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而吾未嚐以此自多者，自以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吾在……”，對前句末尾的“者”字，《今注》采取視而不見的態度，因為從它的譯文完全看不出這個字的存在。這個“者”字其實是很有作用的，那就是取消前麵的話作為獨立句子存在的資格，讓它隻是充當全句的主語，又使後麵的話隻是擔任謂語，換言之，這裏其實是說：“而我之所以並不曾因此自多，乃因……”按這理解讀到“又奚以自多”為止，將順暢得多。又，“比形於天地而受氣於陰陽”，《今注》譯作“從天地那裏具有了形體，從陰陽那裏稟受了生氣”，乃屬誤解，因為這裏明顯是要說天地、陰陽比“吾”更大得多以示“吾”之小，不是要交代天地、陰陽對“吾”有“恩”故而比“吾”更偉大、崇高。《正宗》將“自比”領起的話譯作“是因為和天地的形體比起來，我稟受陰陽之氣而形成”，前加“是因為”三字，說明作者對前麵“者”字的理解和我完全一致，但就對於這話內容的體認而言，就錯得太大了。這，同我的譯文比較一下就可以看出來，無需解說了。
3.“人卒九州，穀食之所生，舟車之所通，人處一焉。此其比萬物也，不似……乎？”“人卒”何義？《今注》、《正宗》都解釋為“人眾”，雖然前書征引了好幾個旁證，但依這理解，“人卒九州”就明顯不成句了，怎麼還接受此解呢？我的思路是：從“計四海……”起，直到這裏，都是通過比對，說明因為有更大者存在，小者就顯得渺小了，就會知道不應該“自多”了；講述順序則是從大到小，從“物界”到人類；所以這一句是承接“號物”與“人類”的比對，進到“人類”與“個人”的比對了；但要比對的當然不是擁有人數的差異，而是活動空間大小的懸殊，所以這個“卒”字正是《今注》征引的丁展成說的意思：“‘卒’當為‘萃’之借字，言人聚處乎九州也。”（這是我說的古人認偏旁不認全字的用例，“萃”是“聚集”義）這樣，“人卒九州”就成句了，接下的三句是說九州到處生穀食，通舟車，而“人處一焉”——這個“人”乃指“每一個人”（前文中的“人”字都是指人類），“處”是“占有”義。到此為止，從最大的“天地”，過渡到、落實到個人了，於是作總結：由此可知，個人之於萬物，有似馬身上的一根毫毛之於整個馬體。這句頭上的“此”字，同上麵講到的那個“此”字的作用一樣，隻是在這裏，翻譯為“由此可見”或者“因此”，最為恰切。
4.還有兩處要講一下。一是“礨空”，《今注》、《正宗》都從他人說，譯作“蟻穴”，我認為，以蟻穴容積之小比大澤容積之大是可以的，但這裏要比的當是水量而非容積，而蟻穴既不在大澤之中，裏麵也不積水的，所以不如就把“礨空”解釋為大澤中石頭上的小孔（“礨”為石頭，“空”通“孔”，這都不成問題），借指孔中的水，這樣更合情理。二是“五帝之所運”的“運”字，《今注》作注說:“今本‘運’作‘連’，江南古藏本‘連’作‘運’，似從運為妥（郭嵩燾說）。按‘運’即運籌，‘連’即連接。”《正宗》則翻譯為“相互繼承”。我以為，這裏的“所運”、“所爭”、“所憂”、“所勞”應是從同一角度看人的活動，後三個都著眼於個人關注、投身的事業，實際上是指的政權，傳說中的五帝也是在“為人民”爭政權，所以，如果從古藏本，作“連”，又認為乃是借為“戀”，“貪戀”義，似乎更好講一些。我就是按這理解做翻譯的。
對海神這番高論，《感悟》給予很高的評價：“莊子借海若之言‘大海’，基本精神就是打破閉塞心靈、窒息思想、擋住前進步伐的‘拘’、‘篤’、‘束’。”“莊子則‘少仲尼之聞而輕伯夷之義’。莊子的‘少’和‘輕’，其意是要打破絕對化的思維方式，建立從宇宙整體來認識問題的方法，同時也是破除世俗中存在著的‘自多’心態。”這作為對原文的體認，是很正確的，作為“感悟”，則仍局限在認識的領域，對原文的意思加以概括、提升而已。我倒是真有個“感悟”：按海神的說法推論下去，豈非人類和個人永遠都隻能為自己的渺小而感歎，絕沒有為自己業已取得的成就而自豪的理由了？如果承認前者帶給人的是不愉快的心情，後者則是高興、快樂，那麼，打破“拘”、“篤”、“束”，其倫理價值又是什麼呢？