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子曰：“管仲之器小哉！”
或曰：“管仲儉乎？”曰：“管氏有三歸，官事不攝，焉得儉？”
“然則管仲知禮乎？”曰：“邦君樹塞門，管氏亦樹塞門。邦君為兩君之好，有反坫，管氏亦有反坫。管氏而知禮，孰不知禮？”
孔子說管仲器量真小，於是有人問是不是指管仲很節儉，舍不得花錢，孔子回答說管仲有“三歸”，而且他手下的專職人員很多，都不兼職，怎麼談得上節儉。“三歸”指什麼，有多種說法，已無法確定哪個說法符合實際，但這與了解孔子的思想沒有關係，反正有三歸的人是不配稱為節儉的，至少孔子認為如此，所以我們不必追問了。“攝”有“兼”的意思，“官事不攝”是說官員不兼職，這裏當是說管仲手下的工作人都不兼職，以致他掌管的部門機構龐大，人員眾多。所以這也說明他不“儉”。
重要的是最後一段。孔子批評管仲不知禮，根據是管仲不守君臣之禮：“塞門”是天子或諸侯門外才可以樹立的、用以區別內外的壁障，管仲竟也樹立一個；坫是君主與外國君主相會，舉行國宴時用來放酒杯的特製設備，管仲竟也照樣搞了。孔子頗為氣憤地說：有這樣表現的人都知禮的話，那還有誰不知禮呢？可見，孔子最重視的是君臣之禮，誰違反了君臣之禮，他就一般地認定他根本不懂禮。
必須指出，孔子這樣批評管仲，一點不帶個人意氣，完全是對事不對人的。事實上，他對管仲的評價並不低，不僅說管仲是個人才（14-9），甚至還說管仲“如其仁，如其仁”（14-16）。這在後麵講“仁”時還要提到。
（二）道
《論語》中，作為單音詞的“道”字共出現六十次，有時作動詞，大多是作名詞，表達的概念不盡相同，但彼此都有聯係，沒有一個是完全不可了解的，但翻譯起來，大多都找不到對應的現代詞語，即無論哪種譯法，你都會覺得似是而非，似非而是。因此，還是不譯的好，現代漢語中的“道”字也是多義的，不翻譯，憑著“道”的現代含義，也能意會到《論語》中“道”字表達的意思，因為它無論用於哪個意義，都能並不太費周折地歸結到它的原始的基本含義上去，反過來，又都能從它的原始意義的比喻義、引申義上去了解它。
“道”字由“辵”和“首”兩部分構成，“辵”是走路的意思，作名詞就代表了道路；“首”是人頭，和走路相聯係，就是走在前頭給人帶路。因此，“道”的最基本的含義就是道路、途徑，作動詞則是引導、指導、給……指路；把二者結合起來，再引申一下、抽象一點，或作為隱喻，就含有方法、方式、辦事準則，以至事業、理想、目標等意思了。下麵把我們已經解說過的各章中的“道”字的含義歸納一下。
作名詞的“道”有時就是指“道路”，如“道聽而途說，德之棄也”（17-14），不過大多用作比喻，相當於我們今天說的“走社會主義道路”中的“道路”，“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8-7），“可與共學，未可與適道”（9-30），“道不同，不相為謀”（15-40）等章中的道字，都可直譯為道路，但明顯是隱喻用法。作動詞的“道”字在《論語》中隻出現過九次，多是引導、治理的意思，都很好懂，不必說了。更多的情況是從“道路”和“引導”引申出來的抽象意義：
①指為人行事的基本原則，即處理問題的根本方式、態度，如果不加限定，一律指正確的。這是用得最多的意義，如：“先王之道，斯為美”（1-12），“不以其道，得之不處也”（4-5），“三年無改於父之道，可謂孝矣”（1-11，4-20），“固相師之道也”（15-42），“射不主皮……古之道也”（3-16）。
②指關於上麵這個意義的“道”的思想理論或觀點主張。例如：“吾道一以貫之”（4-15），“君子學道則愛人”（17-4），“道之不行，已知之矣”（18-7），“君子之道，焉可誣也”（19-12）。
③指上麵講的思想理論、觀點主張被應用於實踐活動，也就是人們按正確原則、方式、途徑行事後所達到的社會局麵，如：“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8-13）“誌於道，據於德，依於仁，遊於藝。”（7-6）
