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侂胄聞言大驚，就向劉弼問計，劉弼說：“利用台諫搞掉他。”所謂“台諫”，就是指禦史台的諫官們，諫官的工作就是監督百官，上表彈劾犯錯的官員。韓侂胄問劉弼：“諫官都是趙汝愚一黨，我怎麼利用？”劉弼說：“皇帝親近你，你方便搞到禦筆，還有什麼可擔心的？”
於是韓侂胄就去請得了寧宗的禦筆，任命和自己親近的劉德秀、劉三傑等人當監察禦史，楊大法當殿中侍禦史，還把趙汝愚一黨的吳獵等人給罷免了。就這樣，逐漸的諫官係統都被控製在韓侂胄手中，他開始利用台諫要趕趙汝愚下台。
可是，該用什麼藉口，找什麼罪名彈劾趙汝愚呢？韓侂胄想來想去，終於想到了足智多謀，而又膽色過人的京鏜。
京鏜，字仲遠，南昌人氏。淳熙十四年（1187年）太上皇趙構病逝，金國派人吊唁，宋孝宗就任命京鏜為報謝使，前往金國還禮。金人奏樂擺宴，招待京鏜，京鏜請求說：“我朝正當國喪，不應該搞這種活動，把樂停了，把宴撤了吧。”金人不依，甚至拔出刀來相威脅，京鏜梗著脖子說：“我頭可斷，音樂是堅決不聽的！”金主慨歎說：“此人真是南朝的忠誠耿直之臣。”消息傳回臨安，宋孝宗大為高興，當時就要提拔京鏜，可是被趙汝愚給攔住了，趙汝愚認為京鏜資曆還淺，不能驟然升任高官，孝宗隻好作罷。就這樣，京鏜也和趙汝愚結下了仇怨。
韓侂胄向京鏜求教，京鏜笑笑回答說：“他是宗室，誣告他謀反就行了。”有宋一代，最為壓製宗室和外戚，生怕他們掌權後會造反，整個北宋朝都很少有宗室擔任高官的，而以宗室身份當到宰相，南北兩宋合起來，也隻有趙汝愚一個人。況且趙汝愚這人自以為擁立有功，經常胡說八道，自我吹噓，他甚至說：“我曾經夢見孝宗皇帝給一個鼎，我隨即就背負著白龍飛上天去了。”
這是用的黃帝鼎湖飛升的故事，傳說黃帝鑄鼎煉丹，丹成後，天上就降下一條巨龍來接他，背著他飛天而去。趙汝愚的本意，是說擁立寧宗乃是孝宗利用夢境托付給他的重任，他將輔佐著寧宗（背負白龍）做一番大事業。然而這個夢也可以換一個角度來理解，那就是趙汝愚自己想要當黃帝，想要“飛升”。
慶元元年（1195年）二月，韓侂胄推薦李沐為右正言之職，隨即李沐就上書彈劾趙汝愚，說他妄圖謀反，把他哄下了台——這其實又是一場不流血的政變。
●慶元黨禁
李沐本來擔任秘書監的工作，他曾經有事求告於趙汝愚，遭到拒絕後心存怨恨，於是韓侂胄就拚命拉攏李沐，把他當成自己打倒趙汝愚的槍來使。通過韓侂胄的推薦，李沐當上了右正言，這也是一個諫官的職位。前此韓侂胄一黨的諫官們隻是彈劾和打擊趙汝愚的黨羽，等到李沐進入諫官行列，他正式向趙汝愚本人宣了戰。
李沐彈劾趙汝愚的理由是：“此人乃是宗室，以宗室為宰相，將不利於社稷。請求罷免他的職務。”潛台詞很明確，身為宗室，就是多少都有點繼承趙家天下的資格，如果讓這種人掌握了權力，他們篡起位來多方便呀，怎可不預先提防？
於是寧宗準奏，罷免了趙汝愚的右丞相職務。朝中大臣和很多太學生都紛紛上奏為趙汝愚分辯，說他是個大忠臣，當年孝宗去世，光宗不管事，留正也跑了，社稷幾乎大亂，趙汝愚若有謀反篡位之心，就不會擁立寧宗為主，自己早趁亂起事了，哪用等到今天？對應這股潮流，韓侂胄又指使監察禦史胡紘上奏說：“趙汝愚召聚黨羽，圖謀不軌，假造‘乘龍授鼎’的荒夢來煽動輿論，怎能算是個忠臣嗎？！”
