末一段是說：沒過多久，領頭的衛人跑進來了，向孔子解釋道：“我們是誤把您當做陽虎了，所以才包圍了您，現在知道您不是陽虎，就遣散撤退了”——“將”有“帶領”義，“甲”可指士兵，這裏當是指參加包圍孔子的衛人；前一“辭”字是“解釋”、“申辯”義，後一個是“遣去”的意思；“請”字是用來表示客氣。這段話，《今注》的譯文竟是這樣的：“不多一會兒，有個帶著兵器的軍官進來，道歉說：‘我們把你當做陽虎，所以圍住你。現在才知道你不是，我們撤退圍兵，向你道歉。’”《正宗》的也差不多。許多注家，包括傅佩榮，都把“將甲者”按字麵譯作“帶著兵器的人”（“甲”有“鎧甲”義），我想不通的是：他們為什麼不思考一下，這裏有什麼必要特別指明這位“來人”還“帶著兵器”，而不是交代他的身份或別的方麵？
關於這一章，《莊子精讀》有個分析很是不錯：“‘諱窮’和‘求通’是第一層，是常人都有的傾向；明了‘窮’、‘通’不盡在己，而有現實的‘時’與抽象的‘命’的製約（‘吾命有所製矣’），這是第二層，知道了人生的有限性；那麼還有第三層，就是在‘窮’、‘通’不盡由己的情況下，人們該如何行動？這裏，孔子或許沒用自己的話語作明確表達，但他的行為已然揭明：正是因為通達人之命運，所以得從容應對種種情況（諸如順境，而尤其是逆境），在困境中‘弦歌不惙’，而不為困境遽然改變，這是你能做的，也是你應做的，也隻有這樣才是真正做自己的主人。”
但我還要說，作為《莊子》書中的一章，這個寓言的主旨無疑是教人“安命”、“適時”，將結局安排為衛人主動撤圍，更是為了顯示“安命”、“適時”本身的價值。這個思想是莊子思想體係中的有機部分，自應放到他的體係中去加以最恰當準確的詮釋。安命、適時未必沒有積極的意義，但教誨、宣揚、傳布安命、適時的思想，終究是教人至少暫時苟安於現狀，不要企圖有所作為，這在不合理的現實中，必然主要是對既得利益者最為有利。因此，如果從人在任何情況下都應該努力進取，也即所謂發揮主觀能動性方麵看，“安命”的思想是消極的，如果追問宣揚這思想可能產生的社會“導向”、“效應”，則要說是保守的，是在為少數人說話，因為“既得利益者”總是“少數派”。
]四公孫龍問於魏牟曰：“龍少學先王之道，長而明仁義之行；合同異，離堅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窮眾口之辯；吾自以為至達已。今吾聞莊子之言，汒焉異之。不知論之不及與？知之弗若與？今吾無所開吾喙，敢問其方。”
公孫龍和魏牟都是戰國時人，前者是當時名家的代表人物，以“白馬非馬”論聞名天下；後者是魏國的公子。這開頭一段，似乎是借公孫龍之口，道出莊子心中的一個頗為自負的想法，那就是以善辯出名的名家的學說，無論知識性或論證性，都遠遠不如他的理論。公孫龍說的是：我年少時就學習了先王之道，所以成年後懂得仁義之行的道理，並且會“合同異，離堅白”，以至於能夠把不對的論證為對的（“然不然”），把不可以的證明為可以（“可不可”），使得所有學派的人在我麵前都顯得知識貧乏（“困”是“貧乏”義，用作動詞），和我辯論起來都終於理屈詞窮，因此，我自以為我的學問、辯才是達到最高水平的了（“至達”）。但是，今天我聽了莊子的一番言論，卻感到茫然（“汒”同“茫”），十分驚異，真不知是我的辯才不如他，還是我的學問比不上他（兩個“與”同“歟”）。現在我簡直不敢開口說話了（“喙”本指鳥嘴，也借指說話用的人嘴），請問這究竟是什麼原因？——“合同異，離堅白”是從批評的角度對名家學說內容的一種概括，前者大意是：根據事物間同和異的相對性，把相同的說成不同，把不同的說成相同，最後抹殺事物的差別；後者大意是：以白石頭為例，觸覺得知的是它的堅硬屬性，視覺認知的是它的白色屬性，此二屬性並非同時感知到的，可見它們本來是彼此分離的，由此進而得出事物的各種性質“相離”的一般結論。末句“敢問其方”，《今注》譯作“請問這是什麼道理”，《正宗》翻譯為“請問有什麼法子可想呢”。我傾向於《今注》，因為公孫龍明顯不是向魏公子討教對付莊子的辦法，而是請求幫助分析他在莊子學說麵前陷入困惑的原因，所以我幹脆把這個“方”譯作“原因”。從“方”的“方麵”、“道理”義引申出“原因（方麵）”的義項，並非不合漢語詞義演變的規律。
