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說，此篇“主旨在描述人際關係的紛爭糾結，以及處人與自處之道”。《奧義》更說此篇是“莊學‘處世’論”。至於本篇篇名“人間世”，一般都理解為就是“人世間”，《奧義》卻批評為“謬解”，說《人間世》“意為：人‘間’於世，‘間’讀去聲，動詞”。並對此作了極其詳盡的論證，很有說服力。我則以為，內容是講“人間於世”的文章，用上“人世間”這樣一個篇名，也沒有什麼不可以，所以這不是一個值得辨析的問題，明確內容是講“人間於世”就行了。
顏回見仲尼，請行。
曰：“奚之？”
曰：“將之衛。”
曰：“奚為焉？”
曰：“回聞衛君，其年壯，其行獨，輕用其國而不見其過；輕用民死，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民其無如矣。回嚐聞之夫子曰：‘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願以所聞思其所行，則庶幾其國有瘳乎！”
仲尼就是孔子，顏回是孔子最喜愛的學生，這是曆史真實，但這裏是借用這師生二人來說事兒，我們不必同史實掛鉤，隻需與莊子的時代實際相聯係，即承認思想家的思想總是他的時代的反映，也就夠了。
這段對話是說，顏回決定去衛國之前來向孔子辭行，孔子問他去幹什麼（“奚為焉”），顏回回答說：我聽說衛國國君為人狡詐偽善，做事獨斷專行，處理國事十分輕率，又非常自負，從不承認自己有錯，更一點不把人民的死活放在心上，以致該國的老百姓因國家昏暗而死的多極了，拋棄荒野的屍體像樹葉一樣，隨處可見。那裏的人民真是走投無路（“如”有“到……去”義）啊！我曾聽先生您說過：“政治清明的國家應該離開，黑暗昏亂的國家應該投奔——醫生家裏多病人。”現在，我就是想把您的教導貫徹到實際行動中去。也許，我去還可能使衛國得救吧。——有幾處值得討論。
1.“其年壯”，《今注》翻譯為“年壯氣盛”，《正宗》翻譯為“正在青壯年時期”，傅佩榮先生譯作“正當壯年”，又都未作注，顯是都以為“年”是指“年齡段”。我以為，這裏無須交代衛君的年歲，而且，“年”如是此義，“其年壯”和“其行獨”對言，就顯得不合適了。“年”可通“佞”，而“佞”有“偽詐、偽善”義（《大戴禮記·公符》：“祝雍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嗇於時，惠於財，親賢使能。’”其中“年”就是借作“佞”）。我據此認定，這兩句是從為人品性和行為表現兩方麵陳述衛君的“失道”，對仗得很好，所以作了以上的翻譯。
2.“輕用其國”和“輕用民死”，《今注》分別譯為“處理國事輕舉妄動”、“輕於用兵不恤人民的生命”；《正宗》譯文所體現的理解，也基本如此。我以為，這說明兩書作者都未領會到，此處的兩個“用”字乃是“對待、處置”的意思（《墨子·貴義》：“今士之用身，不若商人之用一布之慎也。”其中“用”字就是“對待”義，這個義項用在國事上時，還可翻譯為“治理”），兩個“輕”字作“用”的狀語，則是輕率、不審慎的意思，所以這兩句起著對前兩句作說明亦即舉證的作用；“民死”是“輕用”的賓語，故實是指“人民的死活”，不是陳述衛君“用兵”或“亂用民力”的不良結果——後一句才是交代“輕用”的結果。
3.“死者以國量乎澤，若蕉”句，《今注》說其中的“國”字是衍文，還有人又進而認為“以”猶“已”。我則認為，“死者以國”是“以國死者”的倒文，理解為“因國家（被他弄得如此糟糕）而死的人”，就什麼問題都沒有了。“量乎澤”，一般都認為是“布滿了澤地”的意思（《正宗》譯作“從大澤中量取草芥”），《呂氏春秋·期賢》中也有這個說法：“無罪之民，其死者量於澤矣。”（高誘注：“量，猶滿也。”）但我以為，認這個“澤”字是《管子·地員》篇裏“芬然若澤若屯土”句中說的“澤”，可能更好一些，因為據郭沫若等集校：“沫若案：故‘澤’當假為‘蘀’。《說文》：‘草木凡皮葉落陊地為蘀。’”這樣，“量乎澤”就直接是“數量像落在地上的樹葉一樣多”的意思（“乎”通“於”，“於”通“如”），這用來狀寫死亡而又無人收殮的百姓之多，比之於說“布滿了澤地”，顯然要好得多。句末“若蕉”的“蕉”通“樵”，指幹樹枝，更隻同這個理解相合。
