雖然我們的國家現在是在風雨飄搖中，雖然我們中國的人民大眾，目前都生活在饑餓線上，但假如你是一個愛中國的中國人，你決不會相信中國沒有廣大的前途。獨立自由繁榮的新中國，必然有一天出現，這不僅是我們的希望，而且也是我們的信念。
新中國既然會有出現的可能，那麼理想的《生活日報》必然有一天產生，自然更沒有疑問了。但是新中國並不是等著就會到來的。這要倚靠我們全國大眾共同努力創造。而在這創造工作中，《生活日報》更有它自身的重要任務。所以《生活日報》斷不能等待著，到了新中國建立以後才出版。隻有在目前創辦了《生活日報》，和大家共同努力創造新中國，等到新中國建立以後，才會有理想的《生活日報》的出現。
何況目前我們還談不到創造新中國。我們要先救亡。救亡是火燒眉頭的急事，自然更不能等待，因此在國難嚴重中，我們趕忙創辦了《生活日報》，想要盡我們的一點力量，推動民族解放運動的迅速發展，喚起民眾來共同奮鬥，把危殆萬分的國家搶救過來。因為在這樣危迫的時候，急急忙忙地把《生活日報》辦起來，我們在事實上來不及有什麼充分的準備，所以在種種方麵都有著很多的缺憾。第一件是印刷的困難。排的格式往往不能照我們的意思做。錯字改了，第二天翻開報紙一看，它仍然站在那裏不動！有一次發現“社論”在報上翻了一個大筋鬥，在看大樣的時候明明看見它規規矩矩的，不知它究在什麼時候發了昏！這都是我們在印刷方麵沒有充分準備的毛病，對讀者隻有表示深深的歉意。此外在內容方麵還有許多不滿意的地方，離開我們所注重的係統化研究化的理想很遠很遠。我們已經說過，理想的《生活日報》隻有在理想的環境中才辦得到，現在隻是救急的時候，能早一日出版，便得早一日對於救亡的運動多盡一些推動的力量，所以我們也就顧不得許多，把這個報辦起來再說，雖則開始就知道有不少客觀的困難。
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
但是無論如何，這艱苦中產生的孩子已在繈褓中了。我們怎樣培養衛護這艱苦的孩子呢？這孩子不是什麼軍閥官僚豪紳的後嗣，他的爸爸媽媽是中國的大眾，所以他的長大健全，全靠大眾的讚助指導。同時我們做保姆的人要不負這孩子的爸爸媽媽的委托，想法克服種種的困難，使他能得到好好的滋養，好好地長成起來。他有什麼缺點，我們要盡可能的範圍去改善他。
當然，這個孩子能長成什麼樣的人，不能超越他所處的現實的環境。所以他的生命的欣欣向榮，是要隨著新中國生命逐漸實現而俱來的。這裏麵誠然有著互相影響的關係。這孩子的努力可在創造新中國的曆史過程中盡他所應盡的任務，同時曆史巨輪的前進也影響到他的生長欣榮。
新中國的創造過程，必然地要經過很艱苦的努力奮鬥，不僅是少數人所參加的努力奮鬥，需要大多數的民眾共同團結起來的努力奮鬥。《生活日報》既是大眾的孩子，他的生命前途又是和新中國的創造相依為命的，他所要經過的艱苦奮鬥的過程是在我們意料之中的。我們準備著與困難相見，我們當排除困難向前邁進，同時希望讀者諸君多多給我們以改善的南針，我們當以極誠懇的態度考慮諸君的賜教。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新中國早日實現！
我們希望理想中的《生活日報》早日實現！ 《生活日報》的創辦經過和發展計劃
我和許多新聞界的朋友們所久經夢想的《生活日報》，居然於本年六月七日在香港呱呱墮地了。本報出世到今天，還不滿兩個月。現在我們因為要把日報遷移上海，擴大範圍，增加股額，登記出版，所以不得不暫時和讀者小別。本報發起創辦，已有四五年的曆史，雖然一切計劃，都完全公開，但是還有許多讀者和各界人士，不明瞭本報創辦的動機，發行的經過，資金的來源，經營的現況。因此趁著在香港發行本報的最後一天，特地把我和朋友們辦報的經過和曆年所經過的困難波折，今後發展的計劃，從頭敘述一番。此外並把《生活日報》社股份兩合公司章程，附載於後，以供一切愛護本報的朋友們的閱覽。
