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說：“你再說一遍。”
“誰來找你？你有什麼可找的？”冬霞惱恨地說。
我嘿嘿笑著爬上床，古裏古怪地打起呼嚕來。
這件事別想了，就這麼過去了。
可我終於還是被一陣悉索聲驚醒過來。我總覺得屋後站著一個人，汗毛倒豎走到窗邊瞅，卻是什麼也瞅不出來。又走到屋前窗戶瞅，也瞅不出什麼。可是我巴不得站著個什麼人呢。回到床邊後，我坐下，沒有任何睡意。
孩子醒了，冬霞呃呃呃地哄起來，小聲說：“你今天是犯了病。”
我說：“喝多了，頭疼著。”
冬霞慢慢睡去，我把衣櫃裏兩件衣服塞進尼龍袋，掏出床邊中山裝的二十塊錢，又去櫥櫃挖了半個飯團。冬霞迷迷糊糊說：“幹什麼去？”
“下餌子去。”
我坐了一會兒，看了一眼黑漆漆的屋，聽了一遍娘兒倆的呼吸聲，站起身往外走。這時啪地一聲生出，門直通通倒在麵前。我瑟縮起來，尼龍袋掉在地上，看著一束手電光像照青蛙一般照著我。大腦一片空白。
在感覺肩膀被什麼刺中了時，我去摸了摸，我說：“幹什麼啊？”
那人旁邊走出一人，朗聲說：“我是警察。”
“鳥兒看到你什麼了？”警察坐在我麵前，身後站著四個虎視眈眈的男漢。
“我快要把火香掐死時，她手亂指，我就鬆下手，讓她咳嗽，讓她說。她說，你看，鳥兒在看著你呢，鳥兒會說出去的。我就接著把她掐死了。”
我踢了踢火香，像踢一塊豬肉。火香一動不動。這時我抬頭看，果然看到一隻眼白很大的巨鳥，斜著眼看著地上的一切。我找了塊石頭扔上去，它並不理會，我又去搖樹，它還是不走。我騎上自行車落荒而逃，它呀呀地狂叫幾聲，盤旋著從我頭頂飛過，飛到前方去了。
在我腦海數度出現的清盆鄉，理論上和附近的趙城鎮平級。但是這裏的鄉長升遷，也就是到趙城鎮做鎮長，不像趙城鎮的鎮長可以直接到縣城做個什麼。在這裏，郵政事業由一個穿郵政製服的農業戶口承擔，他一個人就是郵政代辦所，每天點著口水分發報紙。而加油站由一家小賣部承擔，小賣部在門口擺個汽油桶。這裏沒有派出所，也沒有柏油路，一個工作關係在趙城派出所的民警，騎著尾氣巨大的摩托車，行使著國家專政機關的職能。
很多人從村裏慢慢混，混了一輩子，總算混到清盆街。很多本地人在這裏安之若素地生活著，少數縣城青年則在這裏感覺到被流放。也有遙遠的六百裏外的逃犯逃到此處，隱姓埋名，在被抓住後，要求司機播放童安格的一首歌，《讓生命去等候》。然後他開始安穩地睡覺，就在吉普車後座裏蹲著安安穩穩地睡著了，從此睡著了。
隱士
返鄉途中，我坐在一輛破舊的中巴車裏，被迫側身看著一個臉色蠟黃的農民，他的目光則落在車廂的癲癇廣告上。我們都很無聊，都把這當成必須忍受的生活的一部分，隻有售票員眼裏不時露出老鼠那樣的驚喜來。她又一次將頭伸出窗外喊“快點快點別讓交警看到”時，群情激憤，可是車門一拉開，大家又住了嘴，因為緩緩上來的是個難得的美人。
美人看了眼便退下去，售票員忙捉住說：“有啊，有座位。”
“哪兒呢？”美人用著普通話說，售票員便把臉色蠟黃的農民撣到一邊。美人拿餐巾紙擦擦坐了上去，這使我愉悅不少，因為我雖還是側著身子，卻能獨享她長長的睫毛、高挺的鼻子、清亮的眼波以及埋藏在頸脖之下的綠色靜脈。她坐在那裏，有有無無地看著前方，似乎有些憂傷，後來當我看見一個袋子，我也憂傷起來，袋子上寫著meters/bonwe，袋口伸出一棵粗長的蔥，正是這棵家居的蔥出賣了她，使她與《孔雀》裏委屈的姐姐無異，畢竟是在這小地方啊。
