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還不僅如此。聯係到“禮，與其奢也，寧儉”（3-4），可以認定這一章對“寧儉”作了個說明：“儉”到還能夠表現禮的本質內容為限。典禮儀文是形式，但形式對於內容不是可有可無的，完全沒有形式，也就根本沒有內容。所以雖然可以說，形式越簡潔，越“儉”越好，但不能簡到完全沒有。反過來，形式總有內容的，隻要有形式在，不管多麼簡陋，都意味著內容尚未完全消失，還可能逐漸充實、發展、完善。孔子主張保留告朔之禮僅存的一點形式——初一殺羊，應是基於他對於形式的這個一般意義和價值的認識的，所以他才說：“爾愛其羊，我愛其禮。”這個“愛”是“愛惜”，即不願其消失的意思。
17-11子曰：“禮雲禮雲，玉帛雲乎哉？樂雲樂雲，鍾鼓雲乎哉？”
玉和帛是舉行典禮時常用的，鍾和鼓是樂器，演奏音樂時少不得，但它們本身不就是禮，不就是樂，它們不過是行禮作樂的工具、器材。可有些人就看到行禮奏樂時的玉帛鍾鼓，忘記了或根本不懂得禮樂的本質，所以孔子發此感歎和質問：就知道禮呀禮呀的，難道禮就是供玉敬帛嗎？就知道樂呀樂呀的，難道樂就是敲鍾打鼓嗎？這既是在強調必須重視禮的本質、內容，也是對於“禮崩樂壞”的一種表現，即禮已經完全流於形式，發出的無奈的哀歎。
應該承認，對於禮的本質，或者說禮的本質作用，孔子雖然有很清楚的認識，但《論語》卻隻是多次觸及到了，並未作明確的交代和論述。“立於禮”、“禮之用，和為貴”等說法，就其直接意義而言，都隻可以說是觸及到了禮的本質的問題。在第一代儒家中，對禮的本質作明確論述的，是荀子，他還說過：“禮者，貴賤有等，長幼有差，貧富輕重皆有稱者也。”（《荀子?富國篇》）所以禮的最直接的目的和作用，是規定人的社會地位、身份，讓人隻去欲求符合其社會地位的東西，即我們平常說的“安分守己”。大家都安分了，自然彼此無爭，社會不亂，從達成的局麵看，就是“和”，從而每個人的欲求反而可能得到相對的滿足。如果人認識到了禮的這個作用，並且願意自動遵守，那就會自覺節製個人欲望，遇到同別人有衝突時，主動相讓，采用最適當的行為方式。這種促人節製情欲，自覺行義的作用就是禮對個人修養的作用，亦即道德作用。
很明顯，孔子關於正名的理論，就是根據禮的“定名分”的本質作用，著眼於它的“止爭息亂”的社會政治功能而提出來的。相對於“節欲”的道德功能，政治功能是第一位的，所以“禮之用，和為貴”，這個“貴”還含有“最為重要”的意思。但孔子首先是道德家，他的職業是教師，所以從他的言論的數量上看，自然主要是講禮的道德功能。隻是他講禮的道德功能時，是著眼於政治功能的。
從以上對於禮的本質的論述還可以知道禮和義的關係。禮區分了也即確定了人們的貴賤尊卑長幼親疏的身份，也就規定了個人在每個場合應該做什麼和不可以做什麼，逐漸地，這就會成為社會的價值觀，就是說，普遍把這種原本為“規矩”的行為方式看作是“應當”，即最適宜的方式，而這也就是“義”。因此，禮和義是不可分的，依禮行事必是義舉，要行義就不能違禮。換言之，義是禮所體現的行為者的道德精神，因為“應當”是行為者自己確認的；禮則是根據義選擇的行為方式，因此禮作為規範對人具有他律性。禮和義的這種不可分性，使得後來出現了“禮義”這個雙音節詞。
2．禮是變化發展的
禮，無論作為製度或是作為規範，在不同的時代，其具體內容決不會完全相同，這是任何稍有曆史知識的人，都知道都承認的，博學而且精通古代文獻的孔子，當然不會例外。因此，不可因為孔子崇拜周禮就認定他一定主張周禮是不可改變的。他說殷禮和周禮對夏禮、殷禮有因襲損益關係，就一般地表達了“一個朝代一種禮”的思想，也即承認禮是變化發展的，還說“其或繼周者，雖百世，可知也”（2-23），更是公開宣稱周禮也會變化。相信禮是變化發展的，和崇拜周禮、要求複禮，這一點都不矛盾，就像我們堅決走社會主義道路，同時宣傳社會主義是發展的一樣。自然，這樣說總有個前提，那就是這“變化發展”是自我完善的意思。
