詞中的感情是那樣的真摯，讓局外人也不由得不感慨傷情。此時的元夜，雖然繁華依舊，但是“揭天鼓吹暖春風”的溫情卻不見了，留下的隻是淚眼哭濕的春衫雙袖。這種無望的煎熬，直叫人柔腸寸斷。與朱淑真熱戀過的那位青年，許是懾於社會輿論的壓力、家長的阻撓，終因意誌薄弱而退縮，此後再不敢或不願露麵了。
對於昔夢的追懷，對於往日的戀情和心上人的思念，成了療治眼前傷痛的藥方。且看《江城子》詞：
斜風細雨作春寒。對尊前，憶前歡。曾把梨花，寂寞淚闌幹。芳草斷煙南浦路，和別淚，看青山。
昨夜結得夢夤緣。雲水間，悄無言。爭奈醒來，愁恨又依然。展轉衾裯空懊惱，天易見，見伊難。
從眼前的孤苦憶及當日兩情相悅、恩愛綢繆的情景，再寫到離別時的悲傷，最後因相思至極而夢中相會，醒來一片茫然，宛轉纏綿，繾綣無盡，而結果是絕望，是怨恨：
鷗鷺鴛鴦作一池， 東君不為花為主， 將矛頭直指不合理的婚姻製度，責問它為什麼要把不相配的人強扭在一起。在《黃花》一詩中，她借菊花言誌，表達了自己絕不苟且求全的態度：“寧可抱香枝上老，不隨黃葉舞秋風”。這在封建禮教森嚴的時代，是一種絕不妥協的叛逆行為。她日益感到人事的無常和空虛。據當時人記載：朱淑真“每到春時，下幃跌坐，人詢之，則雲：‘我不忍見春光也。’蓋斷腸人也。”
《減字木蘭花·春怨》中是這樣描述的：
獨行獨坐，獨唱獨酬還獨臥。佇立傷神，無奈春寒著摸人。
此情誰見，淚洗殘妝無一半。愁病相仍，剔盡寒燈夢不成。 六
有宋一代，理學昌行，“三從四德”的封建倫理，“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殘酷教條，禁錮森嚴，社會輿論對婦女思想生活的鉗製越來越緊。當時，名門閨秀所受到的限製尤為嚴苛，“有女在堂，莫出閨庭。有客在戶，莫出廳堂”，“莫窺外壁，莫出外庭。窺必掩麵，出必藏形”。逼使閨中女子完全處於封閉、隔絕狀態。有些無恥的男人，淫猥穢亂，不堪入目，詞彙難以窮盡他們的醜惡，卻不受苛責。完全屬於人情之常的婦女再嫁卻招人咒罵，更不要說“偷情”“婚外戀”了。什麼“桑間濮上之行”，什麼“淫娃蕩婦”，一切想得出來的惡詞貶語像一盆盆髒水潑到她們頭上。
朱淑真作為一個愛恨激烈、自由奔放、浪漫嬌癡的奇女子，不僅毫無顧忌地做了，而且還以詩詞為武器，向封建婚姻製度宣戰，公開對抗傳統道德的禁錮，熱烈追求個人情愛與自我覺醒。據說朱淑真是那位理學大師朱熹老夫子的族侄女，真是造反造到尊親的頭上，全不把傳統社會的一切規章禮法放在眼裏。結果，不僅自身不容於社會，遭迫害致死，而且那些擲地有聲的辭章也慘遭毀損，付之一炬，致使“傳唱而遺留者不過十之一”。
那首《生查子·元夕》詞，竟至聚訟紛紜，從南宋一直鬧到晚清。有的把它作為“不貞”的罪證，對作者加以鞭撻，承認“詞則佳矣”，但“豈良人家婦所宜邪”？有的則出於善意，為了維護作者的“貞節”，說是誤收，把它栽到大文豪歐陽修頭上。在納妾、嫖妓風行的男權社會中，盡管歐陽修以道德文章命世，卻沒有任何人加以責怪。偏偏在一個女子身上就是大逆不道，豈非咄咄怪事！
其實，《斷腸詩詞》原本是十分嫻雅、優美的，完全不同於那些淫媟汙穢、不堪入目的貨色。但在那些道學先生眼中，卻通通成了罪證，他們一色的道貌岸然，卻一肚子男盜女娼，“一見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胳膊，立刻想到裸體，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雜交，立刻想到了私生子。中國人的想象，唯在這一層能夠如此躍進”（魯迅語）。也許正是有鑒於此吧，朱淑真才寫下那首反諷式的詩，以“自責”的形式譴責道學與禮教對女性的禁錮，抒發感時傷世的憤慨之情：
女子弄文誠可罪， 磨穿鐵硯非吾事， 數百年後，清代文人吳敬梓在《儒林外史》中塑造了“自古及今難得的一個奇男子”形象——杜少卿。他“奇”在哪裏呢？一是鄙棄八股舉業、世俗功名，說“秀才未見得好似奴才”。二是敢於向封建權威大膽地提出挑戰，在文字獄盛行之時，竟敢公然反駁欽定的理論標準——“四書”的朱注。三是敢於依據自己的人生哲學，說《詩經·溱洧》一章講的隻是夫婦同遊，並非淫亂。四是，他不僅是勇敢的言者，而且還能身體力行，在遊覽姚園時坦然地攜著娘子的手，當著兩邊看得目眩神搖的人，驚世駭俗地走了一裏多路。那些真假道學先生為之痛心疾首，卻又無可奈何。
那麼若是將這位“奇男子”同理學盛熾的南宋時期的那位“奇女子”比一比，勇氣、豪情，還有衝決一切、無所顧忌的叛逆精神，孰高孰下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