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姓名：竇武
籍貫：平陵
所任官職：大將軍錄尚書事
非正常死亡方式：自刎
姓名：陳蕃
籍貫：平輿
所任官職：太傅錄尚書事
非正常死亡方式：在獄中被殺害
●雒陽城內的政變
東漢靈帝建寧元年（168年）九月某一天的半夜，首都雒陽城內突然發動了一場血腥的政變：宦官王甫等人團團包圍了大將軍竇武的府邸，手持皇帝詔書，宣稱竇武謀反，必須予以逮捕和誅殺。
這場政變的起始，似乎和九年前（159年）的另外一場政變如出一轍。那是漢桓帝在位的時候，因為人稱“跋扈將軍”的大將軍梁冀專斷朝政，引起桓帝的不滿，於是桓帝就趁著上廁所的機會和宦官單超、左悺、具瑗等人商議對策，然後突然動手。當時是八月份，某天半夜，桓帝親往前殿坐鎮，把內朝的尚書們都召集起來，分派士兵守衛皇宮，然後派具瑗和司隸校尉張彪一起率領羽林軍和虎賁軍千餘人包圍了梁冀的府邸，派光祿勳袁盱持著代表皇帝權力的節杖去收取梁冀的大將軍印信。梁冀看到大勢已去，就和其妻孫壽一起服毒自殺了，外戚梁氏維持了整整十九年的勢力瞬間傾塌。
然而九年以後的看似相同起始的政變，其後續發展卻又全然不同。竇武顯然比梁冀要有出息得多，他立刻率領門客、仆人從後門殺出，逃進侄子竇紹掌握的北軍營中，召集士兵們說：“宦官們現已謀反，與我同心協力將之誅殺的，有封侯重賞！”北軍是守衛京城的禦林軍，宦官們不敢持械攻打，隻得匆匆退去，嚴守內宮。
而就在這個時候，德高望重的太傅陳蕃也聽到了政變的消息，於是他帶著門人弟子八十餘人，抱著必死的決心衝向內宮。守門衛士問他為何無詔闖宮，陳蕃大聲回答說：“當初晉國大夫趙鞅帶兵入宮，鏟除了君主身邊的奸佞，所以孔子認為趙鞅無過有功。這是春秋大義，你們不明白嗎？！”
衛士們被陳蕃的氣概所震懾，紛紛後退，然而宦官們可不管什麼大義、小義，很快就趕散了陳蕃的隊伍，把他捆綁起來押送北寺監獄，當夜就將其殺害了。
宦官們隨即以皇帝的詔書調來了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及其來自西北的部屬，命令張奐等人與車騎將軍周靖一起前去收服北軍。天色大亮的時候，兩軍在北宮門前對陣，王甫不斷高喊：“竇武叛亂，你們都是禁軍，為何要做幫凶？先降者有重賞！”北軍士兵大都是雒陽城中官吏和富戶的子弟，平常就缺乏訓練，麵對如狼似虎的西北邊防軍，早就已經嚇得渾身哆嗦，再一聽王甫的喊話，紛紛放下武器，背叛了竇氏。竇武、竇紹眼看大勢已去，隻得駁馬逃走，最後被宦官們包圍在都亭，雙雙自刎而死。
外戚竇氏就這樣倒台了，然而與九年前梁氏倒台不同，宦官們不但誅殺了竇氏滿門，甚至幽禁了竇武的妹妹竇太後，同時還把朝中一大批和陳蕃、竇武有聯係的公卿全都貶官或者下獄。
這就是東漢曆史上的第二次“黨錮之禍”，從此宦官們徹底掌控了朝政，一直延續到漢靈帝去世。
●東漢朝的集團鬥爭
