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校長提出了自己個性化的教育理念後，他才在某種意義上開始了真正的“自主辦學”。什麼叫自主辦學？就是在深刻把握教育規律和學生成長規律的基礎上，對基礎教育改革的發展趨勢有一個宏觀把握和一種內在的預見性，並能把教育理想果斷地付諸教育實踐。
所以校長要學會看“勢”，即趨勢。當我們埋頭工作的時候，還要抬頭看看整個教育發展的勢頭。比如，我到友愛實驗中學這所農村初中的時候，國家正提倡“農村教育要為地方經濟發展服務”，我就在友愛中學進行“3+1”實驗，初中三年，再加一年的職業技術培訓。以此為突破口，把整個學校的教學質量從上海縣的倒數第一二名，變成了第一位。又比如，國家提出要在2020年建成創新型國家，我就考慮創新型國家的建設，最後一定會落到教育上，所以我在七寶中學用整整四年的時間，成立了學生科學研究院，建起了物理探索館、生命科學研究室、納米技術實驗室等，目的就是培養學生的創新精神和實踐能力。我們有一位學生，在高中階段竟然獲得了39項專利！
校長提出理念，辦學就有了“藍圖”。下一步，就要按“藍圖”去“施工”。而課程是“施工”的重要途徑。像我們開設的校本課程《文化與人生》，每周星期五下午，拿出三節課時間，請來國內外的作家、藝術家和學者，講他們對人性的理解和對人生的看法。學生非常喜歡這門課，稱為“人生的報告”。其實當時的選修課中，適合學生的人文課程比較少，我們就發動老師，編寫了《中國傳統文化課程綱要》《當代中國外交簡史》等。在別的學校覺得主科的課時都不夠時，我們有勇氣把升學率放在一邊，因為我們的辦學理念就決定了：我們培養的學生要有一定的人文修養和較高的文化品位，能夠全麵發展。
當我們把升學率放在一邊的時候，我們的升學率卻是穩定上升的。而且越到後來，提高得越快。一本率，今年我們有信心衝90%。我一直說兩句話，以同樣的分數考取同一所大學的，七寶中學學生一定比人家更優秀，因為我們是靠學生的綜合素質帶出來的；第二句話，二十年後，看哪所學校出來的棟梁之材更多，我有這個自信和別的學校比一比。
我到七寶中學快15年了，“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的理念從提出、磨合到踐行，也快15年了。很感謝有七寶中學這樣的理念實踐場。現在有的地方提出校長三年或五年一輪崗，其實對校長，特別是對正處在理念形成期的校長是不利的。在同一所學校，校長可以就一個大的問題不斷地實踐、提升，最後悟出教育的真諦。如果頻繁調動，不同的學校問題不同，情況不同，相應地校長提出的理念也可能不同，不利於校長個性化教育理念的產生和成熟。很多名校長都是在一所學校待很久的，像上海育才中學的段力佩校長、上海市南洋模範中學趙憲初校長都在各自的學校待了20多年，上海中學的葉克平校長近20年。我的“全麵發展，人文見長”理念發展到今天，其實也沒有完善。我一直都在思考，最近有了新的想法。下一步我將提出，培養的學生應該是“平民本色，精英氣質”，這是我人文教育理念的又一次螺旋式攀升吧。
四、遇到問題，就是提高自己的時候
從1988年任友愛實驗中學的校長開始，我做課題就沒有間斷過。校長也好，老師也好，要成長，真的需要靜下心來做一些研究。
我認為，課題研究是對教育教學規律的探討，是一種提升自己內在品質的途徑，也是學校發展的生產力。我到七寶中學後，先後主持或參與了1項國家級課題，4項國家重點課題一級子課題，7項市級課題，23項區級課題。現在手上還有一個教育部“十一五”重點課題。這些課題我都是全程參與的，再忙都會擠出時間去學習和思考。
辦學的過程中，校長總會遇到很多問題。麵對問題，我的態度是有問題就有發展，沒有問題就沒有發展。解決問題的過程，就是提高自己的過程。所以我們的課題，一定是從學校存在的問題出發，絕不為課題而課題，不搞“空心課題”。
2001年年底，上海市教委組織專家進行實驗性示範性學校創辦的中期評估。評估結束時，評估組長對我說：“忠海啊，學校挺好的。但有一點，我們10多位專家聽了40多堂課，讓我們感覺耳目一新的不多，你們的課還是很傳統。”這句話給我壓力很大，我在教師大會上說：“我們要花三到五年時間，搞一個全員參與的校本課題研究，把這個問題解決掉。”
課題名字叫《以學生為主體的高效率、創造性課堂教學創新研究》。每門學科都圍繞這個課題，進行學科研究；又設計了17個子課題，要求每位教師至少申報一個。第二年4月底必須拿出提綱。到了4月，我一看，全沒達到要求。為什麼呢？因為教師沒把自己放進去，都用文獻研究法，把這個課題研究做成了空心的研究。於是全部退回去。我們請華東師大的一些博士和碩士，收集了2000多萬字的有關課堂創新的文章，然後分科裝訂。當年暑假，我和全體教師一起，通讀與自己有關的文章，並寫一篇反思。秋季開學後，我們把所有老師的反思收集起來，創辦了一本《教育創新》雜誌；然後分5個組舉行論壇，每位老師都要發言、點評，我全程參與了語文組的討論。這個過程中，我對什麼是高效課堂的認識也得到了提升。
討論完後，我們成立了一個學科教學研究所，把學校的優秀師資組合起來，分成6個小組，有質量評估組、拓展性課程建設小組、導師組等，進行改革實踐。我們要求，從2003年9月到2004年9月，每位老師必須拿出一個課例來。學校錄像，大家研討，有問題就修改，直到滿意為止。從2004年9月起，大家再把最好的課推出來，在全校進行交流評比。
2005年4月，我們把課題成果向全市展示，當年評估組的專家也請來了。我對他說：“是你當年一句話，引發我們進行了三年多時間的研究。請你們來看看，是不是有什麼改變。”專家特別高興，說，工作這麼紮實，有什麼事做不成呢？在聽取大家意見的基礎上，我們又進行了鞏固提高，2006年12月，進行了第二次全市課堂展示，這次比較成熟了。
2007年課題結題時，已經是市級課題了。我去答辯，獲得了閔行區一等獎。這樣的例子在我辦學過程中有很多。發現問題，用課題解決問題，也成了我一個常用常新的“武器”。有些學校，校長和教師都比較累，身體累，心也累，但效果並不好。原因就是他們沒找到教育教學的規律。所以校長要和教師一起，學會用課題去找教育教學的規律，隻要找到規律了，再提出符合學校實際的做法，自然會成功。
對國內外的各種理論，我也看，但隻是汲取它們的合理內核，然後融合在自己的辦學實踐中。我從不批判誰，也不迷信誰。做校長要把根紮在自己的大地上，把自己所負責的學校這塊農田耕耘好。畢竟每所學校的情況都不同，不要把不服水土的“莊稼”引進來。
我當校長25年，一直麵對“義”和“利”的選擇。但我特別自豪的是，自己堅持了一個教育工作者的本色。我不敢說自己是一個教育家。但中國這麼大，有那麼多校長在基層默默工作，學校也辦得出類拔萃，他們確實是當代的教育家。我們不要把“教育家”看得太神秘，這個稱號是對教育職業價值的最高認可。我願意向這個方向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