由此還可以看出至人和神人的同、異之所在：都超越了世俗的、“低級的”名利思想，也超越了“高級的”“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的仁義觀念，就是說，在“所待”方麵，都比儒家為少，這是二者之同；不同的是，至人視自己為“凡人”，因此要愛護、珍惜自己的肉體之軀，對世俗思想觀念的超越也就以不喪失自己的生命為限，神人則視生死為同一，即置生死於度外了，因而可以更加不避艱險、以至出生入死地為他人、“為天下”奔忙——注意，這是從客觀結果上說，從主觀動機上講，他已毫無名利觀念，談不上為誰服務，隻不過是“連死都不在乎地”自由地、逍遙地活著。這就是二者的區別。顯然，神人更少有“所待”，比至人更高一級。莊子稱之為神人，是從他置生死於不顧，似乎並無肉體之軀這個意義上說的，同時也因為在世俗眼光看來，這種人是不可理解的，隻能說是神仙了。肩吾就是世俗的代表，所以他不能理解接輿對神人的描述，把那些隻是用來讚揚神人之高潔，和置生死於度外因而能夠發揮無窮創造力的話語，看做是大而無當、不近人情的瘋話。莊子借連叔之口說肩吾是認知上的聾盲者，真是批評得又準確又深刻。
宋人資章甫而適諸越，越人斷發文身，無所用之。堯治天下之民，平海內之政，往見四子藐姑射之山，汾水之陽，窅然喪其天下焉。這幾句話，一般都另起一段，判為講另兩個寓言，以致所說的兩件事顯得毫無聯係。對此，注家們都不予理睬，隻顧一句句往下注、譯。以這種態度給經典作注，應該說是不嚴肅的，但這是因為未能讀懂原文，隻好如此，也就不必從“學術道德”方麵去批評了。
我以為，如果相信莊子不會東一句西一句地說他的寓言，那就必須認定，這幾句還是連叔說的，即是他在對肩吾說完上麵的意思後，又進而指出，肩吾之所以在認知上表現得又聾又盲，竟聽不懂接輿的話，乃因他不僅處在世俗人的水平，而且是世俗人中之較低者，所以對於神人的表現既不理解，更不向往；至於像堯那樣的世俗人中的“頂級人物”，由於離道不遠了，倒是很可能由向往道到尋求道以至終於得道的。於是就會知道，這幾句不過是比喻地說明這個意思，所以應該這樣翻譯：（看來，接輿向你介紹神人，就像）宋人做衣帽生意卻跑到越人那裏去販賣一樣：越人剪發文身，用不著衣和帽，（哪會欣賞誇讚穿衣戴帽好處的話！）堯能管理好天下之民，使海內政治清平（這說明他德智超群），所以後來就去藐姑射之山晉見四子，剛走到汾水的北邊，就窅然不再以治天下為然，歸心於神人之道了。這樣理解，上述“毫無聯係”的問題，不是根本不存在了嗎？而且，還呼應與補充解釋了前文中“是其塵垢秕糠將猶陶鑄堯舜者也”句，使文章的邏輯更其縝密、完整——注意：“章甫”，可單指帽，也可泛指外衣，因後有“文身”，所以我翻譯為“衣帽”；“四子”指哪四人，不得而知，但肯定是指四位堪稱神人的得道者，此句“見四子”三字本應放在“山”字之後；“汾水之陽”的“陽”，一般理解為“北岸”，我從此說。
這個寓言說明，莊子對儒家之道，特別是其理想人物，並不是完全抱否定的態度，就是說，他隻是批判儒家的理論基礎，對真正奉行儒家學說的人的個人品德，還是肯定的，視之為離得道者不遠的人。這同宋榮子批評“知效一官”等“小知者”們“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斯已矣”，是一致的——《奧義》將這段話分作兩節，認為前節“章甫”寓言（至“無所用之”止）的寓意是：“已被堯舜之類俗君僭主整治得脫離天賦自由的宋人，不得不戴扭曲天性、符合‘禮教’的束發冠；尚未被堯舜之類俗君僭主整治得脫離天賦自由的越人，根本不需要扭曲天性、符合‘禮教’的束發冠。”後則寓言則是再次“闡明‘大治’之弊，對君主專製提出終極指控：即便是實行所謂‘仁政’的聖治明君堯舜，也把民眾整治得脫離了天賦自由，成了終極倚待君主的奴隸”。我以為，這是不問原文作者思維和說話的邏輯，隻顧用自己的“理解定勢”去解讀經文而作出的解讀，但要反駁這種理解又讓作者“服氣”，卻是很難的。
