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注》和《正宗》對這三段話的理解頗多誤會，但不予討論了，隻提一下《奧義》的不中肯處。它對“顏回曰”的那三句問話的轉述是：“顏回問：夫子不允許弟子出使衛國往諫衛君，確實是因為弟子‘有我’。假如夫子現在允許弟子出使衛國往諫衛君，弟子已能‘喪我’。這可算內德衝虛嗎？”這與原文的字麵意思完全掛不上鉤，本身也極不好懂，甚至不通（例如末句的主語“這”字就指代不明）。作者的文字功夫本是極好的，我隻好認為這是“強作解”所致。由於把顏回這隻是用來征詢他對“心齋”的領會是否正確的問話，錯解為顏回表示決定采用“心齋法”對待衛君了，所以對孔子答話中說的“盡矣”（隻是讚賞顏回對“心齋”的意思領會得完全正確），也錯解為“做到‘喪我’就達至盡頭了”。於是就一路錯下去:“而無感其名”被理解為“但不要被其‘君主’假名迷惑”；“絕跡易，無行地難”，成了“不行路而無足跡容易，行路而無足跡困難”這樣的廢話；“為人使，易以偽，為天使，難以偽”，被轉述成了“被人君役使，容易違背內德；被天道驅使，難以違背內德”這種與“心齋”無涉的意思，如此等等，難以盡舉，而且越往後錯得越離奇，以至到末了時，“是萬物之化也”這個主謂句，竟轉述成“足以感化萬物的至人”了——我隻好認定，這是為了證明自己“頗有新意”而強解原文的結果。
最後我還想說三點意思：一、通觀這一章，孔子先是論證顏回“所存於己者未定”就想“往諫”暴君，實是“往刑”；接著批評顏回的“端虛勉一”法和“內直而外曲，成而上比”亦即“三徒法”是太不顧“對象”實際的“師心”之法，不可能借以達到感化衛君救治衛國的目的；最後則教給顏回“心齋法”，認定隻要達至心齋，“徇耳目內通，而外於心知”，就會連厲鬼惡神都可以感化，更不用說對人了（自然包括衛君在內，《奧義》更認為此章中所有“人”字都是指“人君”）。這是本章的論述層次，最後的教誨則是它的主旨。但我不免想：真是這樣嗎？這非但不合實際，作為一種觀點、主張，則明顯是為暴君張目，讓他更加可以為所欲為而不至於受到任何反抗。難道這也是莊學的內容？是的，這也是一種不把自己的欲求、主張強加於人的“無為”思想。但是，這可不是老子宣講的“無為”，老子講的“無為”是政治概念，是主張、要求居上位者、統治者，即侯王、君主們“無為而治”，非但不可以違逆老百姓的本性行事，還要“功成事遂，而百姓皆謂‘我自然’”。這種“無為”，作為待人之道，決不是指向一般人的，一般人根本沒有實行這種“無為”的資格！因此，我以為這一章的內容與莊子的思想是貌合神離的，《奧義》既然認為莊學的真諦在於批判封建專製，卻在這一章中也大談“莊子奧義”，恐怕不大合適。
二、對這末一段，要是隻有我的上述理解才符合作者原意的話，那麼，基於《正宗》譯文所代表的“傳統理解”所做的發揮、推論、評說，或者所得的感悟，就都落空了，不管它“本身”的內容有多麼正確、多麼深刻，並能引發別人的更多的推想和感悟。而我們學術界對於古代經典的轉述、推論、評價，以及發表的“感悟”等等，卻有不少正是這種“落空”的東西。例如《感悟》談到我認為是描述別人對於“行心齋者”的印象的那三句話時，就說：“實際上，‘瞻彼闋者’，乃是描述進入心齋的開始，如同捅破‘窗戶紙’看到未見的世界一樣。”如果對於“瞻者”的認定竟是我對了，《感悟》說的一大篇感悟，豈不就屬於這類“落空之論”了？我真情願是我錯了？
三、孔子在前麵論證顏回去衛國將“必死於暴人之前矣”時，是把禹也列入“求名求實者”之中的，自然帶有“貶斥性”，在這最後的總結性教誨中，卻似乎視禹為“首聖”了，這是為什麼？是原文作者不自覺地陷入了矛盾，還是我理解錯了？請讀者細察之。
