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無產階級，毛澤東指出，它包括工業無產階級，都市苦力和農村無產階級三種。“中國因經濟落後，故產業工人不多，”但“卻做了民族革命運動的主力。”“主力”說，實際上表明毛澤東是把產業無產階級看成革命的領導力量的。因為當時黨處於幼年時期，對一些問題的提法尚不統一。在許多共產黨人的文章中“主力”、“領袖”、“領導力量”都是同一個含義。從毛澤東對產業工人“主力”地位的論述，也可看出這個思想。毛澤東論證說：我們看四年以來的罷工運動，及五卅後上海、香港兩處之大罷工所表現的力量，就可知工業無產階級在民族革命中所處地位的重要。他們所以能如此，第一個原因是集中，無論那種人都不如他們“有組織的集中。”第二個原因，是經濟地位低下，他們失了工具，剩了兩隻手，絕了發財的望，又受著帝國主義、軍閥、買辦階級極殘酷的待遇，所以他們“特別能奮鬥。”這些論述都說明產業工人的革命性最強。因此就階級關係而言，仍然是領導階級。對於都市的苦力，如碼頭搬運夫、人力車夫、糞夫、清道夫，農村無產階級如長工、月工、零工等雇農，毛澤東都是從他們在社會中最低下的經濟地位來肯定他們的革命性的。
值得注意的是，毛澤東還提出了遊民無產階級的問題。他指出，遊民無產階級為失了土地的農民與失了工作機會的手工業工人，其人數在2000萬以上。他們是人類生活中最不安定者，在各地都有秘密組織，如“三合會”、“哥老會”、“大刀會”等。這些人“乃國內兵爭匪禍的根源”，“處置這一批人乃中國最大最難的問題”，“這一批人很能勇敢戰鬥，引導得法可以變成一種革命力量。”毛澤東提出這一問題，可謂慧眼獨具。由於中國的極端貧困，由於中國明清以來民間結社之風的盛行，遊民問題成為中國社會的突出問題。他們既有破壞性，又很有戰鬥力。正確地對待這些，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處理階級關係時不可忽視的一個重要問題。對這個問題的重視，是毛澤東後來在井岡山成功地開辟新的革命道路的一個重要因素。
在作了這樣一係列的階級分析之後，毛澤東對“誰是我們的敵人和朋友”的答複是：一切勾結帝國主義的軍閥、官僚、買辦階級、反動的知識階級，乃是我們的敵人——真正的敵人；一切小資產階級、半無產階級、無產階級乃是我們的朋友——真正的朋友。那動搖不定的中產階級，其右翼是我們的敵人——即現時非敵人也去敵人不遠，其左翼是我們的朋友——但要時常提防他們，不要讓他們亂了我們的陣線。
中國革命因為自己特殊的國情，無產階級必須要建立最廣泛的統一戰線，才能取得革命的成功。這是共產黨人從實踐中得到的正確認識。第一次國共合作，正是這一認識的結果。然而國共合作以後，麵對著錯綜複雜的階級關係，許多共產黨人又感到迷惘。曾經是五四運動的“總司令”、中國共產黨的發起人的陳獨秀，恰恰在這個問題上走上迷途。毛澤東以他對馬克思主義精神的深刻把握和對中國國情的深刻認識，作了自己的探索。無疑，這一探索包含了其他共產黨人的智慧，但卻更多地閃現出毛澤東的思想光芒。《中國社會各階級的分析》和同一時期的《國民黨右派分離的原因及其對於革命前途的影響》等文章，代表了大革命時期共產黨對於中國革命基本問題認識的最重要成果。它不僅對指導當時的鬥爭具有直接的現實意義，而且在馬克思主義發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理論意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