戲劇語言還要富於哲理。含有哲理的語言，往往是作者的思想通過人物的口說出來的。當然，不能每句話都如此。但在一幕戲中有那麼三五句，這幕戲就會有些光彩。若不然，人物盡說一些平平常常的話，聽眾便昏昏欲睡。就是兒童劇也需要這種語言。當然寫出一兩句至理名言，不是輕而易舉的。離開人物、情節，孤立地說出來，不行。我們對人物要想得多想得深，要從人物、情節出發去想。離開人物與情節，雖有好話而擱不到戲裏來。這種閃爍著真理光芒的語言，並非隻是文化水平高的人才能說的。一般人都能說。讀讀《水滸》、《紅樓夢》，很有好處。特別是《水滸》，許多人物是沒有文化的，但說出的一些語言卻富有哲理。這種語言一定是作者想了又想，改了又改的。一句話想了又想，改了又改，使其鮮明，既富有哲理，又表現性格，人物也就站起來了。一個平常的人說了一句看來是平常的話，而道出了一個真理，這個人物便會給觀眾留下個難忘的印象。
以上說的語言性格化、地方性、哲理性，三者是統一的，都是為了塑造鮮明的人物形象。
平易近人的語言，往往是作家費了心血寫出來的。如剛才談的《紅樓夢》中那段對話，自然平易，抹去棱角，表麵沒有劍拔弩張的鬥爭，隻是寫一個想吃鮮菜，一個想吃肉食的兩位老太太的話，但內中卻表現了階級的對立。這種語言看著平易，而是用盡力氣寫出來的。杜甫、白居易、陸放翁的詩也有時如此，看來越似乎是信手拈來，越見功夫。寫一句劇詞，要像寫詩那樣，千錘百煉。當然，小說中的語言還可以容人去細細揣摸、體會，而舞台上的語言是要立竿見影，發生效果，就更不容易。所以戲劇語言要既俗（通俗易懂）而又富於詩意，才是好語言。
兒童劇的語言也要富於詩意。因為在孩子們的眼裏，什麼都是詩。一個小瓜子皮放在水杯中，孩子們就會想到船行萬裏，乘風破浪。我在《寶船》中寫到，孩子們不知道“駙馬”是什麼，因而猜想是“驢”。這是符合兒童心理的。這當中寓有作者的諷刺。如果在清朝末年我這樣寫，就要挨四十大板。兒童劇要寫出孩子們心裏的詩意，且含有作家對事物的褒貶。
要多想，創造性地想；還要多學，各方麵都學。見多識廣，知識豐富，寫起來就從容。學習不是生搬硬套，生活中的語言也不能原封不動地運用，需要提煉。如今天寫劉胡蘭、黃繼光這些英雄人物，他們生活中說了些什麼，我們知道的不太多，這需要作家創造性地去想象，寫出符合英雄性格的語言。
語言要準確、生動、鮮明，即使像“的、了、嗎、呢……”這些詞的運用也不能忽視。日本朋友已擬用我的《寶船》作為漢語課本，要求我在語法上作一些注解。其中摘出“開船嘍！”這句話，問我為什麼不用“啦”，而用“嘍”。我寫的時候隻是覺得要用“嘍”，道理卻說不清，這就整得我夠受。我朗讀的時候，發現大概“嘍”字是對大夥說的，如一個人喊“開船嘍！”是表示招呼大家。如果說“開船啦”便隻是對一個人說的，沒有許多人在場。區別也許就在這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