二葉公子高將使於齊，問於仲尼曰：“王使諸梁也甚重，齊之待使者，蓋將甚敬而不急。匹夫猶未可動也，而況諸侯乎！吾甚栗之。子常語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成。事若不成，則必有人道之患；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若成若不成而後無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執粗而不臧，爨無欲清之人。今吾朝受命而夕飲冰，我其內熱與！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陰陽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兩也。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語我來！”
這第二個故事是講孔子如何指導葉公處理臣下與君主的關係。曆史上確實有個葉公：楚國人，姓沈，名諸梁，字子高，因為當時在葉縣當縣令，所以別人稱他做葉公。葉公被派出使齊國，感到很為難，因為，葉公說：“楚王要我諸梁出使齊國（‘使諸梁’），是寄予厚望的（‘甚重’），而齊國對待外國使者，很可能是態度非常恭敬（‘甚敬’），但對人家要求與他協商的事情卻老是拖著不辦（‘不急’）。一般老百姓都很難催他做事快點（‘未可動’），何況對秦王這樣的諸侯呢！我真為這事擔心著急死了（‘栗之’）。”所以他行前來向孔子討教：先生常對我說，事情無論大小（“若大若小”。“若”字可表示選擇關係，相當於“或”），極少有不合乎“道”（“不道”。“道”用作動詞）而又能夠使雙方都高高興興地辦成的（“懽成”。“懽”同“歡”）。事情要是沒有辦成，一定會蒙受人事上的災難（受到君主處分）；要是辦成了，一定會遭到陰陽失調的災難（因違心離道而內疚至於生病）。無論成與不成都不會為難受損，就隻有有德之人才能做到了（“唯有德者能之”）。按說，他這裏說的“德”不是指道德，像是指“本事、本領”，好在當時的“德”概念中是可以包括才能的，即才高也視為有德，故“有德者”仍可翻譯為“有德之人”，《今注》譯為“盛德的人”，《正宗》譯為“有道的人”，顯是因為在這一點上有所考慮。
接下說的更讓人同情：我本來是一個吃飯願粗不求好（“臧”，“善、好”的意思），飲食不喜清涼的人（“爨”指燒火做飯，“清”有“清涼”義），但今天卻早晨接到出使齊國的任務，晚上就感到全身發燒想要喝冰水，我是急得生病了吧？我還沒有把這問題的性質弄清楚，就已經陰陽失調了，事情要是沒有辦成，又一定會受到處分，這種兩難之事，為人臣的人真受不了，先生您能給我出個主意嗎？——有幾處須作討論：
1.“陰陽之患”，《正宗》解釋為：“陽指喜，陰指憂。憂喜交加造成陰陽失調傷害身心的禍患。”《今注》講得簡單些：“陰陽之氣激蕩而致失調患病。”我以為，這理解未能道出這裏的深意：葉公是要說，在當今，要把事情辦成，是必須弄虛作假，昧著良心違道行事的，故“事若成，則必有陰陽之患”。據此，我在括號中作了如上的說明。這理解似亦符合葉公不願昧著良心行事的“性格”。
2.張鬆輝先生說，“吾食也執粗”二句是葉公比喻他這次出使隻求完成任務，不求做得很優秀，就像吃飯求粗不求細一樣。我以為這理解從意思上看可以，但不切上下文義，故未采納。
3.“吾未至乎事之情”一句，《今注》譯作“我還沒有了解事實的真相”，《正宗》翻譯為“我還沒有接觸到這個任務的實際情況”，我以為都不準確。“情”確有“實情”、“真實”的義項，但這裏的事情亦即葉公要去執行的任務，是明擺著的，他自己已經講得很清楚了，似乎談不上有什麼“真相”或“實際情況”要做進一步的了解，他希望於孔子的，應該也不是幫他搞清真相或實情。因此我認為，這“事之情”的“情”並不是指他麵對的出使秦國這件具體的事情，而是指這件事情上所體現的“情”，亦即它的內在本質。“情”字恰好可用來表示事物的本性（《孟子·滕文公上》：“夫物之不齊，物之情也。”此“情”字即指“本性”。《齊物論》裏“有情而無形”句中的“情”字，也是在這意義上使用），因此，我對這一句作了如上的翻譯。其實，葉公希望孔子指點的，以及孔子下麵教導的，正是對於這個本質的認識。所以這一句是這一大段話最要緊的一句。可惜注家們正是把這一句翻譯錯了——《奧義》說，這句所說的“事之情”，和前麵孔子說的“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中的“事之情”，“是‘人事之情’的略語”，則是理解得不錯的。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其一命也，其一義也。