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權與君權的鬥爭,貫穿了整個中國封建史。曆朝官製中,宰相的變化最為頻繁,無定職,無定稱,無定員,三天兩頭在變,這是因為君主不能沒有主要輔佐者,不能沒有宰相,但宰相的存在往往製約了君主的行動,君主就會故意弱化其作用,一般情況下就是在內廷另設一套班底,以分宰相之權,或者分置多位宰相和副宰相,使他們任何一個都無法威脅到君主的專斷權。
從秦漢到唐宋,以丞相為宰相到變成以尚書令為宰相,進而以加某些特定名號的官員為宰相,正說明了君主另設班底以分宰相之權,然而這些新班底卻又逐漸演化成了真正意義上的宰相,這恐怕是最初設置這些新班底的君主所料想不到的。君主一人智力有限,曆代君主賢愚也各不同,有能力的君主在位的時候,往往並不需要宰相,而當換上一個沒能力的君主,沒有了宰相他就寸步難行。因此宰相製度總是存在的,也總是在改變著的。
不過君主是世襲的,宰相卻非世襲,因此普遍認為有能力的宰相要比有能力的君主為多。封建時代士大夫對於太平盛世的理想,就是君主隻要有德行就行了,正不必要有能力,這樣可以依靠有能力的宰相而“垂拱而治”。這個理想固然很好,然而君主如果真的啥都不管,宰相一人說了算,又會引發相權的膨脹,最終宰相變成權臣,君主被完全架空,所以曆朝君主都不能允許這種事情發生。
這是一個惡性循環,君權離不開相權,然而又要限製相權,相權是君權賦予的,然而又要製約君權,相權和君權的鬥爭,就此延續數千年。
順便一提,包括錢穆先生在內的相當一部分學者,認為中國在明朝以後即無宰相,因為自朱元璋廢丞相以後,君權極大膨脹,大學士也好,軍機大臣也好,職權都逐漸萎縮,更帶有君主秘書的性質。但實際上封建時代以君主為國家元首,理論上都屬於家天下,君主的秘書,本來就和作為政府首腦的宰相有很多職權重合處,而且曆代宰相職務也大多脫胎於君主的主要秘書,所以不能因為某職務大權在握更象權臣就說是宰相,一旦大權旁落更象秘書就不算宰相。所以說張居正就是真正意義上的宰相,即便他的命令還得跑司禮監去批個紅,即便皇帝隨便可以否決他的命令,他也是宰相。而和張居正呆同一個位置的,比如嚴嵩、高拱、徐玠、周延儒,就算權力沒有張居正大,也都還是宰相。
咱們舉個例子吧,宰相在今天,可以說大致等同於政府首腦,咱們的國務院總理就是宰相,總統製國家的總統是宰相而兼國家元首,內閣製國家的內閣總理則就是宰相。雖然各個國家、各種製度下,內閣總理的職權並不一定完全相同,有的權大,有的權小,有的還被其它職能部門或職務拿走了一部分權力,但宰相就是宰相啊。你不能因為它不叫總理而叫總統,或者叫行政院長,就說他不是宰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