就這樣，趙汝愚被趕出朝廷，流放永州（今湖南省永州市零陵區）。老頭子年歲大了，咽不下這股惡氣，也受不了途中顛簸，結果還沒走到目的地就咽了氣。韓侂胄拔去了眼中釘，才剛緩過一口勁兒，突然發現還是不成，大群趙汝愚的黨徒（包括官員和太學生）紛起鬧事，既為趙汝愚申冤，也一個勁兒地彈劾自己。韓侂胄幹脆一不做，二不休，勢要把整個道學派全都貶出朝廷去。
所謂道學，又名理學，乃是以朱熹為領袖一個儒家學派，講究“理”是整個物質世界的基礎，在當時非常風行。趙汝愚以宗室擁立黃帝，當上宰相，亟須為自己找到社會輿論基礎，於是就向寧宗推薦朱熹，同時也提拔了一大群道學派官員，拉攏他們作為自己的黨羽。然而趙汝愚本人滿身都是漏洞，他當宰相在道學家們所謂的“正名”方麵根本就站不住腳，要不然韓侂胄也不會籌劃了不到一年就把他給趕跑了。
首先，宋朝最忌宗室掌權，趙汝愚偏偏當上了丞相；其次，宋朝為了抑壓相權，搞的是群相製，到了南宋時代，一般情況下都有左右兩個丞相為宰相，數名參知政事為副宰相，共同執政，可是趙汝愚偏偏當了“獨相”，在他上麵沒有左丞相壓著，在下麵的參知政事又都是他的黨羽；其三，趙汝愚是宋太宗的後裔，而寧宗則是宋太祖的後裔，這兄弟兩個當年輪流當皇帝的事情不清不爽，不尷不尬，雙方後人互有心病。
趙汝愚想拉攏道學派來穩固自己的地位，擴大自己的聲勢，然而韓侂胄一黨用“名不正，言不順”來攻擊他，他就無話可說，隻好乖乖下台。可是道學派群臣這個時候倒不管什麼“正名”的事情了，搶著為趙汝愚說好話，這種毫無政治節操、思想節操的行為，即將換來韓侂胄更無節操的大清洗。
韓侂胄先是貶斥了數名趙汝愚一黨的朝官，隨即又把上書為趙汝愚說話的太學生楊宏中、張道、徐範、蔣傅、林仲麟、周端朝六人趕出京城，送往五百裏外監管。到了當年六月，劉德秀、何瞻等人上書寧宗，請求查考道學的真偽，聲稱那些背著道學家旗號的家夥，全是趙汝愚一黨，互相勾結，想要顛覆國家社稷。寧宗正好對朱熹老夫子曾經講過的那些大道理厭煩得不得了，於是準奏，稱道學為“偽學”，下旨嚴禁。
慶元三年（1197年），劉三傑在覲見寧宗的時候說：“前日那些偽學偽黨，現在私下活動更為猖獗，已經一變而成為逆黨了。”韓侂胄聞言大喜，立刻升任劉三傑為右正言之職。於是他貶斥朝中五十九名偽學派官僚，為首如朱熹等人都被免職，其餘的也都被貶官或隻給個虛銜回家去養老。這場風波，史稱為“慶元黨禁”。
慶元黨禁以後，韓侂胄當上宰相，掌控了朝政。他前後執政達十三年之久，專斷朝綱，據說甚至還經常偽造禦筆。對於韓侂胄當政時的事跡，除了反複打壓“偽學”和最後的“開禧北伐”外，史書上的記載少得可憐，誰也不知道那幾年政局是否穩定，國力是增長還是衰退。估計韓侂胄不會搞得太糟，否則在理學變成思想界的正統以後，寫史者拚命貶低韓侂胄，他如果有什麼小過錯，都肯定會被無限製地放大，連鬧個天災引發饑荒，都會全怪在宰相頭上。
史書記載簡略，正說明韓侂胄當政的時候，國家就算沒有什麼大的發展，也還算風平浪靜，沒出什麼漏子。
●平章軍國事
最早的宰相都是一個人，戰國時代，秦朝開始設置右、左丞相，便於拆分和製約相權，後來加上副宰相禦史大夫，擴充到了三個人。唐朝以後，宰相的數量越來越多，職權範圍也越來越小，權力越來越分散。北宋初期，在大群宰相之外，又把很多職位較低的官員加上“參知政事”的頭銜，算是副宰相，並稱為“宰執”。
