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假於異物，托於同體”這個並列句。我以為，“假”、“托”為同義詞，都是“憑借、寄寓”義，主語（主體）是作為“得道之人”的“彼”，但非指他們的肉體之身，那隻是他們的形骸，形骸正是“異物”之一；就是說，這個“異”乃指寄寓之所的不同，得道者可以寄寓在不同的“寓所”，如果正寄寓在此形骸中，則別的可寄寓之所都是“異物”。“同體”與“異物”對言，就當是異中之同者，從而也就是寄寓其中的那個似乎可以不斷更換寓所的寄寓者，亦即得道的人。從文字說，這理解很符合“物”、“體”二字的用法：“物”有“形色”、“品類”義，著眼的是物類間的差異，故還常用以指謂“萬物”；“體”的一個義項則是指不同事物的共同本質、本性（例如《呂氏春秋·情欲》：“萬物之形雖異，其情一體也。”其中“體”字就是指“寄托在”萬物中的它們的共同本質）。所以這兩句表明，莊子是把個人的思想、信仰、品德看做他作為人的本質的方麵，而把形骸即肉體之身當成“寓所”的。這和古人關於靈魂和軀體關係的樸素理論並不全同，因為這裏主要還是打比方，不是直接論述人的思想、精神同肉身的關係，但這樣做比，當然也說明他受了那理論的影響；另一方麵，他的這個涉及人的本質的觀點，正是中國人關於人性、人的本質的主流思想的繼承和發展。
從與前後文義的聯係看，我對上述理解更有信心：上句說“彼”感覺不到生死之別，其實是說他們把死看做是“搬家”，即換一個寓所，而且每個寓所包括現在寄寓的在內，都是過渡性的，暫時的，因此根本就沒有什麼生和死，或者說隻有生，從而也就談不上生死之別了。所以這兩句其實是對上一句作解釋，說：因為人們所謂的死，對他們而言不過是到另一處去生（活）。至於後麵兩句，則是作進一步的明確，說：這又是因為他們認為，死等於把現在寄寓的形骸遺忘掉——“肝膽”、“耳目”是形骸的替代說法，“忘”和“遺”是同義詞。
但對“假於異物，托於同體”這很有重要意義的兩句話，《今注》和《正宗》的解說卻同我大不一樣，前者的注、譯都是：“借著不同的原質，聚合而成一個形體。”這既費解，又同上下文銜接不上。後者在注釋中說：“莊子認為萬物都是從大道中化生出來，人也不例外。在大道那裏萬物是同一的，一生化為物才有了不同的形體。所以人是借了不同的形體把合道的真我寄寓在其中。”其譯文是：“借一個不同的外形，寄托同一個真我的本體。”似乎接近於我的理解，但我要說，這是先入為主地認定莊子有個本體論的哲學觀點，於是不顧原文語境，硬把這個哲學觀點往裏麵塞。結果也是使得譯文與上下文都不相幹，令人讀不懂。
現在我來把“夫若然者”以後的話翻譯一下：像這樣的人，又怎麼會感到有生死之別呢？因為他們認為，人活著和死去，不過是寄寓在不同的形骸之中，在本質上還是同一個人，就是說，所謂的死亡，其實就是遺忘了當前寄寓的肝膽等腑髒，以及耳目等器官，並且人在不同形骸間的轉移更換是不斷進行的，沒有終結與開始，沒有起初與結束。因此，他們茫茫然遊曆在世俗世界之外，逍遙自在地享受著無須作為的日子。既然這樣，他們又哪裏會昏聵糊塗地去踐履世俗世界中的禮儀，迎合世俗人們的成見，擔心他們看了聽了會有所非議呢？——確認這個翻譯明白曉暢而且對前文承接得很好，就是確認我以上的解說不誤。“反覆終始”以後的四句，《奧義》轉述為：他們“隻願返歸終極之始，卻又自知不知終極何在，因此逃避塵俗，逍遙無為”，我認為一定是誤解：從文章看，“反覆終始，不知端倪”明顯是同“惡知死生先後”相呼應，即是說明其原因的，而且，這裏完全是帶讚揚地陳述“彼二人”如何視生死為一，和因之而“彷徨乎塵垢之外，逍遙乎無為之業”，怎麼會同時又說他們“自知不知”什麼和“逃避”什麼呢？
子貢曰：“然則夫子何方之依？”
孔子曰：“丘，天之戮民也。雖然，吾與汝共之。”
