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住的院子裏早些年出過一個歌手。
這個叫毛佗的年輕人，我是眼見他進中學，又讀大學的。他可能相當聰明，一天到黑總看得他在外頭玩，但高起考來毫不費力，一舉中的。還是重點大學，很熱門的生物工程專業。這就很為人羨慕了。尤其是，毛佗的父母都是普通工人，爸爸是司機，媽媽在食堂做事，都不是有文化的人。院子裏還住著幾位平日特別被人景仰的教授，不知什麼道理，這幾個教授的兒女雖然都有讀書的家傳，成績卻不出色，沒有一個考上了像樣的的學校。所以教授隻要碰到毛佗，眼睛裏的內容往往就很複雜。教授也許詫異，怎麼反倒是這個吊兒郎當的家夥，生就了一個讀書的命！
確實，無論從哪方麵看，毛佗都不像個做學問或者準備做學問的人。毛佗一年四季剃著短發，毛茸茸的腦袋看上去讓人想到芋頭。人生得瘦高，衣褲鬆鬆垮垮，走路樣子懶散，書包一年四季在屁股底下晃來晃去。毛佗從小有個嗓子沙啞的毛病，家裏帶他看過好些專科醫生，醫生都說是先天的原因，治不好的。但毛佗倒喜歡唱歌，時常背把吉它，跟一群模樣相似的男女同學在院子裏大呼小叫，來去匆匆，每個人的耳朵上永遠都掛了隨身聽。他們聽的肯定不是英語。特別是毛佗的眼神，哪裏像個讀書人？他的眼神是渙散的，漫無目標，永遠浸泡在極遙遠的夢裏似的。誰也不知道他正在想什麼，會想什麼。不過毛佗的五官細看倒也清秀，到他讀大學，雖然還是那麼一副心不在焉的態度，但大家都說毛佗已經像個帥哥了。
我跟毛佗的父母熟，曉得他們很為自己的兒子驕傲。他們多次同我--我相信他們也會同任何人--仔細算計：本科，然後碩士，再就拿全額獎學金出國，最好是美國，退一步加拿大也行，其他國家是不考慮的，其他國家的生物工程根本差勁得很。他們因為毛佗的爭氣，自己也對這門新興的前沿的科技由完全陌生而到有了大量零碎的了解，幾乎像個專家。我就從毛佗媽媽口裏聽到過DNA這樣新潮的詞語。總之，一切，像已經完成稼穡的農夫，全部工作都做過了，安頓好了，隻等收獲的季節了。
但毛佗在大學二年級時做了件讓所有人大吃一驚的事。據他父母介紹，情況似乎來得非常突然。毛佗有天在家裏吃飯時，像平日聊天一樣沙啞著喉嚨說道，他不準備再讀這種毫無趣味的生物工程了，他想好了，決定了，他要當歌手去。而當歌手，毫無疑問，那就意味著必須到北京去闖蕩，去過那種有一餐沒一餐的日子，去發展，因為據他說隻有北京才是藝術家的天堂。他說得稀鬆平常，就仿佛說吃完飯他要去散散步似的，以至他父母根本沒怎麼聽懂--是的，如果說以他們的文化水平和對毛佗未來的期望，使他們竟然還能對生物工程談出點究竟，那麼對演唱對藝術，則他們根本不明就裏，以至沒有把毛佗的話放在心上。
毛佗在說過那番話之後的第三天就毅然北上了。這是我後來才聽毛佗媽媽講起的。她大病了一場，容顏憔悴，說話的聲音聽上去虛弱無比。而原先，在食堂賣飯賣菜的毛佗媽媽是個笑聲洪亮滿麵紅光的胖大女人。據她講，毛佗當然是鬼迷了心竅，他走的時候，隻帶了幾件換洗衣服，再就是那把害死人的吉它。她現在特別恨那把吉它，覺得是那把吉它斷送了兒子的大好前程。她說，還有什麼意思？我都不想活了，不想活了。她可能並沒有誇大其辭，我親眼看到好幾次，毛佗的爸爸扶著毛佗的媽媽上他開的那輛小貨車，送她看病去。那個情景，真是使人悲哀，一個不聽話的孩子，可以給父母造成多大的傷害啊。
毛佗大概在北京發展了一年多的時間才第一次回家。他這次的回來，比他那年考上生物工程在院子裏造成了更大的轟動：毛‘佗要出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