對於孔子的這番話，《感悟》發表了一個看法，值得一讀：“莊子通過道家化的孔子之口，指出‘愛親’之‘命’，‘事君’之‘義’，作為‘大戒’，具有人所不能逃避的必然性。雖然不能逃避，但是如何麵對，卻是可以不同的。這裏提出的麵對，有助於我們對於莊子甚至整個道家在儒道關係問題上理解……首先，這裏並不反對‘愛親’和‘事君’，而且也以肯定的語氣談論‘孝之至’和‘忠之盛’。這就說明，莊子並不主張不食人間煙火，更不是什麼陷入虛幻的‘出世’，相反，他所重視的是如何‘入世’的問題。莊子與儒家的不同，恰恰是在如何入世這方麵。”我以為這說得頗有見地。該書還說：“‘愛親’和‘事君’，最終還要回歸於‘自事其心’。這種‘事心’，與前麵‘心齋’聯係起來，不過是使心‘唯道集虛’。這種無動於哀樂，在世俗無可奈何的事態中‘安之若命’，也隻能是具有‘心齋’境界者才能做到。因此，這裏稱此境界為‘德之至’，乃是與‘道之至’同義。”這似乎講得更深刻了，但我以為，隻能說這段話是對“心齋待人方式”作個注釋兼補充：心齋確乎是要你“虛己”、“喪我”地去感化人，但不是要你把自己的道義責任也“虛掉”、“喪掉”，相反，正是要你切實地踐履“天之大戒”，例如“命”與“義”。
《奧義》論及這段話時說：義與命“固然並列為人生二戒，然而‘義’不同於‘命’，僅是‘若命’。‘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揭破兩者的本質差別：‘愛親’的內德之‘命’永恒不變，‘事君’的外德之‘義’隨時變遷”。但這說得不中肯：“知其不可”句明明是針對“自事其心者”而發，不是申說“命”與“義”的規定性，怎麼就“揭破”了“義”、“命”二者的本質差別？“命”和“義”並列為“大戒”，怎麼會一個“永恒不變”，一個“隨時變遷”？這似乎是“有意的”誤會。
“丘請複以所聞。凡交近則必相靡以信，交遠則必忠之以言；言必或傳之。夫傳兩喜兩怒之言，天下之難者也。夫兩喜必多溢美之言，兩怒必多溢惡之言，凡溢之類妄，妄則其信之也莫，莫則傳言者殃。故《法言》曰：‘傳其常情，無傳其溢言，則幾乎全。’
“且以巧鬥力者，始乎陽，常卒乎陰，泰至則多奇巧；以禮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泰至則多奇樂。凡事亦然，始乎諒，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簡，其將畢也必巨。這段話好懂，我先翻譯一下“則幾乎全”之前的話吧：我（“丘”是孔子自稱——孔子名丘，字仲尼）再給你講講我聽說的一些道理吧。一般說來，和近處的國家交往，隻能靠實際的信用維持睦鄰關係（“靡”通“摩”，“相摩”意味著和睦、親近），和遠處的國家交往，則是靠有誠信的諾言保持相互友善（“忠”有“厚”義，相互忠厚就是相互友好）；有所承諾，就必須要有人去傳達（“或”：有人）。傳達雙方都高興或者雙方都不滿意的話，可是天下的大難事。因為雙方都高興就必然多有溢美之辭，雙方都不滿意就必然多說難聽的話，而凡是過頭的話都近似於胡言亂語（此“之”相當於“則”，“類”有“類似”義），既然是胡言亂語，就沒有人相信（此“莫”字為代詞，表示沒有人），沒有人相信，傳話的人就要遭殃了。所以《法言》上說：“傳話如果傳的都是符合事理常情的話，沒有傳送過頭的話，就對誰都不會有麻煩。”有三點需要說明：
一是對“溢之”引起的三個“連環句”的理解。我以為，這整段話中的四個“溢”字理當同義，即應都是“過分”義（《今注》和《正宗》主要在“添加”的意義上做翻譯），“妄”是承接著上句“類妄”說的，其“妄性”乃來自“溢”，故而應是指不顧符合實際與否的誇張之辭，即是特指胡言亂語；“信之也莫”是“莫信之也”的改裝，好使“莫”字處在句末，與下一句繼續“連環”；“莫”在這裏也是代詞（和《齊物論》中“天下莫大於秋毫之末”句中的“莫”同義）。
