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說不出華滿山有幾個人的精力。他寬慰過薑二禿，又與來看望舅舅的兩個大隊幹部、兩個社員拉呱一陣，一歇不歇地緊做晚飯，給舅舅喂飯，又刷洗鍋碗，又扶舅舅大小便，又將舅舅的棉襖棉褲拆開洗淨。家家戶戶已滅燈熄火，人人都已進入夢鄉，他還顧不上把煙袋抓到手裏，鬆鬆閑閑地抽袋旱煙。而且他越忙累越精神，好象忙累可以消除疲勞似的。
雞啼了，驢叫了，華滿山切好了做早飯的蔓昔菜，放下切菜刀，脫鞋上到了炕上。哪知，他還不肯鑽被窩。好象天明後的時間就沒有他的份兒了。鬼也說不出他在什麼時候，在什麼人手裏搜撿到了幾份材料，塞到了他的枕頭下邊。他裝滿一袋煙，劃著火柴點著煙，隻是狠勁地抽了兩口，就又把煙袋扔到窗戶台上，伸手從枕頭下邊掏出一份材料，象黨在沒有公開的時候，共產黨員拿到了黨的機密文件一樣，如饑似渴地認真閱讀起來，一字一句也不肯漏掉。
尊敬的地委負責同誌們：
先已寄去五份揭發材料，想已全部收到。我再把這第六份揭發材抖寄去，請你們收閱。
此份揭發材料，全係我本人所經所見，如有不實之處，本人負一切責任！
我原是九莊大隊的拖拉機手，薑紅牛無理把我的篤彼執照吊悄了。我的出身不好嗎？我祖祖輩輩是貧苦農氏，受盡了地主折磨。我父親在杭日戰爭當中就擔任了小學校教師，參加過邊區的群英會，受過黨的多次獎勵。我母親擔任村婦救會主任多年。我社會關係不好嗎？我的親戚都是貧苦農民、我和薑紅牛有個人成見嗎？沒有！他為什麼吊銷我的篤駛執照？原因有二，容我陳述：
我爺爺是民間畫匠，我也學會了畫畫。我爺爺善畫老虎，我也以畫好老虎為榮。做為大隊黨支部書記的薑紅牛公然揚言紙上的老虎可以避那，他叫大隊秘書王順喜通知我給他畫個老虎。老實說，我早已對薑紅牛的品德作風厭惡到了極點，我沒有理他的茬兒。一九六七年三月十五日下午三點，薑紅牛在大隊辦公室門外攔住我說：“土娃，給我襪楜個屋子，畫個老虎好不好，好酒好菜招待你。”
我對任何人都沒有過違心的笑容，逆意的笑聲。我冷冰一冰地說：“對不起，手裏的顏色用盡了。”
過了兩個禮拜，薑紅牛又找見我：“土娃呀，買下顏色沒有？”
我照舊冷冰冰地說：“對不起，去城裏買了兩次都沒買道。”
．“吭吭！”薑紅牛的怒火習慣地從棄孔裏放出來，氣呼乎地扔給我一句，“顏色就這麼難買？那就不用再買啦。”說完就走。
同年同月二十五日上午十點，我駕駛著拖拉機枉三隊紅土圾一塊地裏送龔，路過村東的磚霧，披著軍大衣、喝得醉破吹的薑紅牛站在磚窯項上向我招手，我真不想停車。我停下了。他兩手向後一背，兩腿往開一叉；象威嚴的家長吩咐晚輩一樣：“土娃，回去的時候，把磚窯西角上的那堆磚給我拉回去，一趟拉不完拉兩趟。”
薑紅牛的一個於親家把持著磚窯，薑紅牛用多少磚都不出錢，我在第三份材料裏已經說過了。給薑紅牛把磚拉回家，他是一點兒報酬不付的。我心裏忽地胃起一股火，告訴他：“四隊隊長吩咐，他們隊裏的豬圈急用土，回車得給他們隊裏拉土！”
薑紅牛的棄孔裏止不住的“吭吮”兩聲，惡惡實實殘白我一眼，轉身走去。
莊稼人愛說：“磨道裏沒有等不著驢蹄子印兒的。”我的心靈上深深地刻著這句話。我處處小心謹慎，別把“驢蹄子印兒”送到薑紅牛手裏。然而，我還是把“驢蹄子印兒”送到薑紅牛手裏了。
同不四月二十一日下午，我篤駛拖拉機往十畝地裏去耕－地。十畝地是社員門開速出來的小平原。我把椒拉機開到十畝地的地頭一看，好家夥！地心裏堆起兩個小山堆似的墳堆。九隊的張樂樂大伯路過十畝地，我問他：“樂樂大伯，這兩個大墳堆是誰家的？”張樂樂左右看看沒有別人，旅開嗓門說：“哎呀，土矽啊，你怎麼還不知道，右邊的墓裏不是剛死的支書的娘嗎！”我說：“左邊的呢？”張樂樂大伯說：“你看你這人，砰杆離不開砰佗，老頭離不開老姿兒嘛，支書是個孝子，理了他娘，又把他爹的骨灰盒理到了他娘身邊、大概你當時不在吧？可熱鬧看啦，兩起吹鼓手吹打看。”我說；“火葬場要關門啦？”張樂樂大伯說：“村看村，戶看戶，社員看的是千部。支書這麼著，許是火化和路線’又有了矛質了。”我又問張樂樂大伯：“文書為什麼把他父毋葬理在這塊地裏呢？”張樂樂大伯說：“聽人說，秘書王順喜告訴支書說這塊地裏風水好，下輩兒孫還要當支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