4.“治國去之，亂國就之——醫門多疾”，這是孔子曾經用以教顏回的話，“治國”、“亂國”是偏正結構，意思明顯是：國家治理好了，人才少有用武之地了，就該到急需治國之才的亂國去發揮作用，像有病就投醫，病好了就離開醫生家一樣（“疾”指病人）。對顏回講完這意思後說的三句話，《今注》作注曰：“‘思其’下通行本缺‘所行’二字，陳碧虛《莊子闕誤》引江南李氏本‘其’下有‘所行’二字，‘則’字屬下句，較他本為勝，當據以補上。”我以為，這樣地“補上”倒是無傷文義，但未必“為勝”，因為按通行本文字，“則”是“榜樣，準則”義，前兩句是說：我想把您的這個教導作為自己考慮去留時的準則（“其”為助詞，無義，或理解為“自己的”）。這意思同改動後的文字表達的意思，不是完全一樣嗎？讓“則”字屬後句，似還顯得有點多餘。《正宗》依通行本，對這個“則”作注曰：“則：法，指救治衛國的方法。”將這末三句翻譯為：“我想按先生的教導，給衛國想個辦法，或許會把他們國家的病治好。”這屬誤注誤譯，才確實顯得“為劣”了：根據這個道理，直接想到的該是“我現在應該去衛國”，怎麼會就是救衛國的辦法？如果隻是“辦法”，也不必一定要去人呀！
仲尼曰：“，若殆往而刑耳！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諸己而後存諸人。所存於己者未定，何暇至於暴人之所行！”孔子一上來就給顏回潑了盆大涼水，說：“唉！你要是真去了，恐怕會有殺身之禍！”（“殆”表示推測，“而”相當於“就將”。）接下就說這推測的理由，先連用幾個“則字句”把要點交代出來。這幾句，《今注》的譯文是：“‘道’是不宜喧雜的，喧雜就多事，多事就受到攪擾，攪擾就引致憂患，憂患到來時自救也來不及了。”《正宗》譯為：“道是不能雜的，一雜了就多起來，多了就亂套，亂套了就會產生憂慮，憂慮了就會多疑，多疑就沒法救治了。”這不僅簡直讓人不知所雲，而且同上下文都連接不上，所說的“道”也不知是指誰的道、哪個道。細心一點就會體認到：從上文看，這個“道”是指顏回想拿去救衛國的“道”；從下文看，末了說的“不救”是說不足以救助別人。所以這幾句的意思是：你拿去向人宣講的道理，不可以顯得五光十色，似乎好得不得了，因為那樣就會要講得內容繁多，內容繁多就會使聽者感到心煩意亂，他一心煩意亂，就會心智閉塞不通，難以接受新的東西，那麼自然也就不能幫助他改正錯誤了。這不就清楚明白了？很明顯，這其實是說，真正能說服人、能夠促人改惡從善的道理，必是樸素無華、簡明易懂的，因此，“道”一定要首先說服了你自己，然後才能拿去教人。所以這是委婉地批評顏回，指出他剛才那樣說話，乃表明他對自己想用以教人的道理其實還處於某種盲目狀態，還未讓它成為“自己的道”。所以接下才又用“古之至人”作比，說：古代的至人，總是先用他信奉的道來律己，然後才拿去教人，你那大道理還沒有完全在你自己身上體現出來（“未定”），你怎麼可能應對裕如地（從“暇”可引申出“從容”義）拿去幫助那暴君改弦易轍呢？——“存諸己”等於“存之於己”，未予說出的“之”字是指代“道”。我對幾個“則字句”作如上解說，訓詁根據是：“雜”的本義是指“五彩相會”；“擾”，按《說文》的解釋是“煩也”；“憂”的一個義項是“閉塞不通”；“救”的本義是“阻止”，引申為“糾正、治療”等義，“憂而不救”句中的“而”相當於“則”。
《奧義》對“雜、多、擾、憂”和“救”的解釋是：“真道因偽道而‘雜’而‘多’，真德因偽德而‘擾’而‘憂’，彰顯真道真德必將身陷危殆，終至‘不救’。自身無救，遑論救人救世及諫阻暴君暴行。”這與我的解釋真是“大相徑庭”，不知讀者更傾向於哪一個，我隻想說：這裏原文是“夫道不欲雜，雜則多，多則擾，擾則憂，憂而不救”。即明明是說“道”“自己”不愛、或不想、或不需“雜”，接下的“則字句”明明是申述這裏存在著一個“因果鏈”，故而“雜、多、擾、憂、不救”都仍然是以“道”為主語，為什麼和憑什麼要改說成“雜”和“多”是因“偽道”而起？又為什麼和憑什麼把“擾”和“憂”的陳述對象（即主語）改為“真德”，並且切斷“多”與“擾”之間的因果關係？特別是，為什麼和憑什麼要把“道不救……”這個省略賓語的“主—謂—賓”結構，改為，或理解為“自身—無（不）救”？這些問題，我真設想不出《奧義》作者會怎樣回答。
