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這四句話的實踐意義是明顯的，告訴我們，在追求某種自己很欣賞的品性也即美德時，必須顧及客觀上的許多限製條件，不能僅憑自己的主觀願望行事。例如，你喜好說話直爽，這本來是很好的，但你如果隻知道直爽就是心裏怎樣想就口裏怎樣說，不看場合地這麼說話，那往往會傷了別人，結果事與願違。因為你愛好直爽當然不是為了傷人，而是要表明自己對人的誠意。為了不致因直爽而傷人，你就必須考慮到，人們對於說話也有許多成見，並且已經成為社會的不成文的規定，例如，別人說話時你不要插嘴，在正式場合，未得到允許不得即興發言，跟人講話時要看著對方的臉，不可東張西望，不得觸及可能使在場的人不高興的話題，不能揭露別人的隱私，不得泄露機密，說話的口氣要平和，不可咄咄逼人，等等。隻有同時滿足了這些要求，你的直爽才沒有負麵作用，同時又能達到你追求直爽的目的。這些要求，在不同的時代和地方，可能有所不同，在孔子時代和孔子那裏，則被概括為“禮”，即也屬於禮的範疇，所以他說“直而無禮則絞”（“絞”在這裏是“偏激”以致傷人的意思）。關於其他美德或規範，我們可以從這個例子得到啟發。
這一章的後一部分與前文似乎沒有聯係。這裏，“君子”與“民”相對應，所以是指為官者。四句話的意思是：做官的人對自己的親人有深厚的感情，那麼老百姓就會普遍表現出仁心；對老朋友不遺棄，那麼老百姓就不會人情淡薄（“偷”在這裏是“刻薄”、“不厚道”的意思）。這不過是“君子之德風，小人之德草”理論的一個應用。這層意思放到講禮的作用時來說，可能帶有這樣的暗示：禮之為禮，不僅僅在於它是對人的行事方式的可操作的具體規定，因而可以保證行為不偏離行為者的道德目的，更在於它本身就體現著人的普遍情感，因而任何違禮的行為必定傷害他人的感情，合禮的行為則不但投合人們的感情，還具有示範作用，越是影響大的人，其合禮行為的示範作用也越大。這個理解，在邏輯上是可以成立的，孔子是否有這種自覺性，則不好說了。但孔子說的“學禮”、“知禮”，不僅僅是講認識問題，即不僅僅是把禮作為知識、規則來對待，而是要求在實踐中學，帶著感情去學，並且在這樣的學中培育和禮相一致的情感，最後達到主觀情感傾向和禮的客觀要求完全一致，進入“從心所欲不逾矩”的境界，則是可以肯定的。
14-44闕黨童子將命。或問之曰：“益者與？”子曰：“吾見其居於位也，見其與先生並行也。非求益者也，欲速成者也。”
這是一個例子，說明“不知禮，無以立也”，就是說，不按禮的要求行事，哪怕是極小的生活細節，也會給人不好的印象，影響行為者在社會上的立身處世。事情是這樣：闕黨（據說是孔子所居之地）的一個年輕人到孔子這裏來傳達一個信息（“將”有“送”的意思，“命”在這裏可能是指“政令”，所以“將命”也許可譯為“送文件”），有人問孔子對這青年的印象怎樣，是不是一個爭取上進的人（“益者”），孔子回答說：我看他總坐在他不該坐的地方，走起路來又和長輩並排著走，就知道他不是一個求上進的孩子，隻是一個急於成名的人（“欲速成者”）。原來，年少者和年長者在一起，站立、落坐都有規矩，選錯了位置，就是不知禮，有意站到或坐到不該他站、坐的地方，則明顯是想引人注目，急於擠入大人圈內。走路更如此，不得與長輩並行，故意並行，必是要人把他當成成年人或顯要人物看待。所以孔子根據那青年的這樣兩個表現，就斷定他不是求上進者，隻是急於成名者。這和我們今天評價年輕人時的思路和標準是完全一樣的。直到今天，這些規矩，也就是禮，在中國人的心中還沒有完全消退，年輕人其實也知道的，不過主要是用來觀察、評價他人，對自己的行為，則少有約束了。尊師、敬老、扶助弱小，這些美德誰會反對？誰不欣賞、讚譽？可今天的年輕人主動加以踐履的，確實很少了。為什麼？你可以說出許多原因，讀了這一章後，我的感想則是：其實，應該責備的，主要不是年輕人，而是評價者——成年人。如果我們的成年人都像孔子這樣，對年輕人的非禮表現“心如明鏡”，從而隻給他應該得到的評價和待遇，使得他們“急於成名”的奢望不能實現，那麼，他們就會走上“依禮而行的求名之路”了。