子之愛親，命也，不可解於心；臣之事君，義也，無適而非君也。無所逃於天地之間，是之謂大戒。是以夫事其親者，不擇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樂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於悅生而惡死！夫子其行可矣！孔子的這個回答，今天的青少年讀了一定會感到不可理解，或者憤慨。他先說天下有兩大戒（這個“戒”是指不可違背的命令。“戒”有“命令”義，《左傳·宣公十二年》：“軍政不戒而備。”杜預注：“戒，敕令。”）一是子女對父母的愛，他稱為“命”，因為這是天生的，不可能從心中消解、釋去（“不可解於心”。此“解”字是“解凍、解乏”這類說法中的“解”，但是用作自動詞）；二是臣下對君主的事奉，他稱為“義”，因為無論走到哪裏都有君（“無適而非君也”。此“適”是“往”義）；而凡是天地間不可避免的事，就是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句，《今注》在後麵打句號，使得這一句成為“臣之事君，義也”的又一理由，亦即對前一句的補充；《正宗》則在前麵打句號，後麵用逗號，讓這一句充當“是之謂大戒”的主語（“是”為它的複指詞），同時也就交代了理由，從而使得上文對“命也”、“義也”的申述在文字上也對稱了。我以為《正宗》的理解為優，所以是按它的斷句作的解說。從這幾句看，如果本章中的孔子也是莊學的代言人，那麼，莊子對於儒家宣揚的盡孝、忠君思想，是抱有同情的理解的，承認這二者有著現實的必然性，對後者也不可宣稱其“有違自然本性”而要求去除之。
“是以”後麵的話是根據二“大戒”作出的“推論性規定”，分別從“事親”、“事君”、“事己”（即“自事其心”）三方麵講：侍奉父母，要自己無論居於何種處境，都能讓父母放心，這才是最大的盡孝；事奉君主，要無論處理什麼事情，都能讓君主放心，這才是最大的盡忠；對待自己，要不管做什麼，都不在事前考慮結果的得失，即使明明知道辦不成，也心安理得地把它當做自己該做的事情去辦理，這才是最高的品德——注意：這些規定的根據乃是“大戒”，所以是不可動搖、無可商量的，說給你聽是要你堅決照辦，一點不帶勖勉的性質；因此，我對三個“之至（盛）也”句，都用“才是最大（高）的××”這樣的句式翻譯，而不翻譯成“就是××”，因為這後一的說法正是作勖勉，或一般性陳述，而不像是作訓誡。
“自事其心者……德之至也。”《今注》翻譯為：“從事內心修養的人，不受哀樂情緒的影響，知道事情的艱難無可奈何而能安心去做，這就是德性的極點了。”《正宗》翻譯為：“進行內心修養的人，不讓喜怒哀樂的感情輪番地出現在心裏，明知道無可奈何也要安之若命，這是道德修養的最高標準。”且不說文字表達顯得別扭，更還有兩處誤譯：一、這個“者字結構”，和前兩句中的一樣，也不是指人，而是指“者”字前說的事，即這“者”字是表示假定關係，整個這句話是告訴該如何“事心”亦即“事己”，作者誤以為是描述“事心的人”了；二、“哀樂不易施於前”，顯是針對葉公尚未出使就“吾甚栗之”、“我其內熱與”而發，所以“施乎前”必是“在做事前表現出（也即產生）”的意思，“不易”其實是說“不可”，兩書的譯文幾乎都把原文意思講反了。
最後三句不是曉諭道理，而是作行為建議了，不過還是先說了一句讓步性的話：作臣下、兒子的人，本來就常有無可奈何的時候——這個“不得已”可以理解為今天說的“不得已”，但嚴格說還是“有所不得矣”的壓縮（此“得”是“控製、駕馭”的意思）。說完馬上就嚴肅地作訓導：奮不顧身地去按理該采用的方式執行任務吧，何須考慮生死哀樂之事！你還是到齊國去的好——“行事之情”的“事之情”，就是前麵“吾未至乎事之情”說的“事之情”，所以字麵意思是“按事理上對你的要求去行動”，作為祈使句，自然是這譯文的意思，可《今注》翻譯為“遇事能如實地去做”，傅佩榮先生翻譯為“隻要按實際情況去行事”了。《正宗》譯為“事情該怎麼做就怎麼做去”，從理解看，則完全正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