“自多”一下又有什麼不好呢？河神不正是在他“自多”的時候“欣然自喜”，一發現自己的渺小就“旋其麵目”“而歎”起來了嗎？是的，承認自己渺小可能成為不斷努力奮進的主觀精神動力，但問題當然更在於“不斷奮進”帶來的是什麼。按認識的邏輯，人是認識得越多，就越覺得自己渺小的，如果“奮進”的結果是讓人產生更大的“渺小感”，而“渺小感”給人帶來的必不是快樂而是相反的情緒體驗，那麼，這裏用上“精神動力說”，就非但不是一種辯解，反而是在更大視野中為“自多”提供論據。我還沒有把“奮進”本身就是一個承受犧牲和痛苦的過程考慮進來呢！因此，理應把“自多”和“自小”適當地結合起來，把破“拘”、“篤”、“束”納入到追求幸福的目的之中。用今天的話說就是，要把視野的擴大、認識的提高，和人類、個人的幸福緊密地聯係在一起，換言之，要把科學的發展和社會的進步統一起來。這應是我們的“科學發展觀”中的一項基本的內容。毫無疑問，海神在這裏不是要全麵論述認識和幸福的關係，他隻是從一個方麵提出問題啟發河神去思考，免得陷入盲目的自多，所以他的議論並談不上片麵性，我更沒有據以責備莊子的意思。
從“文章學”分析海神的這個回應，可以說，他的回答歸結為兩層意思，先是指出“小”不如“大”的緣由，然後進而說明，所謂“大”其實也是相對的，不可絕對化。講“小”不如“大”，自是《逍遙遊》論述的“小知不及大知”的引申，用的也是類比推理：從井蛙“拘於虛”而“不可以語於海”，和夏蟲“篤於時”而“不可以語於冰”，得出“束於教”的曲士“不可以語於道”的結論。“虛”通“墟”，一般指故城，常借以指居所；所以兩個前提是分別從空間和時間方麵講認識的局限性，結論則類比地擴及社會環境，所以三者一起說明：“小知”固陋的根源在於生存背景的狹小。這可說就是在呼應《逍遙遊》論“小知不及大知，小年不及大年”的那段話。第二層意思則是本篇想要作的發揮，這段話還隻是開頭，給予河神的印象是：簡直談不上哪是真正的大東西或小東西。於是引出他下麵的問題，過渡到他同海神的第二輪對話——五帝、三皇各指哪些人，以及伯夷的事跡，讀者一定都知道的，我就不說了。
河伯曰：“然則吾大天地而小毫末，可乎？”
北海若曰：“否！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是故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證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知時無止；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明乎坦塗，故生而不說，死而不禍，知終始之不可故也。計人之所知，不若其所不知；其生之時，不若未生之時；以其至小，求窮其至大之域，是故迷亂而不能自得也。由此觀之，又何以知毫末之足以定至細之倪，又何以知天地之足以窮至大之域！”河伯於是問：這樣說來，那麼我以天地為大，以毫毛的尖端為小，該可以了吧？很明顯，他這樣提問，表明他對海神說的大小之相對性的道理還沒有理解，以為自己的錯處在於沒有認準真正的至大者與至小者。當然，這與海神剛才隻是以更大者來顯示“大者其實很小”，而沒有用更小者來映襯“小者其實也很大”有關係。所以海神首先明確地加以否定，說：不行！然後具體說明“不行”的理由，同時對人的認識能力加以指點，最後又總結出“不行”來。這是這一小段文章的“層次”，但“計人之所知”前的文字，雖然脈絡極其清楚，用語卻很特別，故是非常難懂的，注家們的理解頗不一致，我還未見有基本上能夠令人滿意的解說。下麵我先講我的思路和理解。