宦官本是在內宮服侍皇帝、後妃的閹人，身體殘缺，身份卑微。但宦官們有一個天生的優勢，那就是距離皇帝很近，如果皇帝為了自己的方便而把某些權力賦予給他們，則他們行使這些權力就幾近於毫無製約，從而可以迅速膨脹。秦朝就是因為始皇、二世兩代常居後宮，不大願意出來當麵會見大臣，舉凡國家大事都由宦官趙高來向外廷傳遞，趙高才逐漸攫取權力，最終覆滅了龐大的秦王朝。
漢朝也是如此。西漢朝宦官掌權之風還不厲害，到了東漢中期則逐漸如同燎原之火，一發而不可收拾，原因全在於外戚勢力的膨脹，皇帝多次利用宦官來打倒外戚，宦官們就此進入了權力中心。比如漢和帝和宦官鄭眾合謀，誅滅了外戚竇氏；漢安帝在李閏、江京等人的幫助下誅滅了鄧氏；孫程、王康等人誅滅閻氏，扶漢順帝上台；以及前麵提到過的，漢桓帝與單超、左悺、具瑗等人定謀，誅滅梁氏。
其實宦官和外戚有其共同點，他們一是皇帝的親戚，一是皇帝的家奴，當皇帝不信任朝臣士大夫們，認為親戚和家奴肯定更為忠心的時候，這些家夥就會勢力膨脹。然而外戚可以世代相傳，宦官則不可能有後，所以外戚坐大，往往會威脅皇帝的寶座，皇帝就會利用宦官來消滅外戚。在皇帝們想來，宦官不算是正常的男人，他們不可能有後代，所以他們不可能覆滅自己的王朝，比外戚還要來得更可靠一些。
皇帝用宦官殺外戚，然而他們在奪回被外戚把持的權力以後，卻又往往懶得利用手中的權力管理好國家，從而會嫌士大夫們羅嗦、礙事，就把權力移交給自己認為比較可靠的親戚們——新的外戚集團就此形成，並且逐漸壯大，等待新一代皇帝利用宦官來把他們鏟除。如此惡性循環，就構成了東漢中後期朝政動蕩的主要源泉。
當時的政治中心，可以說有三股勢力在不停地爭鬥，一是宦官，一是外戚，還有就是士大夫朝臣們。士大夫和宦官的鬥爭最為激烈，和外戚之間則時合時分，或拉攏，或鬥爭。當外戚跋扈的時候，士大夫與宦官從明暗兩個不同的方向朝外戚發起猛攻，而當宦官掌權的時候，士大夫則往往拉攏甚至是依靠外戚，以製約宦官的力量。因為在士大夫們看起來，外戚終究是正常的男人，他們可以教化，可以變成自己的同類，而宦官則純屬水火不能相容的異類。
在長時間的政治鬥爭中，士大夫的性格也開始扭曲，為了達成自己的政治目的，為了自命正義的理想，往往不擇手段，毫無節操，也毫無顧忌。然而士大夫們雖然可能當上朝廷高官，卻很難進入權力中心，因為自漢武帝以後，朝政的中心逐漸從外朝轉入內廷，到了東漢朝，外戚而被封為大將軍、錄尚書事，擔任內廷的領袖，也逐漸變成了一種慣例。能夠進入權力中心的往往都是外戚集團的頭子，還有就是距離皇帝最近的宦官，士大夫們很難排上號。所以他們再怎麼上躥下跳，無所不用其極，在三方鬥爭中，往往都處於被壓製和被利用的可悲地位。
就個人素質來看，士大夫集團中有很多足可為萬世師表的偉人，外戚集團中也偶有正人君子，宦官裏則很難挑出好人來；然而從整個集團來衡量，三方都是使朝局動蕩的禍根，全都不是好東西！
●黨錮之禍