這時她要是哀望我一眼，我想必要被那叫“美與憐憫”的東西擊中了，可是這時售票員過來收錢。售票員是作為陪襯人出現的，有著飛揚的眉毛、扁塌的鼻子、可怖的皺紋以及男人一樣的一層淺胡須。她看著美人拿出20元，舔著舌尖點出13元零錢欲找給對方，又出於職業上的穩妥，她先將20元舉起來看，然後她說：“換一張吧。”
“這是你們賣票的找給我的。”美人大聲說。一車人忙看過來，先看美人，又看售票員，售票員親熱地說：“妹啊，我告訴你，碰到這種情況你當時就應該找她們，她們這種人我還不知道？”接著她將頭偏向大家，“現在就是10元也有假的，可要當心。”
美人咕噥著翻出錢包，挑出一張5元，兩張1元，總計7元，丟給售票員，然後像此前一樣憂傷地看著前方。我愣了一會兒，想自己終於是回到縣城了。接下來，是我作為外地人的一件大衣、一條褲子、一雙皮鞋或者一隻皮包下車，火眼金睛的人們以此評斷出我的實際價值。有一年，我是作為一個外地女子臂裏挽著的男人回來，我知道自己並不愛她，但在落地的那刻，我柔情萬丈，羞澀地向別人出賣她的身份：大城市的，研究生，比我小六七歲。
但這樣的好事今年沒攤上，今年是個讓人拿不出手的年份，因此我得一下車就鑽進家裏，閉門不出，否則人們就要盤問我買房了沒有，買車了沒有，發財了沒有，就要扶著我的肩膀教育，老弟啊，三十好幾了。
我就這麼閉門不出，倒是父母覺得少了人情，要我出門，我便潦草地到街上走走，好似是為了完成一項任務。好似春節回家也是為了完成一項任務，一回來，任務就完成了，因此我早早買好返程票，坐等離別。這樣熬到正月初三，我做了白日夢，夢裏有個麵目不清的同學使勁打電話，說，你要得啊！回來都不見我們，你真不見也可以，我拿刀殺了你。我窩囊地去見，卻發現路越走越荒，天越走越黑，我給走沒了。醒來後沒幾分鍾，家裏電話真響了，我走過去，想我得告訴對方我父親不在，我母親不在，或者我弟弟不在，因此我問，“你找誰啊？”
“我找你。”來者的聲音清晰而堅決。
“你是？”
話筒裏傳來遺憾的歎息，接著他天真地說：“你猜。”我說不知道，那頭便傳來全然的失望，像是挨了一鞭子，他哀喪地說：“我啊，吉祥。”
“哪個吉祥？”
“範吉祥。”
這樣我就想起他應該是高中隔壁班再過去一個隔壁班，是一屆的，能想起還是因他有樁考上本科卻不讀的事。我想縱使是路遇也頂多點個頭，如今怎這般尋來？“我有好多心事等著要和你說，我從夏天開始就打聽你什麼時候回來了。”他說。
“非得和我說嗎？”
“非得和你說。”
“可我明晚就得走啊。”
“你今天總不走，你今天來。”
我把電話掛掉時，就怪自己軟弱，怎麼就不能違逆人家呢？從樓上下來，走在街上，進了三輪車，我還在想自己冤枉，我連範吉祥長什麼樣都不記得了，憑什麼跟著三輪車走完水泥路走柏油路，走完柏油路又走黃土路？可我就是這麼走去了。三輪車開到黃土路終點時，師傅輕描淡寫地說：“你沿田埂一直往前走，穿過河流，上到山頂，就能看見了。”我卻是把天色走得黑了，才走到山頂，那裏果然有一間青磚小屋，屋東坡上種了紅薯，紮著密密的竹籬笆（大概是用來防野豬吧）。
我走近屋，發現屋門半掩，屋內陰黑，沒有人氣，我想這樣好，我來到，我看見，可以問心無愧地走了。可就在我鬼鬼祟祟地走時，門吱呀一聲打開，一個梳中分頭，穿陳舊睡衣的男人站到那裏，法眼如炬地看著我。我剛遲疑著抬起手，他已張開雙臂走來，將我抱住，拍打我的背部，就像溺水人密集而有力地拍擊水麵。接著他拿臉蹭了我左臉一下，又蹭了我右臉一下，濃情地說：“兄弟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