公子牟隱機太息，仰天而笑曰：“子獨不聞夫井之蛙乎？謂東海之鱉曰：‘吾樂與！出，跳梁乎井幹之上；入，休乎缺甃之崖；赴水則接腋持頤，蹶泥則沒足滅跗；還視蟹與科鬥，莫吾能若也。且夫擅一壑之水，而跨井之樂，此亦至矣。夫子奚不時來入觀乎？’東海之鱉左足未入，而右膝已縶矣。於是逡巡而卻，告之海曰：‘夫千裏之遠，不足以舉其大；千仞之高，不足以極其深。禹之時十年九潦，而水弗為加益；湯之時八年七旱，而崖不為加損。夫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於是井之蛙聞之，然驚，規規然自失也。坐在椅子上的魏公子牟聽了公孫龍的訴說，長歎一聲後仰天大笑道：您沒有聽說過那個關於一個淺井中的蝦蟆的故事嗎（“埳”同“坎”，“埳井”當是指水很淺的井）？它對東海之鱉說：我真是快樂！出去，可以在井口的欄杆上跳跳蹦蹦，回來，就在井壁斷磚造成的崖洞中歇息（“甃”指井壁，也可指牆、磚）；進到水裏就浮起兩腋、托起腮幫，蹦到泥漿裏就讓泥漿蓋住腳掌、腳背（“跗”）；瞧瞧周邊那些赤蟲（虷）、螃蟹、蝌蚪，真沒有誰比得上我（“還視”的“還”通“環”，《今注》、《正宗》譯作“回頭看看”，乃是誤譯）。擁有這樣一坑水域，享受獨占一口淺井的快樂，這也可說達到生活的至境了吧？先生何不常來我這裏觀光呢？可東海之鱉（來了後，）左腳還沒有完全伸進去，右膝就被卡住了（“縶”是“捆住”義），隻好又慢慢地退回去（“逡巡”是往複不前的意思），然後把大海的情況告訴蝦蟆說：“千裏之遠，不足以形容它的麵積之大，八千仞之高，不足以說明它的水之深。夏禹的時候十年中有九年鬧水災，它的水不因之而稍微加深；商湯的時候八年裏有七年發旱災，它的岸邊（‘崖’）不因之而稍微縮短。不為時間的久暫而漲落，不隨雨水的多少而增減，這就是東海的大快樂了。”淺井的蝦蟆聽了，驚訝得目瞪口呆，不禁茫然若失——這基本上還是采用首章北海若開導河伯的方式，以大映小地告誡公孫龍：不要作“井底之蛙”（這個成語就是由本寓言“提煉”而成）。
“且夫知不知是非之竟，而猶欲觀於莊子之言，是猶使蚊負山，商馳河也，必不勝任矣。且夫知不知論極妙之言，而自適一時之利者，是非井之蛙與？且彼方黃泉而登大皇，無南無北，奭然四解，淪於不測；無東無西，始於玄冥，反於大通。子乃規規然而求之以察，索之以辯，是直用管窺天，用錐指地也，不亦小乎？子往矣！且子獨不聞夫壽陵餘子之學行於邯鄲與？未得國能，又失其故行矣，直匍匐而歸耳。今子不去，將忘子之故，失子之業。”
公孫龍口呿而不合，舌舉而不下，乃逸而走。東海之鱉繼續說：“一個人要是其智力不足以對是非作出真正的判斷，卻又想懂得莊子的學說，那猶如要蚊子背起泰山，讓水蛭（‘商蚷’）遊過黃河，肯定是力不勝任的。一個人要是其智力不足以明了那討論極其深刻的問題的學說（‘言’），卻為自己一時口舌之辯的勝利而沾沾自喜，他不就是那淺井中的蝦蟆嗎？何況莊子的學說下及黃泉（‘跐’訓‘踐踏’），上達九天（‘大皇’指天。‘大’讀‘太’），南北不分，遠涉四麵八方，至於深不可測，同時又無東無西，從高遠幽深晦暗不明處講起，一直論述到豁然開朗洞徹通明的境地，您卻想委委瑣瑣地通過考察細枝末節去把握，憑借口舌之辯去理解，這簡直是從竹筒裏看天，用錐子尖戳地，看到的觸及的不是太小太少了嗎？您還是走吧！再說，您也沒聽說過壽慶少年去邯鄲學城裏人走路的故事嗎？他不但沒有學到京都人走路的姿勢，還把自己原先會的走法給忘記了，結果竟是爬著回去。現在您要是不離開，也將忘記您原來的那一套，把您現有的這點本事都丟失了。”公孫龍聽了，不禁張著嘴合不攏來，舌頭也縮不進去，隻好趕快逃走了。
