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的民族國家未來的光明的地位，是要我們用熱血作代價去換來的，是要我們肩膀緊接著肩膀，對準著我們民族的最大敵人作殊死戰去獲得的。
讓找們拋開各個人的地位，共同起來爭取中華民國的自由平等的地位吧！ 苦悶與認識
在現在的中國裏，除漢奸賣國賊外，大概都不免在苦悶的氣氛中。尤其是熱情橫溢的青年，他們特富於敏銳的感覺，純潔的心情，每日展開報紙所看到的記載，盡是民族的敵人橫行無忌，激進侵略的事實，悲憤的情緒，實有難於抑製之苦。想不幹吧，做了中國人，逃不出中國的現實；你有眼睛，所看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你有耳朵，所聽見的無法逃避中國的實況。要幹吧，又苦於滿地荊棘，不知道從何著手。這樣處於不幹不是幹又不得的苦境，當然要感到難於擺脫的苦悶。這種苦悶已普遍於一般人，尤以青年們為尤甚。
極端苦悶的結果，大概不外兩途：一是由苦悶而更努力於尋覓出路，終於得到了出路；一是索性頹廢，自暴自棄。當然，這裏所謂尋覓出路，指的不是個人的出路，一則在現狀下，整個民族沒有出路，個人實在無法覓得出路，二則看到整個民族到了這樣慘痛的境地，個人的出路也不是值得十分注意的問題。所以大家所注意的，都集中於怎樣使整個民族可以得到出路。
談到這裏，便要牽連到認識的問題。認識不正確，不清楚，還是要鑽到苦悶的牛角尖裏去。為什麼？因為一個民族的出路，在時間上決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全達到的；在人力上也不是由一二人或少數人所能單獨完成的。所以就是你看清了整個民族的出路，在目前，至多是你在工作上有了一個燈塔，知道向什麼方向幹去。在你幹的曆程中，還不知要經過多少的艱苦困難，要受到多少的磨折麻煩！你倘若經不起這樣的艱苦困難，經不起這樣的磨折麻煩，你根本就未曾認識這是在幹的曆程中必有的階段，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先要弄清楚的第一點，其次，民族解放的工作是要靠大眾來參加共同奮鬥，不是可以像“英雄主義”的幻想，可以由一二人或少數人一舉手一投足之勞就可以成功的。所以我們的工作要注意於說服多數人，推動多數人來參加我們的陣線；這是需要很忍耐的，很堅毅的，很不怕煩的實際工作。倘若你未認識這是在幹的曆程中必有的階段，也就要因此仍然感到苦悶。這是要弄清楚的第二點。最後，有些人希望在一種現成的理想的環境中幹自己所要做的救國工作，以為非舍去原有的職業是無可為的；倘得不到，又在苦悶上加上苦悶！其實這也是由於認識的錯誤。救國的工作是由各種各樣工作配合而成的，各人應就各人的力量和境地，從現實做出發點去幹的。倘若希望有個現成的理想的環境，那是隻有到烏托邦去，那隻有始終在苦悶的氣氛中翻筋鬥，交臂失去了許多可以幹的機會，這是多麼可惜的啊。 工作的意義
個個人有工作的義務，也有工作的權利。我們不應在社會裏做寄生蟲，而且一方麵有自維生計的必要，一方麵對於社會有各盡所能以作相當貢獻的必要，所以我們無論為己為社會都有工作的義務。但是這種義務，同時也是我們應有的權利，所以有些國家的憲法就把人民應得工作列入國家應為人民保障的權利。尤其是在不合理的社會裏麵，因生產關係的內在矛盾，往往一個人的失業，並非因為他的懶惰，或是不負責，或是能力不夠，卻是為著社會的經濟恐慌，使他不得不失業。在這樣的情形之下，他就可以對國家或社會提出工作的要求，因為這是他所應有的權利。我們常常看到或聽到各國失業工人的遊行示威，或失業者舉行的什麼“饑餓隊”，弄得當局手忙腳亂，想出種種方法來抵塞，也就是失業者群的要求恢複工作的權利。
工作的效用，一方麵靠著維持自己的生計，一方麵藉著對社會有多少貢獻，就一般說來，這可以說是工作的意義。中國的傳統學說，向來很不喜歡言利，所以常把維持生計的一點擱開不提，隻提起認為冠冕堂皇的“社會服務”。其實做工要吃飯，原是當然的事情，用不著表示羞愧。不過“社會服務”，也占著很重要的位置，那是無疑的。固然，“社會服務”，這個名詞，已被濫用得厲害，在許多地方已失卻了它的原義。剝削壓迫者也往往利用這個冠冕堂皇的名詞來欺騙被剝削被壓迫者，所以在今日所謂“社會服務”的價值，有許多地方是需要重估的。
以上還是就一般的尋常的情形說。現在是中國的一個特殊時代，是中國民族生死存亡最迫切的一個時代。工作在這樣的時代裏自然也增加著特殊的意義。這意義便是：我們必須盡量使我們的工作對於民族的解放運動有著多少的貢獻。對於這方麵的貢獻越大，越有意義。