④指道德、道義，或有道德的人。當把正確的行事原則、方式看作規範，又著眼於被人自覺遵行時，就多是這個意思，如：“君子務本，本立而道生”（1-2），“就有道而正焉，可謂好學也已”（1-14），“如殺無道，以就有道，何如”（12-19），“君子之道四焉：其行己也，恭……”（5-16）。
要注意的是以上含義的區分往往並不明顯，即有時帶有綜合性，這時候就最好不翻譯，就是說，你作翻譯或轉述時就說“道”好了。例如，“君子謀道不謀食”（15-32），“君子學以致其道”（19-7），“道之將行也與？命也”（14-36），“上失其道，民散久矣”（19-19），“文武之道，未墜於地”（19-22）。對這些話，大家的理解很可能完全一致，但作起翻譯來，卻往往有頗大的區別。
其中含有道概念，而我們尚未加以解說的，共隻有六章了。講完這六章後，我們對孔子的“道”就會有很全麵的了解。
6-17子曰：“誰能出不由戶？何莫由斯道也？”
這又是孔子的慨歎：誰能夠外出而不經過房門（戶）？可為什麼沒有人走“這條道”呢？他把“這條道”（斯道）比喻為房門，是為了說明它是人生必須走的正道、大道，抽象一點，就是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人人應該奉行的行為規範，每個人都應追求的理想信念。因此，這個道也就是他指出的、教誨的和遵行的為人之道。一個人不懈地沿著這條道走下去，就會成為君子，所以也就是君子之道。人人都走這條道，天下就有道了，所以這條道也就是達到天下有道的道，或者說，是“天下有道”局麵下的人們的為人之道。孔子對自己倡導的道如此充滿信心，可世人接受了它而加以篤行的，又太少了，所以他隻好這樣歎息。一生懷才不遇，總不得誌的人，多的自然是歎息。
可見，這章中“道”字的涵義是很豐富的，幾乎包含了上麵羅列的所有義項，對了解孔子的道概念具有典型的意義。
15-29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
這章字麵的意思十分清楚明白，簡直就是現代話，但孔子究竟想說明什麼，並不容易確定，曆來注家的理解也多有分歧。我則認為，孔子是平常人，不是思辨家，在他的思想體係中，無非是說：道路是人開辟的，正如魯迅所說，地上本沒有路，走的人多了，就成了路，對已有的路，人還可以加寬、加長、加固、美化。這就是人能弘道（“弘”，擴大、光大義）。已經有了道，你偏不走，硬要跋山涉水，明擺著一條光明大道，你不用，偏走羊腸小道或爛泥巴路，結果自然是費力費時卻難於成事，達不到目的地。這就是道不能弘人，亦即“非道弘人”。這是個比喻，把“道”看作個人為人處世之道，同樣如此：個人的美德懿行英名，都是自己創造的，是人通過自我修養達到的；人行事待人的正確原則，是人自己從實踐中領悟到和總結出來的，修養越到家，實踐越自覺，人格也就越高尚，對道的認識也就越精深。這就是“人能弘道”，用今天的話說，就是人能夠發揚光大真理，還能夠發現新的真理。但道理擺在那裏，榜樣就在麵前，你不遵照去做，不願跟著去學，甚至偏要講歪理，信邪教，學壞樣，那也仍然修不了德，成不了事。這就是“非道弘人”。總之，全章不過是強調道德修養重在自覺性、主動性，是人自己走上了正道，不是正道拉著人走。聯係到9-19章說的“未成一簣，止，吾止也。……雖覆一簣，進，吾進也”，和6-12章說的“力不足者，中道而廢，今女畫”，特別是“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12-1）來讀這個教誨，可知這個理解是符合孔子的思想的。
從更深的理論層次上看，這章包含著一個很接近薩特存在主義觀點的意思，那就是一個人的道路，也就是個人究竟成為一個什麼樣的人，完全是他自己選擇的，因此人要對自己的一切言行負責任，不能把責任推給任何他人。這正是“君子求諸己”的深層根據。因為道路是自己選擇的，所以能夠時刻享受自由的快樂，不受他人價值觀的幹擾，以至可以做到“飯疏食飲水，曲肱而枕之，樂亦在其中矣。不義而富且貴，於我如浮雲”（7-16）。但既然失去了一切可以用來推卸責任的借口，人就除了自己良心的安慰外，沒有別的支撐。因此，人又會活得特別沉重，特別悲涼，遇到良苦的用心遭到意外的打擊時，隻好哀歎“命也”。這些意思，孔子沒有明確地論述過，但應該邏輯地蘊涵在他的思想中。