二是《法言》說的“常情”是和“溢言”對舉，二者就該相互說明，故“常情”當是指合符事實、常理的話語，“溢言”則是誇大不實之詞；於是“則幾乎全”應該是說：“這就不會給‘授話者’、‘受話者’、‘傳話者’三方任何一方造成麻煩”，而不會是僅僅針對傳話人而言，因此我翻譯為“就對誰都不會有麻煩”。但一般都把“全”理解為“全生”，而且隻是針對傳話人。
三是“法言”當是指勸善規過的格言，《論語·子罕》中有“法語之言，能無從乎？改之為貴”句，可作佐證，但我認為，也許後來就有一本收集這類言論的書了，所以我加了個書名號。《奧義》說：“漢儒楊雄取莊子語撰著《法言》，足證古無同名之書。”是否論據不足？
“且以巧鬥力者”後則是說：以心計智巧爭勝的人，常常是開始的時候來明的（“始乎陽”），後來就搞陰謀（“卒乎陰”），鬥得最激烈的時候（“泰至”，“泰”可表示“極”的意思），還會耍盡花招，詭計百出；一起按禮儀飲酒的人，開始的時候很守規矩，最後也常常是胡來瞎搞，達到高潮時甚至是狂言齊發，醜態百出。世事似乎都是這樣，起初大家都能講文明、講風格，最後就庸俗、下作起來了，就是說，總是以單純、樸實開始，以麻煩、爭吵告終——“治、亂”、“諒、鄙”、“簡、巨”等應該在互相對待的意義上去理解，不必固守字典上給出的意思。這段話是用世人往往“以巧鬥力”，難把“諒”字體現的原則精神堅持到底的現實情況，來進一步證明上述關於“傳言”之難的理論，所以用“且”字領起。這個“且”是“況且”義。傅佩榮先生說：“‘始乎諒，常卒乎鄙’：專家認為，‘諒’字應為‘諸’，‘諸’與‘都’通，城鎮也。‘鄙’指鄉野而言。”這倒是可能的，但按此解，文義同我的理解完全一致，既如此，何必繞彎子用通假說呢？在這裏，“諒—鄙”是直接而明顯地意味著“文明—粗野”的對立的（“諒”為“誠信”義，還通“良”，“善良”義；“鄙”有“惡”義）。
整個這段話要說明什麼？我從“凡事亦然”句得到啟發：也與前一寓言聯係的話，那就是再作補充說：“心齋法”的操作要點在“行於當行，止於當止”（“入則鳴，不入則止”），雖然必定有效，但一般人是很難做到的。
“言者，風波也；行者，實喪也。夫風波易以動，實喪易以危。故忿設無由，巧言偏辭。獸死不擇音，氣息茀然，於是並生厲心。剋核太至，則必有不肖之心應之而不知其然也。苟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終！故《法言》曰：‘無遷令，無勸成；過度，益也。’遷令勸成殆事，美成在久，惡成不及改，可不慎與！這最後一段必須一句句地解釋。頭兩句是說：人的言語是最容易引起人事糾紛的，根據傳言做出的行為，常常有違行為者的初衷（“實”為“誠實”）。《正宗》將這兩句譯為：“話語這種東西，實際上就是挑起事端的風波；行為這種東西，實際上就是喪失真實。”字麵上沒有問題，但我認為，一般地給言和行下這樣的定義，不合事理，莊子當不會這麼說的，從下文看，似也不是這意思。《今注》譯得簡明：“語言就像風波；傳達語言，有得有失。”把這個“行”理解為“傳達語言”，把“實喪”理解為“得失”，似不切文義。第三、四句是說：（但事實上）言語引起的糾紛很容易發生（“動”，發動，產生），缺乏誠意的行為則容易造成危險（兩句中的“以”字為助詞，無義）。這表明，上兩句不是針對一切“言”和“行”而發。接下兩句又說：所以憤怒、怨恨的產生（“忿設”的“設”是由“陳設”、“施行”義引申而來的“產生”的意思）不是別的原因（“無由”），完全是由花言巧語和偏頗誇大之辭引起的。這就進一步證明，“實喪”之“行”是“巧言偏辭”挑起來的“行”，是有違人的理性、“人道”之“實”的“行”——“獸死”前的這六句，《奧義》作的轉述是：“言語影響行為，如同風吹導致水波；輕信傳言而行，必定背離真實。言語之風，容易引起德心波動；背離真實，容易導致行動危殆。所以被溢言激怒者雖無正當理由，卻有機巧之言、偏頗之詞做借口。”隻有對後兩句的解說，同我的理解有較大出入。把“忿設”當做一個名詞，且是對人的稱謂，於是又把“由”理解為“理由”，恐怕不合古漢語的規律；按照它這理解，此句前頭加個“故”字（“所以”）就沒有道理了，因為看不出這意思同前文有因果聯係，或“推出關係”。
