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就是說，一個可信賴的或者健康的人，可以拋開他自己的實際情況，忽略他的自主性，不靠他自己內部精神的和非環境的法則，不是把他作為超越環境、獨立於它或與它鬥爭的方式下定義，而是以環境為中心的思想來給健康人下定義。
例如，控製環境的能力，在同環境的聯係中是有能力的，適當的、有效的和遊刃有餘的，工作出色，很好地認識環境，與環境相處融合，在環境條件下是成功的等等。從另一方麵說，環境、工作的分析和任務的要求，不應當作為個體價值或健康的主要依據。人不僅有對外的定向，而且也有對內的定向。一種超出精神中心的觀點，不會適用於給健康心靈下定義的理論任務。
我們一定不要陷入以“對什麼有用”的思想方法來給優秀有機體下定義的陷阱，仿佛他是一個機械裝置而不是他自身，仿佛他僅僅是達到某種外部目的的工具。正如我理解的馬克思主義者的心理學，它也很直率而清楚明白地表達這種觀點：心理是對現實的反映。
我重點討論懷特在《心理學評論》上發表的論文《重新考慮動機》，以及伍德沃斯的書《行為的動力》。我之所以選擇這些文章，是因為它們是極好的高度精致的成果，是因為它們促進了動機理論巨大的飛躍發展。我完全讚同他們所論述的一切。但是，我覺得他們走得還不夠遠。他們以隱蔽的形式包含著我提到的那種危險，即，雖然熟練、效力、勝任可以是積極的而不是消極的順應現實，但是，它們依然是順應論的演繹。
我認為，我必須超過這些論述（盡管它們足以讓人信服），才能清晰地認識要超越環境，不依賴環境，堅定地反抗它，同它鬥爭，小看它，或者違背它、拒絕適應它。因為，對於心理健康的理論來說，隻有心靈外部的成功是不夠的，我們必須把心靈之內的健康包括在內。
我也不會像大多數人那樣去認真對待沙利文式的嚐試，因為他給自我下定義時隻是簡單地根據他人對一個人的評價，這是一種極端的文化相對論的做法。在這裏，健康的個體性被完全拋棄了，並非說不成熟的人格就不是這樣，它也是這樣的。但是，我們正在談論的是健康的、充分成長起來的人，而他肯定是以超越其他人的看法為特征的。
為了給我的確信找到依據，即為了理解完全成熟的（真正的、自我實現的、個性化的、創造性的、健康的）人，我們必須保留自我和非我之間的區別，請注意下述提出的簡單考慮。
首先一些資料來自我1951年發表的論文《抗拒文化適應》。我報告說，我的健康研究對象表麵上是承認習俗的，但私下裏對這些習俗則是隨心所欲的、馬馬虎虎的和超然的。也就是說，他們能夠接受這些習俗，又能脫離它們。我發現，實際上他們全都平靜地、幽默地抵製文化的愚蠢和缺陷，用或大或小的努力來改進它們。如果他們認為鬥爭是必要的話，他們明顯地表現出與這些缺陷進行堅決鬥爭的能力。
現在援引這篇論文中的一段話如下：“愛慕和讚同與敵視和批判各種比例的混合狀態，表明他們從美國文化中選擇那些他們認為是好的東西，而抵製他們認為是壞的東西。一句話，他們權衡和鑒別它們（根據他自己的內部標準），然後他們自主采取決定。他們也表現出對一般人的非同尋常的排斥性，以及對獨處的令人驚訝的喜好和需求。”
“由於這些原因以及其他原因，可以稱他們是自主的，也就是說，他們是被他們自己的性格法則統治的，而不是被社會的法則統治的（隻要這些法則彼此不同）。正是在這個意義上，他們不僅僅是美國人，而且在更大的程度上是人類的成員。”
接著，我假設：“這些人可能具有較少的‘國家的性格’，同喜歡他們自己文化的那些不太發展的成員相比，他們可能更喜歡彼此跨越了文化界線的人。”
這種超越文化的典型，有懷特曼和詹姆斯，他們是純粹美國人，然而他們也是非純粹的、超文化的、整個人類的國際成員。他們是全世界的人，並非和我們是美國人有什麼矛盾，而恰恰是因為他們是這樣的美國人。同樣，馬丁·布伯這位猶太哲學家，也是超越了猶太人的。葛飾北齋（日本風景版畫家），是純粹的日本人，又是一名全世界的藝術家。很可能，任何普遍的藝術是不能沒有根基的。純粹地區性的藝術，不同於根置於地區但又已經變成廣泛一般的——人類的藝術。
在這裏，我們也可以提醒自己記起皮亞傑的兒童，直到他們成熟到能把這個包括在那個之中、並把二者同時納入層次整合之中時為止，這些兒童不可能理解既是日內瓦人又是瑞士人的原因。
在這裏，我特別指出的是這些人的超然、獨立、自我管理的特點，以及在內部尋求指導生活的價值和法則的傾向。
我們隻有很清楚地區分這些，才能為反省、沉思以及所有進入自我的形式，拋棄外部世界來尋求內部呼喚的形式，找到理論支持。這個包括了所有頓悟治療的所有過程，在這一類治療中，拋棄外部世界是絕對必要的，達到健康的途徑是經由轉入幻想、轉入初始過程的。
一般來說，這是恢複內在心靈的過程。心理分析的範疇有可能達到超越文化的程度。在任何比較充分的討論中，我肯定能論證這種意識自身的享受和體驗的價值。