現在他們這樣表現，難道不是因為他們“急於成名”的目的很少受阻，相反，依禮行事反而難以達到嗎？之所以如此，當然是因為成年人、老年人普遍接受了也即認可了因而實際上是鼓勵了他們的非禮表現。要知道，一個社會的道德風氣，畢竟不是年輕一代造成的，他們的表現隻是一種“反映”——成年人、老年人的整體道德水平的反映啊！所以，年輕人的道德麵貌不好是一回事，這要由誰來負責則是另一回事。我們還是從前一回事著眼看到問題的嚴重性，從後一回事著手去製訂解決方案吧。
3-4林放問禮之本。子曰：“大哉問！禮，與其奢也，寧儉；喪，與其易也，寧戚。”
“本”可以指本質、根本、本原，從答話看，林放是問禮的本質是什麼。孔子認為這問題問得很“大”——這裏說“大哉”，有表揚問話者的意味，所以這個“大”著眼於重要性，“大哉問”是“問得好”的意思。作這種表揚的背景大概是當時有許多人不懂禮的本質，追求禮時本末倒置了。這裏的“禮”顯然是指禮儀、典禮，如祭禮、喪禮、射禮等，而不是泛指作為行為規範的禮。孔子不直接回答禮的本質是什麼，隻說舉行禮的儀式時與其鋪陳奢華，寧可簡樸節儉。這蘊涵兩個意思。一、禮儀作為表達情感的形式也有個“適中”的問題，同樣不可“過”，也不要“不及”，但如果達不到適中，那麼寧可不及，也不要過頭。這也就是9-14章說的“喪致乎哀而止”的意思。這說明孔子認為，凡是形式的東西，雖不能沒有，但“過”總不如“不及”，因為“不及”隻是未把內容表現得充分、完美，但總還有內容，而“過”是本末倒置，衝淡了內容，並且越是“過”，內容就越少，可能使人完全忽視內容。二、因此，不要太看重禮儀形式本身，應該重視的是它表現的內容，也就是參與禮儀活動的人的感情狀況。隻要感情表達得充分，儀式越簡樸節儉，越好。所以評價儀式適中與否的標準是表達感情的充分程度。孔子的這個觀點是完全正確的，不要說舉行典禮、儀式的禮儀活動了，就是我們平日走親戚、看朋友時送點禮物，也是“與其奢也，寧儉”。禮物太重了，超過你的財力，又與送禮的藉口（如節日、喜事、探望病人等）不相稱，人家就不是認為你對他有情義，怕是要懷疑和擔心你有求於他，在作“感情投資”了；太少了，則頂多認為你這人小氣，不會因此就完全不承認你對他有感情的。
後一句的“喪”特指喪禮。“禮”和“喪”是一般和個別的關係，不可並列，所以兩句的關係應理解為一般地講了應如何對待禮儀後，接下舉喪禮為例，或交待喪禮是個例外。這一句的“易”字不好解，楊伯峻引《禮記》中子路的話：“吾聞諸夫子：喪禮，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也，不若禮不足而哀有餘也。”認為這是對“喪，與其易也，寧戚”的最早解釋。於是“易”仍然是指儀式的“奢”。李澤厚就譯為“儀式隆重”。我認為，這句的重點理應仍然是強調要“適中”，和做不到“適中”時該怎樣辦。因此，“易”必定和“戚”成對，是“過”或者“不及”的表現。“戚”是悲哀的感情，所以“易”就應該是指“高共”之類的情感。而“易”字在當時確實有這個意思，證據是《詩?小雅?何人斯》中就有這樣的句子：“爾還而入，我心易也。”其中的“易”就是“安心、和悅”的意思。所以“喪，與其易也，寧戚”是說，在喪禮上，則與其表現得輕鬆愉快，不如表現得哀傷悲痛。這裏有三點值得注意。一、這樣說顯然是強調喪禮的本質是表達悲哀的感情，孔子認為這種感情也不宜“過”，要“哀而不傷”（3-20），所以仍然提出適中的要求，這才提出“與其易也，寧戚”。因此，不可借口“喪禮上哪會表現得輕鬆愉快的”，來否定我的這個理解。在喪禮上顯得輕鬆愉快，而沒有表現出悲哀感情的人，其實也有，孔子就說過，“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3-26），他說這話一定有針對性的。二、這裏說“與其易也，寧戚”，實是說與其“不及”寧可“過”，從而與前麵說與其“過”寧可“不及”，正好相反。這是因為，前麵針對的是“禮”，即表達情感的形式，所以要與其“過”，寧可“不及”；這裏針對的是“情”，即喪禮要表達的內容，因而要與其“不及”，寧可“過”。所以二者一點不矛盾，正是對比地突出了要重內容而不重形式這個一般原則。三、這一章是用中庸原則來說明“禮之本”，所以“儉”和“易”都是當作“不及”的表現來批評的，因而不可以從褒義上去理解。因此，將“儉”譯作“簡單節儉”並不貼切，譯為“簡陋”也許更好——於此又見翻譯之難。