將以上兩個寓言作為一章，我以為很有道理，因為二者都以是否“以天下為事”作話題來展開人物性格，寄托寓意，而又相互發明。堯讓君位而許由拒絕接受，是要顯示道家心中的至人高過儒家心中的聖人：後者雖德才超群，但“定乎內外之分，辯乎榮辱之境”而已，在根本上仍未超越“有己”的羈絆；前者不要君之“名”，不喜君之“功”，不貪己之“欲”，自滿自足於自然本性；可見二者理當是庖人對屍祝的關係。但莊子不想把真正踐履儒家信條的人物貶得太低（整部《莊子》說明了這一點），還想交代出道家至人真要是當了政會是怎樣地表現，所以他實際上要譴責、鞭打的，是現實中的並不“以天下為事”，而僅“以個人私利為事”的打著儒家招牌的侯王、君主們，並且寄希望於真正“分分然以物為事”的“至人君主”。這是時代的願望，也是當時傑出個人思想發展的邏輯。因此，他接著又安排一個藐姑射山神人寓言，來補充交代：至人君主是這樣無私、無己、無功地“以物為事”的。肩吾作為世俗君主治下的俗人，對於這樣的君主自然不可理解，而揭示他的這個不理解又正是對現實君主的批判：他的專製統治把人性扭曲了，使人失去了正常的判斷力——說明一句：就是憑著對這兩個寓言間的關係的這種體認，我對“之人也，之德也”後的那段話，作了上述的“反傳統的解說”，因此，如果我對“這個關係”的領會不錯，我對那段話的理解就一定符合莊子的原意。還說一句：如果聯係到《應帝王》篇中老聃的話：“明王之治，功蓋天下，而似不自己；化貸萬物，而民弗恃；有莫舉名，使物自喜；立乎不測，而遊於無有者也。”我對那段話的理解就更見正確、確切，更見“神人無功”主要是說他不追求對自己的“功”。
]三惠子謂莊子曰：“魏王貽我大瓠之種，我樹之，成而實五石。以盛水漿，其堅不能自舉也；剖之以為瓢，則瓠落無所容。非不呺然大也，吾為其無用而掊之。”
惠子這話有幾處要解釋一下：“實”指果實；“石”讀“擔”，是重量單位，據說古時相當於百二十斤；“不能自舉”是說那葫蘆（“瓠”）裝滿水後提起來底部就會破裂；“瓠落”的“落”是“置放”義，即“落腳”的“落”。所以惠子是說，他所得的葫蘆大而不堅，不能用來運水，剖開來作瓢用，又沒地方放，於是隻好“掊之”——將它打碎了。“非不呺然大也”一句，顯是說明後句“掊之”的原因，使用“非不”的雙重否定，是為了加強肯定，所以我認為可翻譯為“就因為它呺然大”。“呺”字，也許因為在其他書中未能找到用例，辭書編者隻好就憑此句解釋為“大而中空貌”，但僅從此句看，“呺”隻是反映“大貌”，“中空”乃屬於瓠的“貌”，編者也誤派給“呺”了。考慮到此字從“口”從“號”，訓為“大而禁不住吹氣的壓力貌”，也許比較貼切。
莊子曰：“夫子固，拙於用大矣！宋人有善為不龜手之藥者，世世以洴澼為事，客聞之，請買其方以百金。聚族而謀曰：‘我世世為洴澼，不過數金，今一朝而鬻技百金，請與之。’客得之，以說吳王。越有難，吳王使之將。冬，與越人水戰，大敗越人，裂地而封之。能不龜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於洴澼，則所用之異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慮以為大樽而浮乎江湖，而憂其瓠落無所容?則夫子猶有蓬之心也夫！”莊子聽了，就批評惠子說：“這說明你庸俗淺陋，太不善於使用這大東西了！”接下舉個要善於利用物的性能，最好地發揮它的效用的例子：宋國有戶人家掌握了一種能讓手在冷水中久泡而不龜裂的藥方，但隻是因之能夠世世代代從事漂洗絲絮的活計以糊口而已，因此，當有人願出一百金買這方子時，也就把它賣了；買到這技術的人拿去遊說吳王，結果在一年冬天越國侵犯吳國時被吳王派去帶兵迎戰，並因在水戰中大敗越軍而受到吳王封地的獎賞（“裂地”指劃出一片土地，“封”指封賜）。末了，莊子說：這同一個不龜手藥方，有人用它是得到封地，有人卻僅僅是憑著它而得以世代從事漂洗，這個反差完全是使用的不同造成的。現在你有能夠裝五擔水的大葫蘆，怎麼就想不到用它做個大酒壺，帶著它到江湖中去飲酒豪遊，而擔憂把它剖開做瓢用又沒地方放呢？看來，你的心太茅塞不通了啊！