“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蕩而知之所為出乎哉？德蕩乎名，知出乎爭。名也者，相軋也；知也者，爭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盡行也。”這是轉而從那“暴人”（施教對象）接受施教的可能性方麵，說明何以“不救”，即是說：而且，你知道一個人的德性是如何被敗壞，以及心計智巧是如何產生的嗎？德性是被名分敗壞的，智巧是由於爭鬥而產生的；名分，本來就意味著身份高低相軋，智巧，不過是進行爭鬥的工具，這二者都是凶器，不是拿來完善人的品行的（“盡行”的“行”指品行；“盡”是“盡善盡美”這種說中的“盡”，“使……達到最高”的意思）。這是告訴顏回，衛君缺德乃因他處於君主地位，所以你別想用說教去感化他；他為了應付爭權奪利的鬥爭，一定培養出了使用心計玩弄權術的本領，所以你也別想他會誠懇地聆聽你的布道。至此，對於顏回去衛國將凶多吉少，已經點得很明白了。這裏，莊子把孔子道家化了，是借用孔子之口來批評儒家思想——這幾句，所有注家，包括《今注》和《正宗》的作者在內，都誤把“名”理解為“名聲”意義上的“名”了，所以對“蕩”、“出”、“盡行”等都理解錯了。請看兩書的翻譯：
《今注》：“你知道‘德’之所以失真而‘智’之所以外露的原因嗎？‘德’的失真是由於好名，‘智’的外露是由於爭勝。‘名’是人們互相傾軋的原因，‘智’是人們互相爭鬥的工具；這兩者都是凶器，不可盡行於世。”
《正宗》：“而且，你知道道德如何會敗壞和智詐是怎麼產生的嗎？道德是因為爭名敗壞的，智詐是從爭鬥中產生的。名聲這種東西，其實就是相互傾軋；智慧這種東西，其實就是爭鬥的工具。兩者都是凶器，不是可以拿來完善自己的行為的。”
一般地說“‘名’是人們互相傾軋的原因”，“名聲這種東西，其實就是相互傾軋”，顯然不恰當，這不會是莊子的意思。
“且德厚信矼未達人氣，名聞不爭未達人心，而強以仁義繩墨之言衒暴人之前者，是以人惡育其美也，命之曰菑人。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為人菑夫。且苟為悅賢而惡不肖，惡用而求有以異？若唯無詔，王公必將乘人而鬥其捷。而目將熒之，而色將平之，口將營之，容將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順始無窮，若殆以不信厚言，必死於暴人之前矣！”孔子不想點到即止，就繼續作“假定性的發揮”。我先按我的理解翻譯一下吧：況且，當一個人德性淳厚、信譽堅實（的美名）尚未得到公認之時，與世無爭、決不計較名譽地位（的聲譽）還沒有取得對方的信任之時，就勉強去向暴君進言仁愛信義之類的道德說教（“衒”為“沿街叫賣”義），那將被人認為，他是拿別人的錯處（“是”為代詞，作主語，相當於“這樣的表現”；“人惡”即“別人的錯處”）來反襯他自己的美德，別人還會說他這是在害人（“菑”借作“災”）。被視為害人的人，對方一定會反過來害他的，所以你恐怕要被人害了！再說，衛君如果是一個欣賞賢者厭惡不肖之徒的人，他哪用得著來向你征求意見（“而”同“爾”，“異”指“異議”，批評意見）？所以你在那裏其實根本不能有所諍諫（“詔”是“告訴、教導”的意思），否則，衛國的王公大臣們會抓住你話語中的疏忽、漏洞（“乘人”）對你展開圍攻（“鬥其捷”），到那時，你會目光轉為迷惑（“熒之”），麵色變得和緩（“平之”），說話開始遲鈍（“營之”的“營”通“縈”，“縛住”義），態度露出恭順（“形之”），心裏則準備同他們和解了（“成之”。“成”有“成全、和解”義）。但你這時候這樣表現隻會助長他們的氣焰，可說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也即通常說的“多上加多”。這情況隻要有一次，以後將是愈演愈烈，你恐怕終於會因為在尚未取得君主信任時就大膽進言（“不信厚言”）而被開罪，必將死於暴君之手了——“而目將熒之”以下幾句，《奧義》轉述為：“你的目光將會遊移迷惑，你的表情將會強裝平靜，嘴巴忙於自我營救，神態急於表白心跡。”我以為也不失為一種好的理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