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典是我的一個中篇小說《流水落花》裏主人公的名字。
他是五十年代出生的人。
開始，在他少年時候，我是叫他李點的。寫著寫著，他長大成人了，我忽然覺得，李點的“點”可能會給人“輕”的印象，因為他的經曆實在太沉重了。我於是把“點”換成“典”，感覺上似乎才對一些。再又接著寫。文革，插隊，招工，結婚生子。總之，流水賬一樣記到現在，李典四十大幾了，將老未老之際，然後下崗。
他的遭遇同多數五十年代出生的人幾乎完全一樣。
如此一來，《流水落花》當然就不是一部情節曲折結構新穎的小說。
它是平淡的，本份的，幾乎還有些守舊。
因為我無法使它和任何新潮的技巧與離奇的故事掛上鉤來。仿佛是，我唯有用這種最老實的態度和辦法，才能表達我的那份情感。是的，在這部小說裏，與其說我在努力塑造一個五十年代出生的人的形像，不如說我更想釋放自己對那一代人的複雜的沉甸甸．的感情。他們對親人、朋友的愛，對弱者的同情，他們曆來十分看重而目下十分缺乏的誠信、自律與堅忍，他們的理想，以及絕望。我想要表達的其實是對他們的敬意。。。
當我驚訝地發現，現在一些中文係畢業的大學生讀過的經典作品，甚至遠不如我的很多下崗的朋友多時，我的那份敬意就更加深厚了。這是個非常奇怪的現象。我在插隊時，曾經就著油燈，躺在一個農民家閣樓上的一具棺材裏，讀過整整兩個冬天的外國名著。包括三卷本的《福爾賽世家》、《高老頭》、《複活》、《國家與革命》等等。那具棺材沒有上漆，木紋曲曲彎彎，散發著來自樹林和時間深處的氣味。這個至今記憶猶新的細節，讓我很自然地把李典安排到了那個閣樓上。我寫李典，差不多就是寫自己，寫這一代人共同的成長曆程。
我插隊的那個村子有幾十個知青，全體喜歡讀書。我們毫無指導毫不係統地，自發地，在一個反文化的時期讀了很多的書。並且討論，研究蘇聯問題、剛果問題和很多年以後忽然熱門起來的切格瓦拉，由此關心全世界的人民。並由此影響到我們今後為人處世的基本原則。這看上去幾乎可笑，就如同李典用同樣可笑的方式通過一本《青少年生理衛生》完成自己的性教育一樣。
但我還是對李典和那一代人充滿了敬意。在我看來，他們大概是這個民族曾經最有抱負和熱情的一代人。因此，哪怕在窮愁潦倒的時候，李典心底最大的願望始終是想成為一名詩人。他的願望是美麗的，近乎浪漫，與後輩年青人普遍的功利和冷漠徹底不同。
當然，同那一代中的大多數人一樣，他無法實現自己的夢想。他迅速地不由自主地跌入社會底層。他的婚姻談不上幸福，他擁為自傲的鉗工技術變得微不足道，到現在，他的工作沒有了，甚至，連體力都沒有了。他的所有努力，結果都成為一種犧牲。他的犧牲，無不與這個國家的命運息息相關，似乎是這個變化萬千的時代的需要。僅此一點，我就有足夠理由要表達對於他們的尊敬。
我覺得自己是從李典們中間偶然逃跑出來的一員。為此我有時會感到慚愧。因為我知道，自己並不比他們中的任何人更好。僅僅隻是因為我在70年代末僥幸踏進了大學課堂，借此搭上了新時代的這趟班車。而李典，卻隻能一步一步艱難地為最基本的溫飽而跋涉了。我的運氣比李典好，僅此而已。
若按流行的價值標準，李典顯然不是所謂成功人士，他隻能算個失敗者。他在經曆了許多困苦之後，最終一事無成。他可能會被當今社會指認為一個沒有本事的人。
但是，李典是個好人。
一個社會，有多少成功人士，其實無所謂。一個社會，有不有大批好人，能不能持續產生大批好人，則肯定是百倍緊要的。
爸爸總是講我們這一代幾多幸福，沒有一個急於擺脫的惡劣環境。但是，也沒有一個可以為之熱血沸騰的未來。我老是麻木和冷漠，覺得自己和身邊的人一模一樣，統統沒有故事。很多80年代出生的孩子，都對這個沒有災難和英雄的時代感到憤怒，憤怒得想吐。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悲哀，而感受又是無法互相交換的，所以無所謂不幸，結果，反正，自己最不幸。（宋可玉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