這個寓言的深意，留到和下一個一起分析，這裏先討論一下莊子說的頭句話“夫子固，拙於用大矣”的理解和翻譯問題。這句話，一般中間不加逗號，即把“固”字看作“拙於”的狀語（《奧義》也未對此提出修正意見，給出的原文同樣是“固拙於”連讀），其含義則有兩說：《正宗》訓為“本來”，《今注》翻譯為“真是”。僅就本句而言，兩解都有訓詁根據，若聯係到末句中的“猶”字似乎是“仍然”的意思，自是《正宗》的理解比較接近原文原意；從這一句顯是莊子聽了惠子的話後對惠子的批評，含有驚訝於惠子竟如此不會“用大”的情味看，則《今注》領會得更好一些。究竟哪個的理解為優？沈善增先生在其《還吾莊子》中說，前麵惠子的話，其實是惠子用來“影射、暗貶”莊子的道“大而無用”，故而這寓言是莊子為他的道雖然大但有用作解釋和辯護，頭一句就是“開門見山地反擊，直指惠子本人，這是因為您本來就不善於使用大物”。如果此說能夠成立，問題就解決了，因為這一來，莊子談不上有驚訝，“真是”就沒有了依據，“本來”則顯得更有支撐。
我以為，從一般都認為惠子（即惠施，確有其人，且與莊子同時）是莊子的辯論對手兼好友看，沈說是有道理的；但本篇到此為止完全沒有涉及莊子“道大”的問題，認為此則寓言是要為莊子的道“雖然大但有用”作解釋和辯護，缺少“語境根據”；本篇主題是作“小大之辯”，據以得出的結論是，人具有大知、大視野、大眼光、大境界，就會超越隻有小知的“小家子氣者”，在論述中間插入這樣一個辯論，是既不必要又很不協調的；如果相信《逍遙遊》作為全書首篇並非毫無根據，就更要認定，沈說沒有關於莊子和惠子的關係作“背景支撐”。但我也難以在“本來”和“真是”間作出選擇。這迫使我反複研讀原文，結果猛然想到，既然本篇是要講大知對小知的超越，那麼，將這一句理解為莊子首先就點明，惠子那樣處理大葫蘆乃是小知者的表現，即是批評惠子沒有見識，因而也沒有氣度，豈不最為切近本篇主旨？這樣，莊子的批評就既不是著眼於惠子“本來”有的缺點，也談不上對他不會“用大”的表現感到驚訝，從而也就不該把這個“固”字看作“拙於”的狀語，而應視為形容詞，作“夫子”的謂語，說明他乃“小知”。一查字典，果然發現“固”字有個“鄙陋”義項，而“鄙陋”又可訓為“庸俗”、“淺陋”，我真興奮極了!於是，我在“固”字後麵打逗號，將此句作如上“標新立異”的翻譯，同時感到一種“認真讀經典”所特有（也常有）的樂趣——末句的“猶”字怎麼辦？我的回答是：1.就訓為“仍然”，並不會引起矛盾；2.“猶”作副詞時還可表示程度高，相當於“太”，按這意思解這末一句，更好，更能和前文相呼應。
惠子謂莊子曰：“吾有大樹，人謂之樗，其大本擁腫而不中繩墨，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規矩，立之塗，匠者不顧。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這雖還是寓言，但惠子的話中有“今子之言，大而無用，眾所同去也”句，所以確實是對莊子的攻擊了。與上則聯係起來，最合情理的推論是：惠子聽了莊子的那個批評、奚落後，雖然無可反駁，但並不服氣，覺得莊子講的那番道理隻足以服人口，並不切實用，即“大而無用”，於是特意構想了這樣一棵大樹來，明白地譏諷莊子之言和這大樹一樣，也是“大而無用”，因此誰也不會信從（“眾所同去也”）。你看他對那大樹的描述：大家叫它樗樹（即臭椿樹），主幹（“大本”）周圍長滿了大疙瘩（此“擁”是擁有義，說“擁腫”，是故意把那樹描寫得令人討厭、作嘔。《正宗》訓“大本”為“大樹根部”，注“擁腫”為“臃腫”，不切原意），以致墨線都打不上，枝條則彎彎曲曲，簡直不能施以規矩（意謂無法將它加工成器具），即使讓它長在大路邊（“立之塗”），過往木匠也會看都不看它一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