這段話中的許多詞語，如“玄冥”、“大通”、“規規然”、“奭然四解”、“論極妙之言”等，是“隻可意會不可言傳”，即很難翻譯的，恐怕也不可能有公允的“達詁”，注家們的注譯也就多有出入，又都言之成理，但全段文字的大意，還是可以領會得到的，而且彼此的差別並不太大，更無關緊要。因此，我也就未作細致的注釋了，因為盡管我對自己的譯文還算滿意，但要講清楚每處“與眾不同”譯法的理由，則說來話長，而讀者隻要細心體會，也看得出我的思路的。但“壽陵餘子”的故事（成語“邯鄲學步”本此）還是要講一下：“壽陵”為地名；“餘子”指未成年人；“學行”即學習走路姿勢，這裏指學邯鄲人走路的姿態（即後文說的“國能”）。這原因是邯鄲乃當時趙國的京城，外地人以為京都人走路的姿態、派頭也一定更顯高貴。又，“且彼方跐黃泉而登大皇”句中的“彼”，是指代莊子，具體指“莊子之言”，“方……而……”在這裏相當於今天說的“既……又……”，《今注》、《正宗》用“就像”、“正要”翻譯這個“方”字，是不恰當的。
這個寓言的前一部分是敘述“埳井之蛙”的自得，和“東海之鱉”是怎樣對它作“啟蒙教育”的，同本篇第一章先講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為盡在己”，後講海神如何開導他，在結構和一般內容上都非常相近，隻是後者接下來作了更多的發揮。就本章而言，我以為旨趣乃落在“不為頃久推移，不以多少進退者，此亦東海之大樂也”這一句，和末了的隻有幾句話的“邯鄲學步”寓言提供的啟迪，這二者又可以歸結為：始終保持著自然本性，不為外界所動，不“以人滅天”，這才應該是人的追求，人作為人的最大快樂。這是莊子，或者說“莊學”的教誨。但我要就此機會說一個意思：問題更在於這裏有個“應該”，對大多數人來說，未按這“應該”去做人、去享受真正的屬於人的快樂，並非因為不知道有這個“應該”，和存在著這種快樂，而是因為有一種更大的力量，在推動著，甚或在威逼著人背離這個“應該”，放棄這種快樂，而自覺地選擇了用“良心換榮耀或苟安”的生存之路。這個選擇是否也屬於或者說也顯示了人的“自然本性”呢？恐怕不但要作肯定的回答，還要說，這表現的正是人的“自然本性”中的更為基本的方麵，不然的話，為什麼我們現在一談到在那“扭曲的時代”，許多人的人性，莊子筆下的“自然本性”被扭曲了時，幾乎一律要求對於自覺地實行“自我扭曲”的人們抱著體諒的態度，當有人對某些“扭曲過頭”者作了點並不損害其實際利益的譴責時，還馬上就會有人出來為被譴責者說“公道話”，要求大家從時代背景出發給他們以“同情的理解”呢？特別是，為什麼人們回憶起當年自己做的那些“扭曲的事”時，真正懷有自責之心的人少之又少，大多都是用“在當時的形勢下隻好那樣表現”這樣一句輕鬆的話，來輕鬆地了結呢？因此我要說：找到、進而消除上述那個“更大的力量”的根源，才是“人性建設”上的更加重要也更為直接的工作。
莊子釣於濮水。楚王使大夫二人往先焉，曰：“願以境內累矣！”
本章的故事像是莊子（或替莊子）作的“自我表白”。莊子正在濮水河邊釣魚時，楚王派來傳達其意向的兩位大夫，也尋到這裏來了，對莊子說：楚王想煩勞先生您出來輔佐他處理朝政（“願”訓“心願”，這裏用作動詞）——後兩句很能體現古漢語精練得“凡能意會得到的就不見諸文字”的特點，故隻能意譯了，這時各家譯文字麵上的差別當然會更大。試看兩家的譯文。《今注》：“楚威王派了二個大夫先去表達他的心意說：‘我希望將國內的政事委托先生！’”《正宗》：“楚王派兩個大夫去聘請他，先去傳達自己的意思說：‘希望先生答應，受累來主持楚國的政務。’”可見決不可以根據譯文來評價《莊子》的文學價值。寫到這裏，我不禁又想到：把《莊子》翻譯成外國語，“老外”自然是根據譯文來了解、評價它，那結果又會怎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