：古代人學習，是為了完善自己，提高自己的道德人格水平；今天的人學習，隻是為了教訓別人，自己根本不按學得的道理去做。
在14-4章中，孔子說：“有德者必有言，有言者不必有德。”這可以作為我上述理解正確的佐證。“學者”，無論指有學問的人或指在學習的人，都有些言論，這是肯定的。就“有言”和“有德”的關係說，顯然是有德者必有言——他有德，必有所體會，說出來，就有言了；有言者未必有德——他那言可能是學舌來的，自然不能證明他必有德。就“言”的指向看，該說有德者的言首先指向自身，即是用來指導自己行動，提高自己道德人格水平的；缺德者的言則是指向他人，即主要用來訓人。孔子不便說今人是缺德者，於是使用他慣用的手法，把今人和古人對比。古人有德，今人的表現和古人正相反，你今人還配稱為有德之人嗎？借古諷今，是沒有民主權利而又想說幾句話的中國人的傳統手法，這手法，孔子是用得很嫻熟的。
13-5子曰：“誦詩三百，授之以政，不達；使於四方，不能專對；雖多，亦奚以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