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文 第四章 孔子的教誨(四)(3 / 3)

這是講學的目的是為了增加本領,搞好工作,否則,學得再多也沒有用。不同時講道德、修身方麵的目的要求,專講才能方麵,這在孔子是很少有的。這章證明他其實並不忽視才能,並不把學的目的局限於道德修養。前麵多次講過,人的成就、名望,主要決定於才能,道德就表現在對於才能的運用上,無才的人,德行高不到哪裏去,這些,孔子是清楚的,他怎麼會忽視才能呢?他不明確說過,“不患人之不己知,患無能也”嗎?

《詩經》在孔子那裏和他那時代,不僅僅是主要供欣賞用的藝術作品,而是有著廣泛的實際應用價值的,是生活的教材。所以孔子說這話不是要講《詩經》的意義和教人如何學《詩經》,因為這是不必強調的了。他是一般地說,不管學什麼,都是為了增強才幹,提高工作能力。用“誦詩三百”開頭,不過是說話的方式,因為《詩經》是當時讀書人最普及、最重要的課程。說“授之以政”、“使於四方”,則說明當時的“工作”主要是“為政”和外交兩方麵的工作。顯然,這話是針對官員和準備做官的知識分子說的。看來,當時人們是把《詩經》當作政治學教材和口才訓練教材來讀的,所以學了《詩經》而不能做好官(“不達”是說辦不通),不能出色完成外交使命(“專對”是說獨立應對),就被認為是白學了。

這一章並未脫離“學而優則仕”的觀點,不過是強調了“學必須能仕”的一麵。

19-13子夏曰:“仕而優則學,學而優則仕。”

解8-12章時已涉及到這一章,這裏隻作補充。對於讀書人,或者說知識分子的目的是不是為政做官的問題,其實孔子自己的表現已經作了肯定的回答。他一生奔波就是為了實現這個目的,直到晚年才遺憾地收了“仕心”,別人問他“子奚不為政”,他那樣答非所問地遮掩自己內心的惆悵,也並未要對“學而優則仕”加以否定(2-21)。從他平日的言論看,《論語》提供了正反兩麵的觀點。肯定這個目的的,如“子張問幹祿。子曰:‘……祿在其中矣。’”(2-18)“學也,祿在其中矣。”(15-32)讚成不出仕的,如上章中說“三年學,不至於穀,不易得也”。又如漆雕開說他對出仕還沒有信心時,孔子表示讚許(5-6)。但無論從數量看,還是從肯定或否定的明確性、堅決性看,肯定“學而優則仕”的,占絕對優勢。因此,從研究孔子思想著眼,完全可以也必須確認,孔子主張學而優則仕,問題隻在於如何說明他也確有一些和這思想主張似乎不一致的說法和表現。而這個說明,我在8-12章的解說中已經作出了,再歸結一下,就是:孔子已經看到官員有供過於求的趨勢,因此感到有必要淡化“學而優則仕”的觀念;在這形勢下,他的學生要得到官職是難有保證了,為了招生的需要和安慰求仕不得的學生,他也宣傳一點淡泊名利的新觀念。這樣理解不但符合事實,也更突顯了孔子思想是實用理性這個總的定性的準確性。這一章不是孔子的話,是子夏說的,他在“學而優則仕”前頭加了一句“仕而優則學”,可能是體會了老師讚賞“學而優則仕”,而又不便過分加以渲染的難處,於是作了這樣的補充:官做好了還要學,可見學是多麼重要!這顯然很合孔子的心意。

關於這一章,還有另一種完全不同的解釋,那就是將兩個“優”字解釋為“有餘力”。這解釋最先是朱熹提出的,他說:“優,有餘力也。仕與學,理同而事異。故當其仕者,必先有以盡其仕,而後可以及其餘。然仕而學,則所以仕者愈深。學而仕,則所以驗其學者益廣。”(《四書集注》)楊伯峻完全采用了這種解釋,所以他這一章的譯文是:“做官了,有餘力便去學習,學習了,有餘力便去做官。”但朱熹作的這種解釋有幾個明顯的說不通之處:做官的人有餘力便去學習,這是他做得到的;學習的人有餘力便去做官,他做得到嗎?你想做官了就有官給你做嗎?有沒有餘力,又由誰來鑒定?想做官的學生都說自己有餘力,怎麼辦?又,做了官的人有餘力就去學習,是為了“仕者益深”,這目的、動機很好,那麼,沒有餘力呢?按說更應該學習的,若借口沒餘力而不學了,豈不證明有餘力便去學習的動機是虛偽的?這些問題,朱熹是無法回答的。他不會沒有想到這些問題吧?想到了,還要這樣解說,為什麼?這我就不揣測了,隻想說,他這解釋顯然不配稱為“一說”。