但是這裏卻很容易引起一種誤會，以為救國既是大事，好像人人都應該拋棄他的原有的事業去幹“大事”，換句話說，他便把原有的事看作小事，原來肯負責任的，現在不肯負責了；原來感到興味的，現在不感到有興味了。當然，我們如能在一個整個救國計劃下做一部分所能勝任的工作，這是最有意義的。不過在這樣的整個局麵未到以前，我們卻也不是無事可做，而且在許多場合也可以利用自己的職務，直接或間接對救國運動有所貢獻。事無論大小，隻有能盡著自己所有的力量，使自己的工作在這方麵有著多少的幫助，在這個人便是有了最大的貢獻，他的工作，便是有著深切的意義了。
以上僅就個人方麵說，倘能有機會參加集團的工作，那工作當然更可以有較重要的意義。可是這種機會卻也不是可以坐待的，也還是要靠你自己先有努力的表現，然後聲應氣求，不怕沒有集團的工作可以參加。 工作的大小
工作有沒有大小的分別？就一般的觀念說，工作似乎是有大小的分別。我們很容易想到大人物做大事，尋常人做小事。這種觀念裏麵，也許含有個人的虛榮心的成分，雖則沒有人肯這樣坦白地承認。但是有的人要想做大事，不滿意於做小事，不一定出於個人的虛榮心，也許是出於很好的動機，希望由此對於社會有較大的貢獻；依他看起來，大事的貢獻較大，小事的貢獻較小，因為要對社會有較大的貢獻，所以不願做小事，隻想做大事。這個動機當然是很可嘉的。我們當然希望社會上人人都有較大的貢獻，於是對於能夠有較大貢獻於社會的人們，特別歡迎。
不過什麼樣的事可算做大？什麼樣的事隻能算小？什麼樣的貢獻可算做大？什麼樣的貢獻隻能算小？這卻是所謂仁者見仁，智者見智，不易有一致的見解。
我們如在軍界做事，就一般人看來，也許要覺得做大將是比做小卒的事大。但是我覺得做丟盡了臉的不抵抗的大將，眼巴巴地望著民族敵人今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割一刀，明天把我們的民族生命刺一槍，而不能盡一點軍人衛國的天職，做這樣的不要臉的大將，實在遠不如做十九路軍淞滬抗戰時的一個小卒。在這樣的場合，一個小卒的工作對於國家民族的貢獻反而大，一個大將的貢獻不但是小，而且等於零！
也許你要駁我，說對民族敵人不抵抗的不要臉的大將，當然是太不要臉，對國家民族不能有什麼的貢獻，這誠然是不錯，但是如做了真能抗敵衛國的大將，那便有了較大的貢獻了。這樣看來，大將的工作仍然是比小卒的工作大，大將的貢獻仍然是比小卒的貢獻大。
我承認這話確有一部分的理由，不過我們要知道一個軍隊要能作戰，倘若全軍隊都是大將，人人都做指揮官，這戰事是無法進行的；反過來說，倘若全軍隊都是小卒，如同一盤散沙，沒有人指揮或領導，那末這戰事也是無法進行的。所以在抗敵衛國的大目標下，大將和小卒在與敵作戰的軍隊裏雖各有其機能，但是同有貢獻於國家民族是一樣的，在本質上，工作的大與小，貢獻的大與小，原來就沒有什麼分別的。硬看作工作有大小，貢獻有大小，這隻是流俗的看法罷了。
宜於做大將的材料，我們讚成他做大將；宜於做小卒的材料，我們也讚成他做小卒：從本質上看來都沒有什麼大小高低之分，我們所要問的隻是他們為著什麼做。 寫幾百個有意義的信封
前幾天我和諸位談過工作的意義。我以為工作的有無意義和工作的大小沒有什麼關係。有意義的小事比無意義的大事實在有價值得多，我們做起來也感覺到特別有趣味得多。
關於這一點，我想起在美國遊曆時候的一件有趣的事情。我和一位美國朋友一同遊曆到了美國中西部的密尼愛普利斯，我們因為要觀察並調查美國的農民對於生活改善的奮鬥情形，有人介紹到一個農民的集團組織去。這集團組織是美國全國農民最前進的一個機關。我們兩個人到了那個地方之後，很欣幸地遇到另外兩個相識的美國青年朋友。他們也是來遊曆的，也是要到該處調查農民鬥爭的情形。我們相見之後，當然握手言歡，很暢快地痛談了一番。他們是比我們兩位前三四天到的，原來是打算早一日動身到別處去，但是因為這個農民組織的機關正在籌備召集農民大會，需要寫幾千個信封，備作發通告之用。這種前進的機關往往因經費有限，事多人少，這幾千個信封是需要托許多人來盡義務幫寫的。他們兩個人已幫忙了兩天。寫信封是一件很尋常而機械的工作，但是我看他們的樣子，簡直對於這種毫無酬報的工作感到很深切的興味。理由很簡單，因為這前進組織裏的人都是披肝瀝膽替美國的革新運動努力的，幫助他們多做一分工作，就是替美國的革新運動多盡了一些力。這很小的事情裏麵實在含有很大的意義。不但這兩個美國青年朋友給我以很深的“因士披裏純”（Inspiration），我在美國遊曆各地就遇見不少這樣熱誠於革新運動工作的青年朋友。我陶醉於他們的令人永不能忘的真誠友誼之外，還敬佩他們對於工作——無論怎樣微細的工作——隻要對於革新運動有意義的，都興會淋漓地幹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