張岱年先生在他的《玄儒評林》一書中說：“非道弘人，意謂闡揚真理的人不一定得到很高的祿位。”（見該書第53-54頁）。這個解釋恐怕站不住。孔子希望、要求“弘人”，但他說的“弘人”不是指爭取到高官厚祿，當是可以肯定的。
8-13子曰：“篤信好學，守死善道。危邦不入，亂邦不居。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邦有道，貧且賤焉，恥也；邦無道，富且貴焉，恥也。”
這章頭兩句很難解。一般都把“信”和“學”的對象理解為“道”，以為“守死”即“死守”，對象也是“道”。這樣，如果把“善道”看作偏正結構，即“善”作“道”的定語，那麼，隻要去掉逗號，或“篤信”後也加個逗號，至少文字上還說得通。可不少注家卻把“善道”當作動賓結構，說是“善其道”的意思，這一來，同時又把“道”解釋為“信”、“學”和“守”的賓語，句子就顯得不倫不類了。《論語》中決不會有這樣的病句的。按這理解作的翻譯也就不能通暢，例如錢穆堅持此說，他的譯文就也是誰都讀不懂的病句：“該篤信，又該好學，堅執固守以至於死，以求善其道。”楊伯峻的譯文倒是通順的：“堅定地相信我們的道，努力學習它，誓死保全它。”可一對照原文，就會發現他有意地“忽略了”“善”字——“善”該不能譯作“我們的”吧？大概是有鑒於過去注家這樣強作解釋難於自圓其說，李澤厚獨辟蹊徑，將這兩句改句讀為“篤信，好學，守死，善道”，譯作：“信仰堅定，喜愛學習，重視死亡，履行正道。”我很同意這樣句讀，但不能苟同李先生對後兩句的翻譯。且不說將“守”譯為“重視”，“善”譯作“履行”有無根據，這樣四個並無關聯的意思並列著說，在事理邏輯上應該說是不恰當的；如果追問信仰和學習的對象是什麼，回答說也是正道，那就更明顯不恰當了。因此，要講通這章開頭八個字，還得另找出路。
我的思路是：“篤信”、“好學”、“守死”、“善道”這四個詞組，在結構上應該是一致的，就是說，應都是“狀語+動詞”式的偏正結構，在意思上，則應是按照某個邏輯順序也即事理發展的時間順序排下來。滿足了這兩個要求，這八個字才算是解通了。“死”和“道”是承接著“信”和“學”講下來的，也許分別是“固守”和“踐行”的意思吧？對於一個理論學說或思想主張，由相信而去學習，進而決心奉行到底並努力實踐之，這正是人的思想發展的邏輯，也是說話即思想表達的邏輯。那麼，“死”和“道”有“固守”、“踐行”的意思嗎？有的。李白詩：“魯叟談五經，白發死章句。”其中的“死”就是“固守”、“抱著不放”的意思。現代漢語中還有“死水”、“死心眼”、“死守”等詞，其中的“死”也還是“固定不變”的意思。用“守”來修飾它，這也一點不奇怪，因為“守”本有“保持”的含義，用作修飾語自然就是“持續地”的意思。因此，完全不必把“守死”說成是“死守”的倒裝。“道”的原初意義是“道路”，用作動詞表示“實行”的意思，就更是自然的，完全符合漢字使用的規律。《韓非子?五蠹》中有：“舍必不亡之術，道必滅之事，治國者之過也。”其中“道”字就明明白白是“實行”、“施行”的意思。用“善”來修飾這意義的“道”，這“善”自然和6-9章中的“善為我辭焉”說的“善”字同義，“好好地”的意思。因此，這章頭兩句應該這樣翻譯：“（對於自己皈依的思想主張）要真心誠意地信仰，認真努力地學習，始終不渝地堅持，踏踏實實地踐行。這正是孔子的思想。