1.“夫物，量無窮，時無止，分無常，終始無故”。這是從四個方麵總論“不行”的原因，也即理由。開頭的“物”無疑是全句的主語，陳述的對象，但在這裏不是指作為總體的“萬物”，而是著眼於“每一物”又不局限於“某一物”了（用邏輯學的話說，這“物”是“非集合概念”），因為這裏是要說明：對“任何一物”，你都不可以說它大，也不可以說它小。接下的四個分句本身都是主謂結構，但是一起充當“物”的謂語，注家們由於體認的角度不同，作出的翻譯大不一樣，可單看都說得通。我的想法是：這是分別從空間、時間、性能和存亡四個方麵對“物”作說明，或者說對“不可”作論證，前兩方麵針對對象自身的狀態，後兩方麵講它同他物的關係，所以極具全麵性，很有邏輯性；對應著這四方麵說的“窮”、“止”、“常”、“無故”的意思，必須通過下文來理解，因為“是故”引出的四組“同構句”其實是對這四句逐一作解釋。
2.“大知觀於遠近，故小而不寡，大而不多：知量無窮”。這第一組是解釋“量無窮”，即是通過說明“知量無窮”了就會怎樣“觀物”，來同時顯示“量無窮”的含義。“大知”是指具有大智慧的人，從而也就是應該效法的人。這個“觀”，和後三組說的“證”、“察”、“明”，嚴格說有點區別，大體上則都是講的對於一個具體對象（物）的認識、考察。這裏是說，把“遠近”同“小大”聯係起來思考，你就會知道，一個有形物，從遠處看它，它會顯得小，要是就用這“小東西”作單位去度量它，它就不止包含一個單位，就不“寡”了；從近處看它，它會顯得大，用這大東西作單位去度量，它就頂多包含一個單位，不“多”了；可見任何一物的多寡，亦即它的量，是相對的，因而都可以說是“無窮大”，即“量無窮”，從而難說誰比誰大。這是從空間上證明，“大天地而小毫末”這種“大大小小”的思維方法，是不切實際的，不是有大智慧的人的認識方法。“知量無窮”既是對前三句意思的概括，也是指明“大知”能如此“觀”物的原因，所以我在前麵打冒號。從思想史看，這是對當時“辯者”提出的“三尺之棰，日取其半，萬世不竭”命題的繼承、應用和發展。後麵三組也應按這思路去理解。
3.“證曏今故，故遙而不悶，掇而不跂：知時無止”。這前頭略去了主語“大知”。與認識相聯係的“證”字，是“驗證”義。這是衝著前麵講的“觀”的結果而發的，是進而說明“大知”如何鑒別“觀”的正確性。這個“曏”字，《今注》訓為“明”，《正宗》依通行本，作“向”，並對此句作注曰：“向：未來。今：現在。故：過去。證向今故：現在、過去、未來相互證明，是‘證於向今故’變為四字句的簡化。”我以為，這個“曏”確實同“向”，但和另三組中的“於”、“乎”一樣，也是介詞，因為四組的詞律結構是一致的，而且“今”對“故”而言就是“未來”，有了“今故”，“未來”本不必說的。所以這一組是說：“大知”還具有曆史的即變化的觀點，鑒定“觀”的結果時既看對象的現狀，也看它的過去，因此，如果預期的現象不出現（檢驗、鑒定就是看預期結果出不出現，“遙”指暫未出現），他不會為之不安（“悶”），要是很快出現（“掇”是“拾取”義，這裏和“遙”對言，就是“在麵前即可拿到”即“近”的意思），他也不會興奮不已（“跂”通“企”，這裏和“悶”對言，指踮著腳望的興奮心情）：這是因為他（同時也就表明他）“知時無止”。可見這個“時”是指事物總處在特定的時勢中，即一定的曆史階段，從而也就是指事物的變化發展，“無止”即變化無止境。
4.“察乎盈虛，故得而不喜，失而不憂：知分之無常也”。先從空間的維度講，次從時間的維度講，再進一層，就該停留到物自身，講“此物此刻”的情況了。“察”和“觀”的區別是：“察”為“仔細觀看”。所以這一組是進入到“微觀”，去認識對象物現時的性狀，確定它是處於旺盛時期（“盈”），還是衰敗時期（“虛”）。這時“大知”的特點乃表現在：他既不為對象適合自己，即能給自己帶來好處而喜悅（“得”有“適合”義），也不因它不利於自己而憂慮。這是因為他“知分之無常”，亦即懂得，事物是變化的，它有無某個性質與功能，從而對自己究竟是意味著“得”還是“失”，並非固定不變（“無常”）。這裏用“分”字來指謂事物的性質與功能，乃因“分”雖然直接是指事物間的區分、分別，其實是著眼於性質、功能的差異：一物與他物的區別就在於它具有或不具有某種性質與功能，它的性質與功能正是通過同他物的比較、區分來顯示和確證的——這裏的用詞，頗能說明本文作者具有極強的抽象思維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