(2)怎樣學

關於學習的方法、向誰學和學習的具體內容等,《論語》中也有些專門的論述。

8-17子曰:“學如不及,猶恐失之。”

這究竟是在描述努力學習者的心態,還是講“學”本身的某個本質特性必然使學習者產生某種心理反應?這二者還是有些區別的,忽視了這個區別,是流行解釋的根本缺點。

楊伯峻的譯文代表了這章的流行解釋:“做學問好像‘追逐什麼似的,’生怕趕不上;‘趕上了,’還生怕丟掉了。”這解釋的明顯缺點是說不清“趕”什麼,和為什麼隻在趕上了時才怕丟掉了——姑且認定“怕丟”是指怕丟掉了已學到的東西。大概是為了避免第二個缺點,李澤厚譯作:“學習好像生怕趕不上,又怕丟失了。”這有點像是在描述學生之間的競爭,“趕”是說在學習成績、排名方麵追上某個目標對象;也像是講比賽學習進度,落後者在追趕先進者,同時又怕進度趕上了時前頭學過的內容又忘了不少。這樣理解不能說完全不對。孔子是教師,鼓勵學生競爭,甚至組織幾次學習競賽,都是可能的。但這樣去研究孔子關於“學”的思想,那就不恰當了,考慮到孔門的學主要是學習做人,不僅是學知識,就更會覺得不妥。

我以為,讀懂這一章要明確兩點。一是孔子關於學有個基本觀點,用一句成語表達就是:學海無涯。這觀點在《論語》中沒有直接論述,但整部《論語》證明,這是孔子思想的重要部分。二是這一章不是在講學習者的心態,而是要說明“學”本身的一個本質特點,或者這個特點會給學習者怎樣的感受。根據這兩點,我以為這裏說的“不及”,不是說“追趕不上”,而就是“過猶不及”中說的那個“不及”;這個“如”字不是“如同”、“好像”的意思,應理解為“相當於”,所以“學如不及”是說,學海無涯,學隻有“不及”,沒有“過”的時候,因此任何人任何時候都不能夠說他的學問“適度”了,就是說,他學夠了,再學就“過”了。學習者認識到了這一點會怎樣呢?顯然,這時他就不會擔心沒有東西可學,隻會擔心自己學習還不夠努力,和已經學到的東西又丟失了。嚴格說,前一點不是擔心的內容,因為努力不努力是態度問題,自己完全可以掌握的。所以孔子接下是說“猶恐失之”,這“猶”的意思既不是“還”,也不是“又”,而是“言猶在耳”這類說法中的“猶”,用以指明“恐失之”的心態自始至終一直保持著。很明顯,這樣理解,既道出了孔子關於學的一個重要觀點,也仍然具有楊、李二先生譯文所表達的那種勉勵學者不斷進取的意思,可以說就是在教人“學而不厭”,同時還解釋了可能不斷進取的原因,以及可能學而不厭的理由——隻有不斷增加新知識才能“不厭”,老重複舊知識,哪會不厭?

19-5子夏曰:“日知其所亡,月無忘其所能,可謂好學也已矣。”

每天都增加一點本不知道的新知識,每個月都總結檢查一下,不讓已經學了的知識丟失遺忘,這種用功學習的態度自然堪稱好學了。這不僅是在表彰學習態度,也是在教誨學習方法,同時也道出了學習,也即人類認識的一個根本事實:世界是可知的。沒有這一前提,怎麼能保證天天增加新知識呢?這章是子夏說的,明顯同上一章孔子的“學如不及”思想一致,這說明我對上章的解說不誤。

2-15子曰:“學而不思則罔,思而不學則殆。”