子貢曰：“敢問其方？”
孔子曰：“魚相造乎水，人相造乎道。相造乎水者，穿池而養給；相造乎道者，無事而生定。故曰：魚相忘乎江湖，人相忘乎道術。”子貢聽了孔子的回答，知道有“方外”、“方內”之說，就問孔子自己是依歸方外還是方內（“何方之依”），孔子先回答說：我孔丘是對上天犯有罪行的人（“戮”為“殺”義，故“戮民”是指該殺的人即罪人）。這明顯是曲折地承認，他破壞了天的亦即自然的準則，為天所不容了，所以隻能依歸“方內”。這是莊子借孔子自己之口，宣稱孔子推崇的禮製和提倡的仁義之道，乃是違背自然純屬人為的東西。
孔子接著說的“雖然，吾與汝共之”，是什麼意思呢？《今注》的譯文是：“雖然這樣，我們應該共同追求方外之道。”《正宗》的理解與此完全相同。“共”字在這裏明明是動詞，“之”隻可能是指代“方”，“吾與汝共之”理當是說“我和你同是方內之人”，為什麼竟一律如此理解了？我認為這原因是：一、看到前頭有個“雖然”，於是認為應有轉折，就以為此句必是說孔子希望跳槽到“方外”去；二、因為後麵子貢接著問“敢問其方”，又理解為“請問用什麼方法”了，於是，為了協調上下句的關係，就更加要求這樣解釋這上一句；三、以為孔子是被莊子“道家化了的”（《感悟》就在征引了下文中幾句話後說：“這充分表現出孔子的道家傾向。”），這樣解釋此句才表現了孔子的道家傾向。
但我不能苟同以上理解。首先是因為我推測的上述三個原因亦即理由都不能成立。一、“雖”通“唯”，“雖然”可作“就因為如此”解。二、“其”有“此”義，“敢問其方”更可能是說：“請問方內之人又是如何表現的。”三、《莊子》書中的孔子不是都被道家化了，就此章而言，他的學生子貢的表現、他為派子貢去幫助處理“方外之人”的喪事而自認“陋矣”，他承認自己是“天之戮民”，僅這三點就足以說明孔子在本章中未被道家化。另外還有三個正麵理由：（1）孔子是在回答子貢“夫子何方之依”的問題時說這句話的，此時他當然知道，子貢已自知屬“方內之人”，所以在說了他自己是天之戮民後，才又用一句“吾與汝共之”來直接作答，即挑明一下前句隱含的回答，同時還以此表明自己和子貢的親近。這樣理解最合事理邏輯。因此，認為“雖然”是表達順承關係，即是要強調地交代“與汝共之”的原因、理由，在語法上也最有說服力。（2）在前麵，孔子雖是用申述“彼”之區別於方內人之處，來回答、說明“彼何人者邪”，但隻講了方外人的主張、表現，沒有直接、正麵地講方內之人怎樣，因此，子貢的“敢問其方”，更可能是請求孔子再介紹一下方內之人。這樣，為了協調上下句的關係，自應對上句作我提供的理解了。（3）孔子下麵對“敢問其方”的回答，不像是教導爭取作“方外之人”的方法，更像是交代：方內之人也有其道，隻不過不同於“方外之人”的道，而且，奉行方內之人的道，正是你子貢想要做的君子。
有了以上討論，就知下文是用人同魚的區別，來說明方內人區別於方外人之所在，意思是：魚隻要在水中就“相造”，人則要符合道的要求才“相造”；在水中就“相造”的（魚），挖個池子就足夠了，要符合於道才相造的（人），則要不違道的規範才能感到心安理得，享受自我實現的滿足。所以說，魚隻要能在江湖中沉浮漫遊，就會悠哉遊哉，彼此相忘；人則隻有在自己信奉的道實現之時，才能感到輕鬆自在，相互都不牽掛——這裏大講純自然存在物的魚，實際上是喻指隻求滿足自然本性的“方外之人”，故申述“人”之不同於魚之處，也就是說明方內人區別於方外人之所在。但有幾點還須說明一下。