3-9子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獻不足故也。足，則吾能征之矣。”
杞和宋是兩個小國，分別為夏禹和商湯的後代，所以理應是保留夏、殷兩代禮製比較完全的地方，但實際上兩國的文獻都不夠豐富，不足以印證或反證孔子關於夏、殷禮製情況的知識，所以孔子說了這番話。這一章應與2-23章合讀。孔子顯然是說，夏朝和殷朝的禮製他雖然都能“言之”，並且得出了後者對前者有所因襲和損益的結論，但憑借的文獻資料還是不夠的，所以有些地方還不能“言之”，或雖能“言之”但沒有把握。對於“殷因於夏禮，所損益，可知也”（2-23），他大概不會懷疑。一是因為得出這個結論並不要求準確地了解夏禮殷禮的全部細節，隻要發現確有繼承又有增補、改變就行了；二是從他說“雖百世，可知也”的語氣可知，他是把後代的禮製必是通過對前代禮製的損益而形成，當作一條普遍規律的，而發現這種規律雖要以曆史事實為根據，但更是靠理論思維。
李澤厚於此章《記》中說：“孔子講的古禮，都無法印證。”我不知道他這是根據什麼。從這一章看，孔子作學問還是很嚴謹的，他承認自己對夏禮、殷禮這兩個“古禮”雖能“言之”，但還不能“征之”，憑著這種老實態度，應該相信，凡是他正式“言之”了的，都是他自認為已經“征之”了的。在《論語》中，還沒有發現孔子關於古禮的說法有失真之處，至少現在還沒有人指出過。後來的學人確實常常“自我作古”，用“六經注我”的方式作學問，借古人之口布自己的道。這種學風的優劣姑且不論，但決不是從孔子就已經開始了。
關於這章裏的“文獻”一詞，楊伯峻有個注說：“《論語》的‘文獻’和今天所用的‘文獻’一詞的概念有不同之處。《論語》的‘文獻’包括曆代的曆史文件和當時的賢者兩項（朱注雲：‘文，典籍也；獻，賢也。’）今日‘文獻’一詞隻指曆史文件而言。”年紀大的賢者掌故頗熟，確可以當作研究曆史的活材料看待，但這樣的活人比研究者頂多大五六十歲吧，對於了解五百年以至一千多年以前的古禮，似乎也沒有多大意義。你今天向百歲老人打聽明初的情況，他能提供什麼呢？而殷代就是在孔子出生前近五百年滅亡的，夏代更是在孔子出生前一千多年就滅亡了。所以，如果沒有更具說服力的證據，我是不相信“獻，賢也”的。
6-25子曰：“觚不觚，觚哉！觚哉！”
這是什麼意思？錢穆關於這一章的注釋是：“觚，行禮酒器。上圓下方，容二升。或曰：取名觚者，寡少義，戒人貪飲。時俗沉湎於酒，雖持觚而飲，亦不寡少，故孔子歎之。或曰：觚有棱，時人破觚為圓，而仍稱觚，故孔子歎之。餼羊之論，所以存名。觚哉之歎，所以惜實。其為憂世則一。”我不提出別的解說，認為錢先生最後幾句說得很中肯。禮製在實際生活中悄悄地變化著，舊的逐漸淡化、消失、新的慢慢生成、興起，普通人簡直感覺不到，孔子是思想家、教育家、政治家，又以維護周初傳統禮製為己任，自然比常人敏感得多，更感傷得多，憂慮得多。這一次不過是小題大做，借題發揮。這章李澤厚直譯為：“酒杯不像個酒杯。酒杯啊！酒杯啊！”其實際含義則是：禮已經被踐踏得不像樣子了！周禮啊，周禮啊！讀這一章時，你應該似乎聽到了孔子的哀歎，也看到了他那愁苦的、無可奈何的表情。這時，你是把孔子當作不能與時俱進的遺老而對之表示鄙夷，還是視為執著於自己理想的人而懷著深深的敬意？
9-3子曰：“麻冕，禮也；今也純，儉，吾從眾。拜下，禮也；今拜乎上，泰也。雖違眾，吾從下。”