這是極有名的一章,但至今沒有令人信服的解釋。

按說,學中必有思。學,無論是讀書、向別人學習,還是自己在實踐中摸索,目的都是求得新知以指導進一步的實踐活動,這中間沒有思是不可能的,它要以思來保證所得新知的可靠性和有用性。同樣,思也離不開學,思就在學中。思,隻是一個思想加工製作的過程,它所必需的原材料隻能通過學來獲得,它所得結論的正確性、有用性不能由它自身來鑒定,隻能靠已有的真知來印證,或用實踐來檢驗,這又得靠學,而且本身就是學。因此,學和思乃是整體和部分的關係,或者說全程和環節的關係。但這樣說確又同時表明,學和思並不是一回事,各有相對的獨立性,人在實際從事學或思的活動時,可能偏重於一方麵而忽略另一方麵。例如讀書學習時隻死記硬背,不對書上的說法加以分析批判而全盤接受下來,這就是“學而不思”。又如孔子說的“終日不食,終夜不寢,以思”,即獨自作玄思冥想,這就是“思而不學”。這一章就是對於割裂學與思的關係,片麵應用二者相對獨立性的一種批評,說前者“則罔”,後者“則殆”。

要弄清“罔”和“殆”的意思,首先要確定,孔子使用這兩個字,究竟是分別對“學而不思”和“思而不學”兩種相反表現本身作批判性的定性,還是指出二者都會導致一種不良後果;並且還要設定,兩句話的評價角度是一致的,就是說,或者都是作定性,或者都是講後果,不會一是作定性,一是講後果。從這兩點看,楊伯峻和李澤厚二先生此章的譯文都有“不一致”的缺點。

楊先生的譯文是:“隻是讀書,卻不思考,就會受騙;隻是空想,卻不讀書,就會缺乏信心。”“受騙”和“缺乏信心”應是學者、思者自己認定的,所以“受騙”必是拿所學知識應用於實踐而發現上當了時才發現的,因而是“學而不思”導致的結果;但“缺乏信心”卻是“思而不學”中就可能存在的心理狀態。讓相繼說出的兩句批評話的著眼點不一致,隻能說是沒有正確領會孔子的原意。

李先生的譯文是:“學習而不思考,迷惘;思考而不學習,危險。”“危險”顯然是指“思而不學”將導致危險的結果,亦即所導致的結果是危險的,因為思而不學本身談不上危險,這時思者可能是洋洋得意、躊躇滿誌的。“迷惘”一般都是指謂人感到辨別不了是非而惘然不知所措的精神狀態,這狀態確實不好說是學而不思中必有的情況,因為學而不思者若是覺得不能明辨是非,他就會去思了,他不思,必是他對所學知識或所得感性認識深信不疑。對於學而不思者,旁觀者可能譏之為“盲目”,他自己卻多半是覺得滿懷自信的。教條主義和經驗主義可說是對他們的最好稱呼。但這就又表明,“迷惘”也決不是“學而不思”導致的結果。盲目自信者,教條主義者和經驗主義者,決不會承認他曾經迷惘過或正處在迷惘中,如果承認,他就會去思了。可見李先生的譯文也沒有滿足前後兩句批評應該角度一致的要求。

基於以上分析,我建議將楊李二先生的譯文各取一半,對這一章作這樣的理解:學習而不思考,等於白學,甚至受騙上當;思考而不學習,隻是胡思亂想,還會導致危險。白學,是說不思考的學習得不到新知,達不到學習的目的,這是給這種“學”定性;受騙上當,是指如果所學的內容不真實,有錯誤,那就是受騙了,用這樣的知識去指導實踐,更是實際上的上當,這是說這種“學”的結果。胡思亂想,是指明不學而思的“思”的毫無根據性,是對這種“思”的定性;危險,則是這種“思”的結果。很明顯,這樣理解既全麵地指出了兩種相反傾向的缺點,又使文字表述顯得前後呼應,對仗工整,並且更全麵地切合了原文“罔”和“殆”所固有的含義:“罔”本有“無”和“欺騙”的意思,“殆”也有“迷惑”和“危險”的意思。

這一章又說明孔子看到了對立麵之間的相輔相成的關係,很懂得學和思是相互聯係相互補充的,二者不可偏廢。聯係15-31章來看,他似乎還有學是思的基礎的意思,不過對這一點講得不夠明確,更未加以強調。

19-22衛公孫朝問於子貢曰:“仲尼焉學?”子貢曰:“文武之道,未墜於地,在人。賢者識其大者,不賢者識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學?而亦何常師之有?”

