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來學校成立後，盡管是免費的，但來參加學習的工人還是非常少。連著上了快一個月的課，時不時就有遲到曠課的現象。進度不一致，統一教學就很困難。那些跟不上的，最後幹脆不來了。
明秀想了想，小心地問：“我有個想法……”
齊懷英笑了笑，“但說無妨。在課堂上，也要這麼暢所欲言才好。”
“他們不是不想來，或許是真的心有餘而立不足。”她說，“我在紗廠的紡紗車間做工，是自由雇工，也需要白天黑夜倒兩班，活兒忙的時候，甚至是三趟班。這麼長時間地幹活，一天下來已經很累很累了。其他的工人想必和我情況差不多，哪怕能擠出一點時間，也沒神氣再去讀書寫字，隻想放鬆和休息。”
齊懷英邊聽邊沉思：“你說的這些問題，確實是最關鍵的症結所在。”
“光這麼下去不是辦法，隻怕連剩下的這些也堅持不了多久。”明秀鼓起勇氣建議：“工友們平時沒什麼機會離開車間，上海那麼多好玩的好看的，他們一概不知道。要是咱們上課的方式能換個樣子，說不定大夥兒能更感興趣。比如……比如，用燈謎認字？”
她不好意思地低下頭，“我也不懂，想起來什麼就說什麼。這麼胡亂出主意，齊先生可千萬別見怪。”
一席話讓齊懷英深感意外，又把明秀細細打量一遍。這是個很年輕的小姑娘，一雙眼睛像會發光似的，特別明亮。她平素出門，從不穿宋長卿送的旗袍。即使最樸素的一件，也顯得派頭太大了些。今日不過套了件洗舊的偏襟薄短褂，顏色灰撲撲，和雅致沒有半分幹係，可穿在她身上也顯得格外好看，愈發襯得肌膚白淨。
他收回目光，慨歎道：“真是後生可畏。”又說，“這可不是胡說八道，你的意見很值得考慮。隻是具體如何推行，還需要從長計議。我會抓緊跟組織上討論，爭取盡快落實下來。”
兩人邊聊邊走回辦公室，齊懷英從抽屜裏拿出一摞書和一支自來水筆，歸置齊整了交到明秀手裏。最上麵蓋著一份當天新出的報紙，散發著油墨清香。
他把印在頭版的大幅新聞指給明秀：“這是《新報》對咱們工人學校的重要報道。”
《新報》是和《申報》、《民國日報》比肩的知名報社，明秀也聽說過。匆匆看了幾行，見上麵寫道：“學校通過貼近生活的方式，將深奧的道理傳播給工人，使他們認識到成立工會的必要，在工人群體中產生了極大的反響……”文章署名是：主編文量才。
又聽齊懷英說，“文編輯是我多年的摯友，寫得一手好文章。他對時政和國際形勢都很有見地，你可以把報紙帶回去認真看一下，有不明白的就來問我。”
沒過多久，工人半日學校改為“小沙渡工人遊藝會”。齊先生打開思路，用各種新鮮有趣的方式，讓工人們從遊戲和競賽裏學到知識。不僅寓教於樂，時間上也更自由。這一招果然見效，參加的工人一天比一天多。
明秀報讀了夜班，本來就念過一點書，識字程度很好，稍加點撥便突飛猛進。齊先生的課堂給她打開了一個陌生的世界，灌輸一種全新的理念：大破大立，讓腐朽的舊體死亡換新。這是她此前從未接觸，連在夢裏也想象不到的一切。
思學一去杳無音信，姐弟倆再也沒見過麵。明秀偶爾會在枕頭底下發現幾塊銀元，便知道思學趁家裏沒人回來過。她不知道他在哪裏，做什麼，過得好不好，他連隻言片字也不肯留下。
明秀拿這個一意孤行的弟弟毫無辦法，唯有用忙碌的學習來麻痹內心痛苦，尋求曾經苦苦思索而不得的答案：人到底應該怎樣活。
百樂門大班姚麗媛曾輕蔑地指著她鼻子問：你想怎麼活，又能怎麼活？
自從到上海投奔董叔，不長不短的一年多來，明秀見識了各種各樣的活法。舞廳裏花蝴蝶般醉生夢死的女孩子，番瓜弄裏斤斤計較的升鬥小民，隻把未來寄托在男人身上的瑣碎婦人，整天吵罵打架飛短流長。還有棚戶區被窮苦壓得直不起腰來的老弱婦孺，工廠裏麻木承受壓迫和折磨的工友……這些都不是生而為人該有的活法。
讀的書越來越多，想法也越來越不受拘束。她用不同的眼光去審視和回顧，琢磨出了別樣的意味。
齊先生的言談教化，給明秀帶來的震撼巨大而深遠。她開始想明白，無論男人還是女人，都應該有尊嚴地活著。這份尊嚴，隻能靠頭腦和雙手去爭取。自食其力，是堂堂正正做人的根基，可若沒有真正的學識和思想，也不過是一具喪失靈魂的行屍走肉罷了。
就在明秀脫胎換骨的同時，董思學也徹徹底底投身進血雨腥風的幫派江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