本章的後麵幾句，康有為另作一章，這大概是因為他感覺到了，按上述傳統的解釋，下文是與前麵八個字銜接不上的。但是，按我的上述理解，則那八個字四句話正是為下文作鋪墊。“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一般都譯作“不去危險的國家，離開動亂的國家”，這不能說錯，可“危險的國家”是什麼國家呢？不清楚。其實，孔子所謂的“亂”是指“犯上作亂”，與“亂”並列、對應的“危”當是指公室的內部紛爭。所以“危邦不入”是說不要去幹預別人公室內部的權力糾紛，相應地，“亂邦不居”則是說要回避所在國家的犯上作亂事件。說這話的背景自然是孔子長年在國外漂泊。由此又可以知道，他這話乃是對隨他漂泊的學生們說的。這兩句反映了孔子的政治態度和謀官的策略，他是認為，對現實政治抱著這種態度和采取這種策略，不但不同上文講的對於自己皈依的學說應該抱的態度相矛盾，而且正是後者的要求，於是下麵就又接著一般地說明：天下有道則入世，無道則隱居；有道還貧賤，必是因為無能而不被任用，那當然是恥辱；無道卻富貴，必是由於為虎作倀而分得一點贓物，至少是由於不顧名節而得以保全官位俸祿，所以也是恥辱。這樣的教誨，對其他人，以至古今一切人，應該說都是有意義的。
“天下有道”和“天下無道”在《論語》中多次出現。前麵說過，這個“道”是指正確的思想主張、為人行事原則得到普遍奉行所達到的社會局麵。因此，楊伯峻多翻譯為“政治清明”和“政治黑暗”，是相當準確的。孔子主張“天下有道則見，無道則隱”，這顯然不是革命家的態度。天下無道、社會黑暗之日正是人民生活於水深火熱之時，以行大道於天下自命的人不出來撥亂反正，以救人民於倒懸，而是韜晦保身，隱藏不出，這不是太膽小自私了嗎？這哪裏談得上“君子之於天下也……義之與比”（4-10）？說是等待政治清明時再出來“達則兼濟天下”，隻能是虛偽的借口、遁詞。這章的“危邦不入，亂邦不居”也說明，孔子是生怕因為伸張正義而影響自己的仕途的。從這方麵看，孔子的實用理性完全是明哲保身的哲學，他真上台執政了，必是推行改良主義，決不會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這二者的優劣是另一個問題，本書不想討論——因為後者是要冒很大風險的。
孔子自己所處的時代是天下有道還是無道的時代？根據孔子的許多說法，必須說是無道的時代，按說他應該“隱”才對，可他卻帶著學生到處漂泊，隻想為官參政，還公開聲明“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賈者也”（9-13）。公山弗擾召他去，他也準備前往。這就自相矛盾，言行不一了。前麵說過，道德家因為說得太好了，要完全做到言行一致是很難的，孔子也不例外。至於政治家，本來就不把言行一致當作自己的信條、準則，我們當然也就不能對他有這個要求與奢望。在談論天下有道或無道該如何表現的問題時，孔子大概是以政治家的身份說話的，所以他這方麵的言行不一頗多，我們不必看得太重。
4-15子曰：“參乎！吾道一以貫之。”曾子曰：“唯。”
子出，門人問曰：“何謂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
在講15-3章的“予一以貫之”時說過，認為孔子學說中一以貫之的東西是忠恕之道，這是曾參的體會，不是孔子自己說的，所以有人不以為然，其理由是：“我們認為，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道’，不能以‘忠恕’概括。這樣，實際上降低了孔子作為思想家的思想和理論的層次。‘忠’隻是臣子對君的一種必須遵守的禮；‘恕’也隻是一種待人以寬的道德。如果以‘忠恕’概括孔子‘吾道一以貫之’的‘道’，就會把孔子降為一般的‘禮’學家和道德家。”這顯然不是論證，或者說，是邏輯學所謂的“以人為據”的論證。“降低了孔子作為思想家的思想和理論的層次”，“把孔子降為一般的‘禮’學家和道德學家”，這些話其實是沒有意思的，因為關於孔子的思想理論，並沒有一個公認而不可動搖的，因而可以作為立論根據的“層次”，孔子作為道德家“不一般”到何等程度，為什麼非一般的道德家就不能以“忠孝”作為其“一以貫之”的“道”，這本身乃是有待探索和證明的大題目，把這些作為論據，是邏輯上所謂的“預期理由”。因此，我以為，應該首先弄清楚曾子為什麼說，亦即在哪個意義上說“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然後再來討論是否需要作另一種概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