孔子說，傳統禮製本來規定用麻料織禮帽，可現在人們多用絲織品了，這樣節約些（孔子時代，絲料比麻料便宜），所以他同意；但臣下見君主本應在堂下就叩拜的，現在竟隻在堂上叩拜了，這是倨傲的表現，所以他不同意，盡管不合時下的風氣。這說明，孔子不但懂得禮是發展的，還在有些方麵能夠“與時俱進”，接受對傳統禮製作某種改革，就是說，承認有些新禮製的“合禮性”，隻是並不一律予以肯定。他肯定不肯定的根據是什麼呢？從這一章看，就是3-4章中說的“與其奢也，寧儉”和“與其易也，寧戚”所體現的原則，即：從物質花費方麵說，往更加節約的方向變化是可以的，否則不可取；從表現主觀心理方麵說，儀文規矩的改變不得同時淡化或失去應有的情感，否則不可取。他之所以要堅持繼續殺“告朔之餼羊”，就是因為如果連羊都不殺，孝的情感就無所表現，這一項禮製就根本不存在了。這些主張，從孔子自己的思想體係看來，顯然是合理的。可以設想，要是子貢僅是建議用雞代替羊作告朔的祭品，孔子大概不會反對的。事物的變化是一個從量變到質變的過程，即使最守舊的人，也不會不允許對舊事物作一點量的改變，當改變勢在必行時，還會以“僅僅是量的變化”來為自己的讓步作辯護。社會禮製的發展也是如此，而且典禮儀文和禮品材料之類的變化，相對於禮的本質而言，正是屬於量的變化。但是，這種量的變化，也是可能導致質變的，對於這一點，孔子恐怕沒有自覺的警惕了。因此，他的有限的“與時俱進”表現，一定也主要是出於“不得已”，而非基於對客觀必然性的認識和自覺順應。
11-14魯人為長府。閔子騫曰：“仍舊貫，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
“長府”是國家的銀庫，“為”在這裏應是說“翻修大改建”，才能與下文“仍舊貫”、“何必改作”相呼應。魯國要翻修一下國庫，閔子騫認為不必大改，說：“按老樣子不變，又怎麼樣？何必改呢？”對於這樣一句很平常的話，孔子竟大加讚揚，說“這人不開口，一開口就一定說得很中肯”（這句話中的“夫”字是“這”的意思），如果沒有特殊的背景，是不好理解的。錢穆在講這一章時，介紹了一個他認為比較可信的背景：“魯人指三家，昭公居長府以攻季氏，三家共逐公，遜於齊。三家欲改作長府，當在昭公卒後定哀之際。蓋魯人之見長府，猶如見昭公，故三家欲改作之以毀其跡。閔子當時無諫諍之責，乃以微言諷之，長府之舊貫尚當仍，況君臣之舊貫乎。故孔子深賞其言。”這說法的曆史真實性如何，無法弄清楚了，但確實能幫助解開上述疙瘩。如果相信這個說法，這一章就不是講什麼“與其奢也，寧儉”了，而仍然是表現孔子的“爾愛其羊，我愛其禮”的思想，因為保存長府的舊貫就是保留大眾對於君臣之禮的記憶，這個禮也就難得完全消亡，在一定時機下，還可能因破壞者受到應有的懲罰而得到恢複和鞏固。
3-18子曰：“事君盡禮，人以為諂也。”
如果不問具體背景，這就隻是一般地感慨當時人對君上也不那麼敬畏了，竟把嚴格按傳統禮製事奉國君譏諷為諂媚。孔子對於這種“禮崩樂壞”的局麵很是不滿，又無可奈何，隻好發此感歎，暗示世風日下，人們連君臣之禮都不懂得不遵守甚至公開反對了。這可說是做慣了奴才而不能順應曆史潮流的遺老的心態。在所有具體的禮製中，孔子最重視的大概是君臣之禮，所以他對這個禮也維護得最為堅決，對違反君臣之禮的僭禮行為最不能容忍。就因為如此，他對季氏“八佾舞於庭”（3-1），“旅於泰山”（3-6）以及“三家以雍徹”（3-2），都是憤憤然的。可也隻是感歎一下，譏諷兩句而已，不敢有稍為激烈一點的表示——也許，他認為這種表現就是“中道”，稍為激烈一點，就“過”了，也違禮了吧？受舊禮製的影響太深，跟不上時代，隻能被人們“夾著走”的人，往往如此。