曆代有所變革，到了南宋高宗建炎三年（1129年），以尚書左、右仆射加“同中書門下平章事”的頭銜算是正宰相，把門下侍郎和中書侍郎直接改名為參知政事，算副宰相。孝宗乾道八年（1172年），把尚書左、右仆射兼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正式改名為“丞相”——不過這個丞相，比漢代丞相的權限要低得多了。
如果按照這套正規官製來考量，韓侂胄並不算是名正言順的宰相，他把宗室而當丞相的趙汝愚趕下了台，自己當然不能再走老路，也以外戚而當丞相。於是韓侂胄就一直當著樞密都承旨的中級官職，但加上了“開府儀同三司”的頭銜，品級飆升到最高，後來孝宗又給了他一個“平章軍國事”的頭銜，意思就是國家大事都由韓侂胄負責。這樣，韓侂胄的權位就淩駕於左右丞相和參知政事們之上，變成了南宋朝真正的宰相。
宋朝是被女真人建立的金朝趕到南方來的，和金朝劃淮水而治。宋高宗重用投降派秦檜等人，苟且偏安，孝宗想要北伐收複失地，但一直被身為太上皇的高宗製約著，難以大展拳腳。到了寧宗時代，韓侂胄掌權十餘年，自以為國力有所恢複，加上成吉思汗崛起於北方草原，打得金兵抱頭鼠躥，他就認為時機大好，尋機想要北伐中原了。
史書上說，韓侂胄是為了提高自己的威望，鞏固自己的權勢，所以才起意北伐的。然而韓侂胄執政的時代，並未見出現很嚴重的社會危機，寧宗也一直都很信任他，何必還要靠軍事冒險來鞏固權勢呢？那大概也是理學家們對他的汙蔑吧。
為了做好北伐的準備，韓侂胄首先起用堅決主張抗金的陸遊、辛棄疾等人。嘉泰元年（1201年），他任命抗金名將吳玠的孫子吳曦擔任興州（今陝西省漢中市略陽縣）都統製，執掌蜀中的兵權。樞密使何澹勸韓侂胄說：“吳曦這家夥和他的祖父不同，是個陰險小人，把他放回四川，乃是放虎歸山。”但是韓侂胄的親信陳自強收取了吳曦的賄賂，大說吳曦的好話，因此韓侂胄還是下達了這一錯誤的人事任命——他後來被殺，很大程度上也正是拜這個無恥的吳曦所賜。
同時，為了凝聚力量，一致對外，韓侂胄也逐漸地放鬆了對理學的壓製。慶元五年（1199年）十二月，京鏜、何澹指使諫官上書說：“偽學之徒，首腦都遭貶斥，黨羽也多閑散不用，現在為了朝政穩定，應該允許他們悔過自新。”京鏜本是打擊理學的急先鋒，現在連他都有所鬆動，韓侂胄也就順坡下驢，采納了這一建議。
到了嘉泰二年（1202年）二月，張孝伯對韓侂胄說：“不如解除禁令，免得那些家夥將來卷土重來，挾嫌報複。”韓侂胄的親戚、籍田令陳景思也勸侂胄：“做事別太過分，要留有餘地。”於是韓侂胄就追贈趙汝愚為資政殿學士，徐誼、劉光祖等理學派官僚也先後官複原職。
所謂“一不做，二不休”，既然和理學派為敵，那就為敵到底，從來政治鬥爭容不得絲毫心慈手軟，韓侂胄解除對理學的禁令，換來的反是千古罵名，真是冤枉得可以，也真愚蠢得可以。
嘉泰四年（1204年）正月，擔任浙東安撫使的辛棄疾來到臨安，覲見宋寧宗，提出金朝必將敗亂而亡，我朝應當預作準備。同時，安豐（在今安徽省六安市壽縣西南）守將厲仲方也上書說，淮北漢族百姓全都厭倦了金朝的統治，願意歸附宋朝。於是韓侂胄認為時機成熟了，就於四月份在鎮江為抗金名將韓世忠建廟祭祀，五月追封被陷害的名將嶽飛為“鄂王”，恢複名譽，不久後又剝奪已故奸相秦檜的一切官爵，把他的諡號也從“忠獻”改為“謬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