東漢朝宦官之形成掌握政權的龐大集團，始作俑者是漢桓帝，在此之前，往往隻有一兩個大宦官囂張跋扈一時，沒有多頭並立的局麵，其實還都算不上是集團勢力。且說漢桓帝在宦官們的幫助下誅滅了梁冀外戚集團以後，立刻重賞單超、左悺、徐璜、具瑗、唐衡五名宦官，全都加封為縣侯。可是權力沒有到手的時候，心中殷切期望，等權力到手了，桓帝卻不知道該怎樣運用，他隻覺得從此可以無憂無慮、放心大膽地在後宮玩樂了，把從外戚手中奪回的朝政，又拱手交到了宦官們的手上。
宦官們的統治，比外戚的統治更要來得黑暗，著名的“黨錮之禍”就此拉開序幕。這場政治風暴的緣由，很大程度上起自於太學生。東漢朝注重官學，在雒陽太學裏讀書的士人，最盛時超過三萬，這些學生年輕氣盛，喜歡評論朝政，臧否人物，甚至經常編些歌謠，比如“天下楷模李元禮（李膺）”、“不畏強禦陳仲舉（陳蕃）”等等，在京城附近傳唱，逐漸掌握了整個社會的輿論導向。
許多太學生後來步入仕途，成為朝廷官僚，哪怕不去做官，他們也和上層官僚保持著牢固的師生或朋友關係，於是學生和官員們逐漸串聯起來，形成反對宦官和外戚的強大勢力。雙方的矛盾激烈到一定程度，就必然產生大規模爆發。
梁冀被殺以後不久，北宮門外就貼出了一張露布（公開上書），說皇帝誅殺臣子，就象是主人誅殺家奴一樣，那些幫忙的宦官有什麼功勞，竟然能得封侯？露布的作者是東郡白馬縣令李雲。桓帝大怒，立刻把李雲逮捕下獄。朝臣們紛紛上書為李雲求請，弘農郡五官掾杜眾甚至請求讓自己和李雲同死。桓帝毫不讓步，把膽敢求情的官僚全都扣了薪俸，李雲、杜眾則死在獄中——天子這種態度，更加助長了宦官們的囂張氣焰。
有權有勢的宦官們及其家族成員，到處欺壓良善，搜刮民脂民膏，地方官員很少有敢管的，而就算敢管，本身也最終難逃被免職甚至被逮捕處死的命運。但在太學生的輿論導向支持下，還是出現了幾個敢於捋宦官虎須的強橫官員，比如李膺、劉瓆、成瑨等等。
士大夫們為了挽救國家的危亡，某種程度上更為了抬高自己的名聲，紛紛表示要與宦官們鬥爭到底。他們打著維護法律的幌子，卻往往法外用刑，或者置朝廷的赦令於不顧，必要將與宦官沾親帶故者全部誅殺。此種行為引發了宦官們的瘋狂反撲，同時也給予他們的敵人以非常冠冕堂皇的藉口。
桓帝延熹九年（166年），李膺辦了一個案子，成為政治風暴的導火索。且說河內有一名善於預測吉凶的術士叫張成，靠著他三寸不爛之舌，和許多宦官都套上了交情，甚至一度被引見給桓帝。他從宦官們口中得知，朝廷不久就會頒布大赦令，於是就慫恿兒子趁機去殺死了仇人。案件被送到司隸校尉李膺處，李膺核實無誤，正準備判決，朝廷的大赦令準時下達了。
本來李膺是打算釋放張成的兒子的，但誰想對方口風不言，泄露出事先知道大赦令的消息。李膺聞言大怒，立刻毫不留情地處死了這個氣焰囂張的犯人。
張成痛哭流涕之餘，去向宦官們討教報仇的方法。宦官們認為這是個極佳的機會，於是指使張成的弟子、一個名叫牢修的朝臣上書彈劾李膺，說他“豢養太學生和遊士，勾結地方上的學生、士人，結為一黨，誹謗朝廷，混亂風俗，甚至不遵朝廷詔命，濫殺已經被赦免的平民。”在宦官們的添油加醋下，桓帝震怒，立刻下詔逮捕李膺，並且在各地收捕所謂的與其同黨之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