“獸死”以下的話可以這樣翻譯：困獸快死時會尖聲怪叫，呼吸也急促起來，同時也就升起反撲的惡念（“厲心”。此“厲”是“害”義）；人對別人刻薄逼迫得太過分（“剋核”即苛刻、刻薄；“太至”即太過分），也一定會使對方產生報複的念頭，並且自己可能還不知道原因究竟在哪裏。要是真不知道，誰還能預料得到它的結局呢（是說結局一定不好）？所以《法言》說：“不要擅自改變所受命令的內容（‘遷’，‘變更’義），不要強人所難地去爭取事情的成功，說話辦事超出了界限，那就是溢（‘益’是‘溢’的初文）。”這就是說，擅改命令內容，強人所難取得成功，那隻會壞事。事情得到圓滿的結果，是需要很長的時間的，事情辦糟了，是很難挽回的，怎麼能夠不謹慎呢？
到此為止，孔子把葉公的問題，從理論到實踐，分析得淋漓盡致了，可歸結為兩點：一是事君屬於義，乃天下大戒之一；二是傳言必須實事求是，否則害人害己。看他最後的結語吧。
“且夫乘物以遊心，托不得已以養中，至矣。何作為報也？莫若為致命，此其難者。”對這結束語，《感悟》說：“孔子最後的提醒，歸結為體‘道’而入‘道’……在這裏，‘乘物’就是超越於‘物’，‘遊心’就是心能‘唯道集虛’。這樣，就能以道心化解‘不得已’，而達到絕妙的至境。這是一種既非報效誰也非成就使命的境界，不過，若想達到，就太難了。”
但《今注》、《正宗》和《奧義》的理解有所不同，看：
《今注》：“順著事物的自然而悠然自適，寄托於不得已而蓄養心中的精氣，這就是最好的了。何必作意去完成國君的使命呢！不如順乎自然的分際，這是很困難的。”
《正宗》：“再說（個人的修養），那也要心神任隨外物的變化而遨遊，把自己依托在不得已裏培養心性，這也就到家了。何必擔心怎麼交代呢？不如如實地傳達國君的命令，這不能算什麼難辦的事吧？”
《奧義》：“駕馭外物以遨遊德心，寄身不得停止的因應外境，因循內德達至中道，方為俗諦極至。何須別有報答呢？最佳報酬就是達至天命。盡管達至天命極難。”
對這樣幾句話，四位大專家的理解出入如此之大，是正常的，還是不大正常？初涉《莊子》的一般讀者，麵對這種並非學術觀點的分歧，該如何辦？我推薦的辦法是：摳原文，查字典，動腦子。我們就來這樣辦吧。
“且夫”是發語詞，隻起提示作用，但這裏引起的是結束語，所以將這“且夫”翻譯為“總之”，大概是恰當的。
“且夫”和“至矣”間的兩個分句，意念上明顯具有對仗性：前句從積極的方麵講“乘物”、“遊心”，後句從消極方麵講“托不得已”、“養中”；兩句中的“以”字都是引出目的亦即希望的結果，“以求”的意思；因此，可以，也應該從相互對待上把握這四個用語的含義：“乘物”是指主動地順著客觀情勢、規律去行事（“乘”即“乘天地之正”的“乘”，“順應”義；“物”可以指社會、外界環境的情況，即“物情”，《楚辭·漁父》：“安能以身之察察，受物之汶汶者乎？”其中“物”字就是這用法），“托不得已”就當是說，也認可有無可奈何的情況、時候，這時就將自己委身於命運，隨波逐流；“乘物”以“遊心”為目的，這“遊心”就該相當於“由心”，帶有“從心所欲”的意味，於是，“養中”就必是使內心得到護養，不受傷害的意思。（“養”有“養護”義，“中”可特指“內心”，《詩大序》：“情動於中而形於言。”）因此，這兩句作為“至矣”的主語，乃是說：順利時能夠駕馭客觀情勢行事，從心所欲；不順利時認可天意如此，泰然處之。很明顯，兩句意思似乎相反，其實完全一致，都是講的順乎自然，不強求於人，也不苛求於己，故而總是心安理得，心情平和。所以評價說：這就全夠了（“至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