1.四個“相造”，《今注》一律譯作“相適”，沒有作注；《正宗》有注曰：“造：到。人相造乎道：人到大道中去遊。”頭兩句的譯文是：“魚總希望到水裏遊，人總希望到大道裏遊。”前者的譯文在文義上明顯可通，隻是將“造”解釋為“舒適”的“適”，似乎缺少訓詁根據；後者訓“造”為“到”是不錯的，但置“相”字於不顧了。我傾向於《今注》，因為從魚和水的關係看，一般地說魚“相造”於水，意思隻能是說魚在水中就舒適，亦即滿足了它的本質要求。至於訓詁根據，我以為可以這樣講：“造”的“到”義不是指行為，而是指結果，即是“到達”義，故由此引申出了“成就”、“實現（目的）”的意思，例如《詩·大雅·思齊》：“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這“有造”就是說“有成就”、“達到了他們的目的”；由此再引申出“適合”，“適宜”以至“舒適”的意思來，就不必奇怪了。因此我以為，將我的譯文中的“相造”改為“相適”或“感到舒適”，文義就更加明確了。
2.“無事而生定”句，《今注》作注曰：“生定：‘生’通‘性’。‘生定’，性分靜定而安樂（成《疏》）。或說‘定’為‘足’字之誤。生足，即性分自足。”其譯文從後說：“泰然無事而性分自足。”《正宗》的注釋是：“無事而生定：心靈虛靜無事而生定念。定：入定。”譯文則還在後麵加了一句：“不為塵世所動。”我認為：一、此句是與前麵“穿池而養給”句對言，那一句是說魚得入水中就活得舒適了，自我實現了，這一句也當是相應的意思，故《今注》的理解在方向上是對的，《正宗》則離得遠了點。二、“事”有“事故”、“變故”義，故“無事”在這裏應是特指不發生違道之事；“定”有“安定”、“鎮靜”義，所以在這裏該是特指“心定”，亦即心安理得。因此，我作如上的翻譯。顯然，即使“心定”作“性足”，我的譯文也無須改變。
3.最後兩個“相忘”句，應是講方內之人在處理人際關係方麵區別於方外之人的特點，因為“魚相忘乎江湖”句，乃出自第二章，原是說魚按其本性，是情願不和別的魚“相呴以濕，相濡以沫”，而彼此“相忘於江湖”的，在此處理當意思不變，因而後句也是講人對人的關係。從這兩句是用“故”字領起看，這理解更顯正確：前文是一般地講人和魚的本質區別，這裏就進而推論出二者內部個體之間關係的區別。這個區別乃是孔子答話的重點、落腳點，因此，我特地讓這兩句的譯文將這個區別突顯出來。從落實到這一區別看，孔子似乎感覺到了：魚類個體之間是可以“相忘”的，因為彼此沒有非自然的、即魚們自己後天創造的聯係，故是純自然存在物；人類個體除此之外，還有人為的“道”上的聯係，是社會存在物了。他強調人和魚的這個區別，實是要說方外之人遵循的是純粹的自然之道，他們簡直退回到了自然人，完全脫離社會的實際，這是孔子關於有道德才是人的本質的觀點的一個應用。後來孟子把這個觀點絕對化，竟說“無父無君是禽獸”——據此似乎要說，此篇或是出於具有儒家思想的人之手，或者表明，莊子對孔子的思想觀點和思考理路不但十分了解，而且願把孔學、儒家的核心觀點如實地擺出來，和自己的觀點相對照、交鋒。這既是基於他對自己觀點的真理性的信心，同時也說明他確有一種“大家風度”。這兩句，《今注》的譯文是：“所以說，魚遊於江湖之中就忘記了一切而悠悠哉哉，人遊於大道之中就忘了一切而逍遙自適。”這就把我上麵揭示出的其中包含的儒家觀點全給掩蓋了、湮沒了。
《奧義》對這段話甚少具體分析。“雖然，吾與汝共之”，它翻譯為：“盡管如此，你也和我一樣是天之戮民，你也隻能遊方之內。”這同我的理解倒是一致，但“盡管如此”和“你也隻能”說得沒有道理。對“敢問其方”的“方”字，它回避作直接的解說，隻是說：（子貢）“進而追問孔子心目中的客觀價值：‘敢問其方？’”轉述孔子的回答時，它把“造”字一律說成“應該”，將最後兩句翻譯為：“魚類在江湖裏相互遺忘，人類在天道中相互遺忘。”我不知道“造”字怎麼有了“應該”的意思，“道術”在這裏怎麼會是指“天道”。作者都未作解釋，我也就不予評論了。
子貢曰：“敢問畸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