我是《生活日報》的最初發起人。我的職業是一個新聞記者。我在民國十五年至二十二年間，在上海編輯《生活》周刊，頗得國內外讀者的嘉許，在七年中間，銷數從二三千份增加到十五萬份。我生平並無任何野心，我不想做資本家，不想做大官，更不想做報界大王。我隻有一個理想，就是要創辦一種為大眾所愛讀，為大眾作喉舌的刊物。單是辦好一種周刊是不夠的，我們一定要創辦一種真正代表大眾利益的日報。到了九一八以後，國難日益深重，我們做新聞記者的，不在這時候，發表正確言論和新聞以喚醒國人，共起救亡禦侮，還更待何時？因此我在那時對於創辦日報的期望，非常迫切。當時有幾位新聞界的朋友，也都讚成我的提議，而且都表示願意拋棄一切，用全力共同創辦日報。於是經詳細討論後，於民國二十一年春間，正在一二八戰爭的炮火中，我們就在上海發表了創辦《生活日報》的計劃，登報公開招募股款。我是一個窮小子，當時由生活周刊社出資三千元，擔任無限責任股東，而以我為無限責任股東的代表。招股的廣告發出以後，承全國讀者熱心讚助，踴躍投資。不到半年工夫，居然收足十五萬元的股款。依照當時招股章程，本來可以立即開辦。但是不幸得很，我們一方麵正在定購機器，計劃辦報，另一方麵，《生活》周刊卻因文字不妥，經政府命令禁止郵遞，雖經再三向當局解釋，仍不能達到解禁的目的。生活周刊社是生活日報社的無限責任股東，對於日報一切事務，負完全責任。周刊既遭郵禁，日報呈請登記，自然更不易得到當局的準許。因此《生活日報》雖然已經收足股款，定就機器，卻不得不宣布停止創辦，已收的股款一概照數發還，並附加應得的利息。已定的印刷機器，也隻好退貨，一切損失，都由無限責任股東擔任。這是我和朋友們創辦《生活日報》所經過的第一個階段。
第一次創辦《生活日報》失敗以後，不久，我就向友人借款出洋求學。在歐美各國，考察政治經濟及新聞事業，曆時兩年。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二十七日，回國到了上海，登岸後立即到漕河涇江蘇第二監獄，去探望好友杜重遠先生，杜先生是因為發行《新生》周刊，經上海日本總領事要求懲辦，被法庭判決監禁的。我因為杜先生入獄，《新生》周刊停刊，國內卻不能不有替大眾說話的刊物，因此又在上海創辦《大眾生活》周刊，企圖對於促進民族解放，提高大眾文化，盡一臂之力。誰知這《大眾生活》又是一個短命的刊物。於出滿第十六期後，就遇到和《生活》周刊、《新生》周刊一樣的結局。當時我在《大眾生活》最後一期登載啟事，中間曾說；“我個人既是中華民族的一分子，共同努力救此垂危的民族，是每個分子所應負起的責任。我決不消極，決不拋棄責任，雖千磨萬折，曆盡艱辛，還是要盡我的心力，和全國大眾，向著抗敵救亡的大目標，繼續邁進。”
因此《大眾生活》雖然停刊了，我和朋友們仍舊想從新聞事業上麵，努力奮鬥，以期貫徹抗敵救亡的大目標。又經友人相告，在香港創辦日報，可以得到香港政府的準許，此外又有其他種種便利。於是我的數年前的希望複活，想在華南試辦《生活日報》。我於本年四月間一麵登報招股，一麵親自跑到香港籌備一切。承蒙華南許多朋友們的幫忙，國內外同情本報人士的愛護，到了六月七日，《生活日報》居然在南國的一個海島上出世了。本報出版以後，各方麵紛紛來函加以指導和讚助，銷數雖然不算十分多，但創辦不到兩個月，也已經可以和華南第一流的大報比擬。尤其是本報站在救亡陣線的立場，鼓吹抗敵救國，為全國人民大眾所一致嘉許。這證明我們幾月來的埋頭苦幹，並不算是白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