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開始恐怖了！在北平時屢聽見人的譏評：“一個人總得有人緣！”而現在，這個可怕的字眼又在我耳畔響了！我沒有“人緣”！沒有人緣，豈不就是沒有「飯緣」！
我自己宣布了自己的死刑；“糟了”！沒有人緣！
我怎麼會沒有人緣呢？原因複雜，忿激，乖僻，筆尖酸刻，世故粗疏，這還不是致命傷；致命傷是“窮書癡”，而從前是闊少爺！
環境變幻真出人意外！我居然賣了一個半月的文，忽然做起外勤記者了。
我，沒口才，沒眼色，沒有交際手腕，朋友們曉得我，我也曉得“語言無味，麵目可憎”，八個字的意味，我僅僅能夠伏案握管。
“他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我怎麼幹起外勤來了！”
轉變人生
然而環境迫著你幹，不幹，吃甚麼？我就幹起來。豁出討人嫌，惹人厭，要小錢似的，哭喪著臉，訪新聞。遇見機關上人員了，擺著焦灼的神氣，劈頭一句就問：“有沒有消息？”人家很詫異的看看我，隻回答兩個字：“沒有。”
那是當然！
我隻好抄“公布消息”了。抄來，編好，發出去，沒人用，那也是當然。幾十天的碰釘，漸漸碰出一點技巧來了；也慢慢的會用鉤拒之法，誘發之法，而探索出一點點的“特訊”來了。
漸漸的，學會了“對話”，學會了“對人”，漸漸的由乖僻孤介，而圓滑，而狡獪，而陰沉，而喜怒不形於色，而老練……“今日之我”轉換成另一個人。
我於是乎非複昔日之熱情少年，而想到“世故老人”這四個字。
由於當外勤，結識了不少朋友，我跳入政界。
由政界轉回了報界。
在報界也要兼著機關的差。
當官吏也還寫一些稿。
當我在北京時，雖然不乏熱情的援手，而我依然處處失腳。自從到津，當了外勤記者以後，雖然也有應付失當之時，而步步多踏穩——這是甚麼緣故呢？
噫！青年未改造社會，社會改造了青年。
× × × ×
我再說一說我的最近的過去。
我在北京，如果說是“窮愁”，那麼我自從到津，我就算“窮”之外，又加上了“忙”；大多時候，至少有兩件以上的兼差。曾有一個時期，我給一家大報當編輯，同時兼著兩個通訊社的采訪工作。又一個時期，白天做官，晚上寫小說。一個人幹三個人的活，賣命而已。
尤其是民二十一至二十三年，我曾經一睜開眼，就起來寫小說，給某晚報；午後到某機關辦稿，編刊物，做宣傳；七點以後，到畫報社，開始剪刀漿糊工作；擠出一點空來，用十分鍾再寫一篇小說，再寫兩篇或一篇短評！
假如需要，再擠出一段小品文；畫報工作未完，而又一地方的工作已誤時了；於是十點半匆匆的趕到一家新創辦的小報，給他發要聞；偶而還得作社論。像這麼幹，足有兩三年。
當外勤時，又是一種忙法。天天早十一點吃午餐，晚十一點吃晚餐，對頭餓十二小時，而實在是跑得不餓了。揮汗寫稿，忽然想起一件心事，恍然大悟的說：“哦！我還短一頓飯哩！”
這樣七八年，我得了怔忡盜汗的病。
二十四年冬，先母以肺炎棄養；喘哮不堪，也不成眠，我弟兄夫妻四人接連七八日的晝夜扶侍。先母死了，個個人都失了形，我可就喪事未了，便病倒了；九個多月，心跳，肋痛，極度的神經衰弱。又以某種刺激，二十五年冬，我突然咯了一口血。健康從此沒有了！
異地療養，非錢不辦；恰有一個老朋友接辦鄉村師範，二十六年春，我遂移居鄉下，教中學國文——決計改變生活方式。我友勸告我：“你得要命啊！”
事變起了，這養病的人拖著妻子，轉防空洞，跳牆，避難。廿六年十一月，於酷寒大水中，坐小火輪，闖過綁匪出沒的猴兒山，逃回天津；手頭還剩大洋七元。
我不得已，重整筆墨，再為馮婦，於是乎賣文。
對於筆墨生活，我從小就愛。十五六歲時，訂報，買稿紙，賠郵票，投稿起來。不懂戲而要作戲評，登出來，雖是白登無酬，然而高興。這高興一直維持到經魯迅先生的介紹，在《北京晨報》譯著短篇小說為止；一得稿費，漸漸的也就開始了厭倦。
我半生的生活經驗，大致如此。句句都是真的麼？也未必。你問我的生活態度麼？創作態度麼？
我對人生的態度是“厭惡”。
我對創作的態度是“厭倦”。
“四十而無聞焉，‘死’亦不足畏也已！”我靜等著我的最後的到來。
（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