其實我們關於心理學的東西都可以從對於健康、創造性、藝術、娛樂和愛的興趣中學到。從這些探索的種種結果中，我將為我們的目標選出一個結果來強調，而且，這是對人性的底蘊、無意識、原初過程，以及對古代的、神話般的和詩意的東西，在態度上的變化。
因為不健康狀況的根基首先是在無意識之中發現的，所以我們就傾向於認為無意識是醜陋的、邪惡的、瘋狂的、肮髒的和危險的，而且傾向於認為原初過程是歪曲真理的。但是，現在我們發現這些底蘊也是創造性、藝術、愛、幽默、娛樂的源泉，我們可以開始說健康的無意識、健康的倒退了。尤其我們對原初過程的認知可以開始重視，並且認為它和遠古式以及神話式的思維一樣都不是病態的。
現在我們為了獲得某種不僅有關自我而且有關世界的知識，就可以進入原初過程的認知狀態了，對於這些知識二級過程是無識別能力的。這些原初過程是正常人性或健康人性的要求，任何綜合的健康人性理論都必須把它們包括在內。
假如你認為這個觀點正確，那你必然會對這樣的事實進行深入思考：它們屬於心靈內部、有自己固有的標準和規律。它們主要不是適應外部現實，或被它塑造，或者是為對付它而裝備的。人格的某些表麵層次分化出來照管這項工作，但如果認為整個心靈等同於這些應付環境的工具，就丟掉了某些我們不應該丟失的東西。適合、順應、勝任、控製、對付等，這些全都是心靈中心主義的詞，因而是不適合描述整個心靈的，因為它有一部分與環境沒有關係。
在所有領域，我都批判了那種認為一切行為都是有動機的大眾理論，因為行為的應付方麵和表現方麵有重要的區別。在這裏，我將強調，表現行為或者是無動機的，或者是比對付行為較少動機的（依據每個人對“有動機的”含義如何理解而定）。在更純粹的表現行為形態上，它們與環境的關係很小，而且沒有改造或適應環境的目的。適應、適合、勝任或控製這些詞，不適用於表現行為，隻適用於對付行為。現實中心主義的完美人性理論不克服巨大困難就不能處理和體現“表現”。理解表現行為的自然中心點是在心靈內部。
隻要集中注意任務就不難發現兩種效能結構——有機體內部的和環境的。不相幹的東西就被推到一邊，而不予以注意。各種有關的智能和信息在占統治地位的目標、目的的指引下排列它們自己，這就意味著，重要性變成按照有助於解決問題，即根據有效性來確定了。對解決這個問題沒有幫助的東西，就變成次要的了，選擇就成為必要的。所以，抽象地說，這就意味著對某些東西是忽略不計的、不注意的、排斥的。
但就像我們知道的，根據有用性的認知，任務定向、有動機的知覺全都被卷入丟掉某種東西的效能和勝任之中了，這種勝任被懷特定義為“有機體與其環境進行有效相互作用的能力”。為了使認知變成完全的，我已證實，它必須是超然的、無興趣的、無欲求的、無動機的。隻有這樣，我們才能按照對象自己的本性，知覺到它自己客觀的、固有的特點，而不是把它抽象為“有用的東西”或“有威脅的東西”。
隻要我們努力想去控製環境或使它產生效用，就必然會對完全、客觀、超然不幹預的認知可能性造成損害，而且它們之間是相互成正比的。隻要我們任其自然，我們就能完善感知。再者，根據心理治療的經驗，我們越是渴望做出診斷和行動計劃，我們所做的事就越無益。我們越是渴望治愈疾病，它就越是長期不愈。每一個精神病研究人員，都必須學會不力求治好，不變成急燥的。在這種場合以及許多其他場合，屈服就是克服，恭順就是成功。道家和禪宗佛教徒采取的這條道路，可能是因為他們在數千年前，就看到了我們心理學家剛剛才意識到的事情。
但最關鍵的是，我們能經常在健康人身上初步發現這種關於世界的存在認知，而且它又可以相應地作為健康的一個標誌性特征。我也在高峰體驗（暫時的自我實現）中發現了存在認知，這就表明，甚至就與環境的健康關係說，控製、勝任、有效這些詞所提示的主動目的性己遠遠超過明智的健康概念或超越概念的需要。
可以預見，感受剝奪作為這種無意識過程的態度改變後果，對健康人引起的應該不僅僅是恐懼，而且還有愉快。也就是說，由於割斷了與外部世界的聯係，這就使內部世界進入了意識，以及由於內部世界是受健康人更多認可和享受的，所以他們應該更有可能享受感覺的剝奪。
為了更明確無誤地理解這一觀點，我要強調指出：為了真正的自我而傾向內部，這是一種“主體的生物學”，因為這必須包含一種努力，把自己體質的、氣質的、解剖的、生理的和生物化學的需要、智能和反應，即自己生物的個體性，變成有意識的。但另一方麵雖然聽起來可能是矛盾的，但也確實是體驗自己的種的特性，即人類共同性的途徑。也就是說，它是體驗我們與一切人的生物學上親密關係的方法，而不管他們有什麼外部環境。
這些關於健康理論的考慮使我們清楚看到：“我們一定不要忘記自主的自我和純粹的心靈。一定不要認為它隻是適應的裝置。”
“即使是在我們處理與環境的關係時，我們必須為和平環境以及惡劣環境的受納關係提供理論的位置。”
心理學在某種程度上是生物學、社會學的分支。但是，不僅僅如此，它也有它自己特定的範圍，這就是心靈的那些不是外部世界的反映或模仿的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