錢穆說：“此章所言，蓋為魯發。時三家強，公室弱，人皆附三家，見孔子事君盡禮，疑其為諂也。”按這背景，孔子是在為自己辯解了。我但願是這情況，因為按這說法，孔子隻是可憐（魯迅先生說：“當一個人處在需要為自己辯解的地位的時候，他是很可憐的。”），而按上麵的分析，他則是很可悲同時又有些可惡的。
3-10子曰：“禘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觀之矣。”
關於“禘”，楊伯峻有個注釋說：“禘禮是指古代一種極為隆重的大祭之禮，隻有天子才能舉行。不過周成王曾因為周公旦對周朝有過莫大的功勳，特許他舉行過禘祭。”據此，魯國之君行禘祭之禮，應屬僭禮，所以孔子看不慣。也許，有時他又不得不應邀參加，為了表示不滿，甚或抗議，他就中途退出。“灌”是指禘祭中的一個節目，即第一次給受祭者獻酒。楊先生的說法自然也是“一說”，但研究禘的具體問題是曆史學家的事，我們讀這一章隻須明確兩點就夠了：①這一章再次證明，孔子對於僭禮行為，特別是僭用天子專用之禮，是十分不能容忍的，從來不想問一下這個禮是否該改一改，或擴大一下範圍更好一些；②禮在實際生活中是發展的，發展的方式多種多樣，使用者的範圍擴大也是一種，孔子對此卻沒有清醒的認識，因此他一定生了許多本可以不生的氣，罵了許多本不該罵的人。
不同級別的人享有不同的待遇，這既是社會資源不足時分配（包括榮譽等的分配）領域裏的必然現象，有其合理性，又是人們不平等，因而導致社會矛盾衝突的表現和原因。因此，任何一種高級待遇享受者人數、範圍的增加、擴大，都意味著資源的豐富和等級差別的趨向於減少、消除，也即向人人平等的方向發展，因而是社會進步的表現。例如，出差可以坐軟臥、坐飛機，市內外出可以坐轎車，這在我國，以前是很高級的幹部才能享受的待遇，現在則是很普通的人都可以享受了，這不是我國社會大有進步的表現和證明嗎？對這個進步看不慣的人，輕言之，是思想僵化，不能與時俱進，說重點，是跟不上曆史潮流。物質待遇如此，其他待遇也是如此。從這方麵看，孔子即使不是複古主義者，也至少是一個跟不上曆史潮流的人。
對於這一章，南懷瑾先生的解說很值得重視：“‘禘，自既灌而往者。’就是說禘禮開始以後，主祭者端上一爵奉獻神祗的酒以後，心裏就想趕快走了，接著祈禱等等隆重的祭禮，都在那裏應付了事。孔子看到這種情形感歎的說：‘吾不欲觀之矣！’”這理解很符合孔子關於禮儀活動要重情感而輕形式的思想，也可能合乎實際，隻是《論語》並未提供這個解說的根據。
3-11或問禘之說。子曰：“不知也；知其說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諸斯乎！”指其掌。
這一章的意思是：有人向孔子討教有關禘祭的理論，孔子回答說他不知道，還指著自己的手心說，誰要是知道，那麼他治理天下就會像把一件東西放到這裏一樣容易（或者，看天下之事就像看自己手心中的東西一樣清楚明白）。孔子究竟想說明什麼？結合上一章的“吾不欲觀之矣”看，他是在諷刺僭用禘祭之禮的國君：他們如果懂得禘祭之禮，就不會僭用此禮了，或者具有天子之才，能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很好了。沒有說出的意思是：現在國家弄成這樣，證明他們隻是無才又不懂禮之輩。這說明孔子對國君僭禮是多麼反感，又多麼無奈，也說明他既有幽默感，又有很強的邏輯思維能力——這裏，他使用的推理形式是很複雜的。
這一章的“示”字，按上述理解，是假借字，同“置”，按括號中的解釋，則同“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