開始有風了，白虎巷攤上的人都走了，艾國柱也想走，卻還是縮著身子坐住了。對麵的何水清在向公安局司機小劉隆重介紹手中的白煙，後者接過兩根走掉後，何水清轉過身來說：“我就是你的果啊。”
以前，何水清是眼睛長在顱頂的人，每周一戴著墨鏡，開著吉普，塵煙滾滾地去鄉下上班，在那裏泡熱水腳，一心等周末開車回紅烏鎮。如此幾年，忽然在去年留下五四槍及存折，和當地一位女老師失蹤了。人們以為世間最慘莫過於何妻，她在意識到這罕見的背叛後帶領牌友殺到女老師家中，將後者父母雙雙罵哭，人們又說這造下了孽。
三個月後，蓬頭垢麵的何水清和女老師回到紅烏鎮，人們看見他們在汽車站外分手，何水清還擦拭了她的淚痕，卻不知她去哪裏了。數日後，釣魚人在護城河綠堤發現一具女屍，氣體將紫黑色的腹部撐得像隻地球儀，上衣的幾隻扣子都撐飛了，蒼蠅正嗡嗡地來回飛舞。
死者家屬撿走農藥瓶，抬屍到公檢法三家示威，要求驗屍為他殺，這件事到紀委那裏被斷為“民憤極大”，何水清因此被罷免派出所長、副科級。死者家屬不服，扯橫幅繼續上訪，終是將何水清的編製也拿下了。這樣的罷免也許算不得什麼，要命的是熟人們的眼神，明麵看來是關切的，裏頭卻深藏著恥笑，因此當李局長問他要不要到治安大隊幫忙時，他拒絕了，改去門戶緊閉的檔案室。
何水清說：“我是帶著奔赴聖地的熱情上路的，一直坐到火車能開到的地方才下車。在那裏，城樓像想象的那樣，放射著金光，而車輛接連奔行，發出嘩嘩的聲音，我擁抱著沫沫，慶幸我們渡盡劫難，苦盡甘來。可是接下來的每件事都在告訴我：紅烏容不下我們，這座城市也不會。
“一般的電影到最後才會釋放出光明，而電影也就此戛然而止。它不往下講，是因為它覺得幸福是顯而易見的，不用贅述，可是我現在卻知道這其中的緣由，當我們翻過苦難的大山，看到的山的另一麵其實還是苦難——它們是在逃避。我現在明白為什麼那麼多出去的紅烏人最後都灰溜溜地回來了，因為上帝從未許諾，隻要你離開了，就可以得到。相反，他一早就將我們圈限在紅烏，讓我們翻身不得。你看看守所的老犯人，放出去了還是想辦法鬧點事，好再抓回來，為的就是要在臭烘烘的地方活下去。
“我回來了。火車開過紅烏時[注6]，我已經預知將要受到的嘲笑，就像振翅的雞飛上天，落地後難免要為別的雞啄傷，而且我也看到沫沫臉上的死氣，就像我來這裏前在求知巷看到的於老師，臉麵煞白，眼神直勾，沒有光，可這些都不能超越我在城市地下通道所感受的絕望。我跪伏在那裏，看一雙雙鞋經過，他們無論怎麼餓怎麼冷，都會安然走回家，而我卻連一床溫暖的被褥都沒有。因為饑餓，我和沫沫的關係變得異常冰冷。
“在沒乞討前，我曾經在馬路邊等一個下午，為的是把路人等光，好到垃圾桶取半塊麵包。終於吃到時，我熱淚盈眶，有一片屑兒掉下去，我快捷地蹲下去拈起它，塞到嘴裏，然後就在這一瞬間，我看見麵前站著一個中年人，他給了我六塊五毛錢。我幹別的什麼都賺不來六塊五毛錢，但當我將手伸進垃圾桶時，它來了。因此我一下清楚了自己在城市裏的命運。我在紅烏時懷才不遇，總想出走，就像你這樣，但我現在知道，隻有這個地方適合我。”
何水清這個曾在《人民文學》發表過詩歌的城鎮作家現身說法，讓艾國柱頗難對付，而他絕不會是最後一個說客。自打幾年前流露出走的意思來，艾國柱就意識到紅烏鎮布下了一張嚴密的網。姐姐總是像打貨一樣，打回來一批又一批姑娘的信息，不是說長的好就是說工資高，為的是趕緊找一個溫柔的籠子，將野獸困住。而那些熟人則毫不客氣地說，你放著這麼好的工作不要，不是輕視人嗎？
外邊的城市則像何水清說的那樣，曾兩次拒絕他。城市總是一個樣子，長著青硬的樓宇，行走著戴眼鏡的知識分子，像一個傲慢的姑娘，將來者審判為一個明顯的鄉下佬。在第一個城市，他因不會使用電梯而羞慚，而第二個城市的麵試間則端坐著十幾個嚴肅的人，將他像一隻小老鼠篩來篩去，以致讓他的身體產生觸電般的震顫。當他铩羽而歸時，父親控製不住笑起來，那既是恥笑，也是慶幸。這笑容很快傳染給所有家人，他們將被窩掖得深深的，厚厚的，像掖一個深淵。
現在，他還是要出去。
他本來並不這樣。在他還小時，父親用起名的方式規劃了他的一生[注7]。他也一直努力走在這條從政的路上：師專畢業後考公務員，到司法局混跡，因為材料寫得好被借調至縣委辦，並正式調入縣委辦。人們看著他時就像看著一個王儲，眼神裏帶有親密，他也習慣在這樣的注視下春風得意地走。可是啟示還是在一個夏夜出現了，那夜之後，所有粘在他身上的榮耀都碎成粉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