7-36子曰：“奢則不孫，儉則固。與其不孫也，寧固。”
這一章，楊伯峻和李澤厚二先生的翻譯相去頗遠，但隻是說明他們理解的角度有所不同。楊先生把“奢”和“儉”都認作行為表現，所以譯文是：“奢侈豪華就顯得驕傲，省儉樸素就顯得寒傖。與其驕傲，寧可寒傖。”這意思明顯不錯，合乎孔子的思想，文字上也說得過去——“固”有“鄙陋”的意思，這裏譯為“寒傖”，是可以的。李先生認為“奢”與“儉”都是指人，因此譯為：“奢侈的人不謙遜，節儉的人固執。與其不謙遜，寧肯固執。”突出的是奢侈與驕傲、儉樸與固執的心理聯係，強調的是固執的缺點小於不謙遜的缺點，顯然不但也說得通，而且更具道德格言的味道。
孔子的原意究竟是哪一個呢？我以為，二者的意思其實是相通的，就不必這樣追問了，說是原文兼有此二意，也是可以的。但是，如果考慮到3-4章中說過：“禮，與其奢，寧儉。”奢與儉都是說的行為表現，並且都是針對禮儀形式的規模說的，於是認為這一章乃是對那個說法的補充說明，自然以采取楊先生的理解為好。這個理解，同我上麵說這章中的“儉”字含有貶義，似應譯為“簡陋”，顯然更相一致、呼應，故而我傾向於楊先生的理解和翻譯。
19-14子遊曰：“喪致乎哀而止。”
子遊這句話，一定是他聽了孔子關於禮的本質的教誨以後，得到的一點感想，從而可以看作是對上一章的補充和注釋。喪禮就是為了抒發、表達哀戚，寄托哀思、哀情，所以“致乎哀”也就夠了，不必太看重形式——典禮、儀式的規模等，何況，過於悲哀有損身心，本質上屬於對父母的不孝[“父母唯其疾之憂”（2-6）。這兩層意思正是對3-4章的“喪，與其易也，寧戚”的解釋：相對於“易”而言，要“戚”不要“易”，但提出這問題的本身就表明，“哀情”也有個適中的問題，“而止”就是說不要“過”——講“而止”，說明已經不存在“不及”的問題了。
3-6季氏旅於泰山。子謂冉有曰：“女弗能救與？”對曰：“不能。”子曰：“嗚乎！曾謂泰山不如林放乎？”
“旅”是指行祭山之禮。按禮製，隻有天子、諸侯才能祭名山大川的，季氏隻是大夫，公然去祭泰山，所以孔子認為是僭禮的表現，問當時在季氏手下做事的學生冉有能不能加以阻止（“救”是今天說的“救火”的“救”，“使……停止”的意思），冉有說不能，孔子就又氣又歎地說：“難道泰山神還不如林放嗎？”意思是，連林放都懂得要問一問禮的本質是什麼（3-4），難道泰山之神會接受違背禮的本質的祭獻？既表示了對季氏的不滿，又暗示了這種僭禮行為是不能得逞的。因此，對這句話還應作這樣深入的分析：禮，不僅對致禮的一方有個重本質還是重現象，也即重內容還是重形式的問題，對受禮的一方，也有個是否可以對別人的敬禮一律接受，要不要考慮他這敬禮本身是否違背禮製的問題。孔子這話就是對這問題所作的回答，指出懂禮的人是不會、不該接受違背禮製的敬禮的。聯係到2-24章的“非其鬼而祭之，諂也”可以知道，這是因為他認為這樣的敬禮者必定別有用心，並非對他致敬的對象真正懷有敬意，實質上是把對方當作貪求非分的小人來看待的。
孔子的這個思想對我們太有啟發太有實際意義了。今天的溜須拍馬、阿諛奉承、諂媚討好者是太多了，但他們畢竟受到了譴責。他們更不會以此自豪，往往出於不得已，可能還經常罵自己“不是人”！接受他們拍、阿、媚的人呢？則很少受到譴責，那些人自己大概都心安理得，很以被人如此“敬”自己而沾沾自喜吧？宣傳孔子“懂禮的人不接受違禮的敬禮”這個教誨，對於認識和克服這種現象，當是大有幫助的。從事理上說，靠討好他人以謀私利的人，大多不是權勢者，甚至是可憐蟲，而有人向他討好的人，則肯定是至少擁有某方麵優勢的人。所以，如果隻著眼於討好者的卑賤相而大加批評，對受恭維的人則因其似乎沒有令人生厭的表現而不予指責，那是很不公平的，從深處說，乃是“與其傾向於弱者，寧可偏袒強者”的“媚上心理”在作怪。真正講禮、踐禮，是要以毫無私心為條件的啊！