這裏,子貢不是要讚譽孔子,而是反映、說明孔子學什麼和如何學。衛公孫朝問的是:孔子的學問是從哪裏來的?他這樣問,也許是驚歎於孔子學問之博、之深。子貢說,周文王和周武王時製定的禮製,他們奉行的道理,並沒有消失,還流傳在人間,隻不過才德很高的人才了解它的基本精神,才德較差的人隻懂得它的枝微末節,但沒有不被保存下來的,哪個地方都可以找到,所以仍然可以得知。孔子的學問就是從人間學來的,他到處學,向一切人學,沒有固定的老師。

這一章從一個側麵說明了,孔子的學問主要是關於禮樂的知識,以及他的“無常師”的學習精神。這章應與“三人行,必有我師焉”章聯係起來讀。

4-17子曰:“見賢思齊焉,見不賢而內自省也。”

這與7-22章的“擇其善者而從之,其不善者而改之”,意思完全一樣。孔子就是這樣反複地、不斷地教人從善如流,反求諸己,三省吾身,過勿憚改。這就是他倡導的學。所以孔學、儒學確實帶有宗教的意味,隻是沒有宗教的組織和禮儀形式。

16-11孔子曰:“見善如不及,見不善如探湯。吾見其人矣,吾聞其語矣。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吾聞其語矣,未見其人也。”

這裏兩個“善”字如果同義,就應是指“善行、善事”,而不是指“善人”,因為“見到善人就生怕趕不上似地去趕”倒是說得通,“見到不善的人就如手指碰到沸水一樣地趕快避開”,則不合孔子的思想,因為真正有德之人,仁人,一定主動幫助道德落伍者以至壞人的,不會采取趕忙回避的態度(這一點,我們在講“仁”時將進行論證)。因此,頭兩句說的當是我們曾經大事宣揚過的“好事搶著幹,壞事決不幹”的意思,用“如探湯”來比喻不幹壞事,不過是形象地說明對壞事避之唯恐不及。孔子說,他見到過這種人,也聽到過這樣的話,意思是做到這兩點並不太難,所以這種人也還不少。接下兩句和8-13章說的“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意思差不多,因為“求其誌”既然是和“達其道”(“實現理想”)相呼應,那必是“以求得保全誌向”的意思。孔子說,他隻聽見過這種說法,但沒有見到過這樣做的人,大概是因為,他認為真做到這樣是很難的,所以至今還沒有人可以說完全實踐了這條原則。這又是因為主觀上意誌不夠堅決,還是由於客觀上條件總不完全具備呢?這就不好推測了。

這章中的四個“其”字,應都是作指示代詞,相當於“這樣的”。李澤厚把第二個看作人稱代詞,將“吾聞其語矣”譯作“我聽到他們講話了”,不知是出於什麼考慮。又,“隱居以求其誌,行義以達其道”,李先生的譯文是:“隱居起來以保持自己的誌向,出來便實施正義而行得通。”這翻譯也令人不解。原文隻是連著說兩件事,二者並無時間先後關係,似不蘊涵“出來”的意思;將“達其道”理解為“實施正義”是可以的,後麵又加個“而行得通”,就不知道根據什麼了。

15-3子曰:“賜也,女以予為多學而識之者與?”對曰:“然。非與?”曰:“非也,予一以貫之。”

孔子問子貢是否認為他是一個博學強記的學者,當聽到子貢肯定的回答後,孔子加以否定,說他是“一以貫之”的。他這樣說大概不是在自我表白、標榜,而是教學生要這樣地學習:找出所學知識、道理的內在聯係,抓住它們的綱領,即用一個原則把它們貫通起來,以求收到綱舉目張、由此及彼、觸類旁通的效果。我們平常學習某個理論、某本著作時,作輔導報告的人就總是教我們要找出、抓住貫穿其中的那條紅線,說是掌握了那條紅線,就一通百通了。這當然是一個極重要的學習方法,並且不僅是方法,也是講學習的根本。要是這樣的“紅線”都未抓住,哪裏談得上學過了、掌握了那理論,那著作?

問題是孔子的“一以貫之”的東西究竟是什麼。這就眾說紛紜了。在4~15章,孔子對曾子也曾說過一句“吾道一以貫之”,也未指明是什麼,隻是曾子按他自己的體會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所以有人認為,不能據此認定孔子“一以貫之”的就是忠恕之道。還有一處有個類似於“一以貫之”的說法,那就是1-2章,有子說過“孝弟也者,為仁之本與”。因為孔子的全部學說在一定意義上可定義為“仁學”,忠孝是為仁之本,自然可以看作是孔子全部思想中“一以貫之”的東西了。但也有人以為那是有子的概括,不足為憑,而且那個“仁”字似乎應該是“人”字。所以,關於這問題,學術界至今沒有共識。本書最後部分將詳細地討論一下這個問題,這裏就不多說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