3-16子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古之道也。”
這“皮”是指用皮做的箭靶子，“主”是“以……為主”的意思，所以“射不主皮”是說射箭比賽隻看中靶的情況，不問是否射穿了靶子。孔子解釋說，這是古代傳下的規矩，其根據則是比射箭乃是比眼力和射技，不是比體力，體力是各人不一樣的——“科”是“等級”、“類別”的意思，“不同科”就是“不相同”。孔子說這話僅僅是要批評有人在借射箭比賽炫耀力氣嗎？可能有這個背景，但《論語》編者選用這一章，恐怕不是著眼於這個沒有多大倫理意義的批評，而在它隱含的比喻意義，那就是禮體現的是人可以自己把握的人倫關係，而不是人不能自由選擇的自然關係。
前麵曾經講到，人的任何良好的自然秉賦，可能使人驚歎、佩服、羨慕、嫉妒，但不能使人產生敬意。這是因為，人尊敬的、敬仰的品格，必須是人可以自覺培養出來，他人可以學習得到的，人“敬”的其實是這種自我培養和向他人學習的態度和精神。惟其如此，“敬”才成了倫理道德範疇。一般說，任何道德品質，如忠、孝、信、義、敬、直、勇等，都不是先天自然秉賦，都是通過培養、學習獲得的，因此，作為道德倫理規範，必是規範人的可以自由支配的行為，對於人力不可及的事，不去管，也管不了。因此，涉及人力不可及的力量時，當然隻能根據人麵對這個力量抱的是怎樣一種態度，而不能以同它作鬥爭的成敗，來評論人的道德麵貌。這是關係到道德和道德評價本質的大問題，孔子和《論語》沒有直接的論述，“射不主皮，為力不同科”，則可以看作是對於這個問題的隱喻性說明：射箭比賽比的是目力和技巧，不是體力；前者可以通過培養鍛煉提高，可以學習得到，後者主要決定於天賦；比賽獲勝是一種榮譽，榮譽隻能歸於努力自我修養和學習的品格，不能給予天賦自然條件；比賽的目的是為了相互切磋、學習，以求共同提高，這更與體力這個自然秉賦無關。因此，一般地說，評定比賽輸贏的規則實際上是針對人的學習態度，不涉及人的自然條件；再擴大一點就是：作為行為評價規則的禮，它所評價的是人的社會道德品格，不是人的天賦。這也就是我上麵論述的意思。
3-17子貢欲去告朔之餼羊。子曰：“賜也！爾愛其羊，我愛其禮。”
按楊伯峻的注釋，古代君主每逢初一（朔日）都要殺一隻活羊祭於廟，然後再回到朝廷聽政，這個規矩就叫“告朔”。到子貢的時候，魯君卻既不親臨祖廟，也不聽政，隻是每月初一仍然殺一隻羊表示一下意思。所以子貢提出，這一隻羊也不必殺了。孔子表示反對，說：“你愛的是羊，我愛的是禮。”意思是，仍然殺羊，意味著禮還在，隻是魯君不完全依禮而行罷了；若羊都不殺了，那麼這個禮就會徹底從人們的記憶中消失，連恢複都不可能了。結論自然是：為了禮，還是應該殺羊。《論語》編者收入這一章，又是想證明孔子的什麼思想呢？
李澤厚關於這一章的感想是：“即使某種典禮儀式已失去其實用意義和具體內容，但其形式本身仍有某種價值在。”“古代的禮文儀典以可感知的‘物態化’（舞蹈、咒語、音樂、雕塑、繪畫、建築、文字等）形式，在當時凝聚和呈現了那神聖不可違抗的行為規範、思想觀念、情感體驗和群體秩序。人們通過這些儀文形式的不斷實踐和反複鞏固，以獲得理性的內化（認識）和理性的凝聚（道德）。其後，這儀文形式本身便成了審美對象。”這說得太深刻了，但當然不是孔子的思想。孔子哪有這水平！他要繼續保留朔日殺羊祭祖的傳統，決不是為了保留一個審美對象，必是為著一個現實的目的，那就是如上所說，不讓這個禮製在人們的記憶中消失，使它還有恢複的可能。這說明孔子對於周初禮製的感情是多麼深沉，隻要有利於恢複它，連一點微小的希望都不放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