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經曆中，這樣的經驗遠比上課、聽講、記憶頭部十二條神經和解剖人腦、或記憶肌止端、或在醫學院上生物課或其他這一類課程中所學的同類知識更重要。
對於我來說，第一個小孩子的出生是我經曆過的最為重要的經驗。我們的第一個孩子改變了作為心理學家的我，他使我曾非常熱衷追求的行為主義顯得十分愚蠢，使我不能再對它有任何容忍，那完全是不可能的。有了第二個孩子，又懂得人甚至在誕生前就是多麼不同，至此，我不可能再依據那種相信人能教任何人學任何事的學習心理學來思考問題。或者那種華生的理論：“給我兩個嬰兒，我能使一個成為這樣，一個成為那樣。”他似乎從來就沒有過任何孩子。我們現在已經非常清楚，任何父母都不能按照自己的意願任意造就自己的子女。孩子們自己使自己成長為某種樣子。如果孩子太堅持自己的意願時，我們充其量能做到的和我們經常能施加的最大影響不過是作為某種被孩子反抗的對象。
另一個遠比我曾得到的任何特殊課程的教育和任何學位更為我所重視的深刻的學習經驗是我的人格心理分析：發現我自身的同一性、我的自我。另一個基本的經驗是結婚，這是一個遠更重要的經驗。就教育意義而言，這肯定遠比我的哲學博士學位更重要。假如一個人想的是我們都想要的那種智慧、那種理解力、那種生活技能，那麼他必須想的問題就是我稱之為內在的教育、內在的學習，學習做一個一般的人，然後再學習做這個特殊的人。我現在正忙於把握住這一內在教育概念的一切副現象。但可以肯定的是，我一定能告訴你一些東西。
在我看來，傳統教育具有嚴重的不足或缺陷。假如你按照這一框架想問題，想到成為一個好人，又假如你對你在高中學過的課程提出問題：“我學的三角課如何能使我成為一個更好的人？”一個聲音就會回答說：“天曉得！它根本不能！”從某種角度來講，三角學對我是浪費時間。我早年的音樂教育也不很成功，因為它教一個深深愛好音樂並對鋼琴極為迷戀的孩子不要學它。我有一位鋼琴老師，他實際上是告誡我不要接觸音樂，我隻好在長大成人以後重新自學音樂。
請注意一下，我已經在談論目的。這是對十九世紀科學和當代職業哲學的革命性的揚棄，職業哲學實際上是一種關於技術而不是一種關於目的的哲學，因而我曾拒絕把實證主義、行為主義和客觀主義當作討論人性問題的理論，因而我曾拒絕那來自曆史偶然的整個科學模式和它的全部工作，這種偶然曾使科學從研究非人格、非人的物。實際上從沒有目的的物作為開端的，物理學、天文學、力學和化學，直到它們變得脫離價值、價值中立，使純描述成為可能時，才真正有所發展。我們現在已經完全弄明白，重大的錯誤在於：這一從研究事物發展而來的模式曾不加思考地應用於對人的研究。這是一種可怕的方法，它是無成效的。
大多數建築在這一實證主義基礎上的心理學，是以客觀主義、聯想主義、脫離價值、價值中立的科學模式為依據的，當它由無數細小事實構成像珊瑚礁或像一座座山一般堆積起來時，肯定不是虛假的，但卻是瑣細的。我願在這裏指出，為了不致低估我自己的科學，我認為我們確實應該知道大量對人確有重要關係的事情，但我要堅持說，對人有重要關係的事情我們已經知道大都是由非物理主義的技術學會的，也就是由我們已經越來越明確意識到的人本主義科學技術學會的。
在一次林肯中心節的開幕儀式上，麥克萊施談到世界形勢時說過這樣一段話：錯誤不在於科學的偉大發現——無論什麼知識和什麼無知，有知識總是比無知識好些。
錯誤在於知識背後的信念——知識將改變世界，那是不可能的。知識沒有人的理解就像一個答案沒有它的問題一樣，是無意義的。人的理解隻有通過藝術才可能達到，是藝術的工作創造了人的觀點使知識轉變為真理……
就某種意義而言，盡管我理解麥克萊施為什麼這樣說，但我仍不同意他的看法。他談論的是缺少這一新的革命、缺少人本主義心理學的知識，也就是缺少那樣一些科學的概念。也就是說，它不僅放棄要成為脫離價值和價值中立的想法，而且要真正承擔發現價值的必須任務和責任——依據經驗，發現、證明、核實人性自身中固有的那些價值。這一工作現在正在積極地進行著。
麥克萊施所說的觀點也許適用於十九世紀二三十年代。但在二十世紀五六十年代的社會，隻有在你還不知道有新心理學的情況下才是適當的。“人的理解隻有通過藝術才能達到”，那在過去是正確的，現在它不再是正確的了。現在已有可能搜集那些有助於人類理解的知識，在它內部帶有價值暗示、有矢量、有方向的知識，走向某處的知識。
拒絕這樣的觀點：“藝術的工作創造了人的觀點使知識轉變為真理。”我們最好討論一下這一點。我們必須有某些標準區分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據我所知，在藝術批評領域中還不存在這類標準。它們剛剛開始存在，我願留下一個經驗的暗示。一種可能性剛剛開始浮現，我們將會有某些客觀的標準分辨好的藝術和不好的藝術。
假如你們的處境和我相似，你們就會知道在藝術中我們已陷入價值的全盤混亂。在音樂中，正試圖證明約翰·凱奇有某些勝過貝多芬的優點，或勝過愛爾維斯·普瑞斯利的優點。
在繪畫和建築中，也存在著類似的混亂。我們不再有任何共有的價值。我不願浪費時間去讀音樂評論，它對我毫無意義。藝術批評也一樣，我也已經不讀了。我發現書評也經常是無益的，存在著一種全盤的混亂和價值標準的無秩序狀態。
例如，《星期六論壇》曾發表了一篇讚揚讓·簡奈某一低劣著作的評論。這是一位神學教授寫的，簡直是一團混亂。評論說，惡現在已變成善，因為這位教授在玩弄詞句時似乎有矛盾的現象：惡假如成為徹底的惡，它就在某種程度上變成善，從而也就有了對雞奸和吸毒的美的狂想。
對於花費大量時間力圖從這
種事的痛苦中解救人的可憐的心理學者來說，那是不可理解的。一個已經成長的人怎麼能把這種觀點向青年推薦作為倫理學的一種引導呢？
假如麥克萊施說藝術作品能引導人到真理，我想他挑選的一定是一些特定的藝術作品，但他的兒子也許並不能被引導。於是，麥克萊施實際上沒有更多的話可說了！因為這一點無法說服任何人。我想這可能是某種信號，表示我們現在正處於一個轉折點。我們正在轉過一個拐角，某種新事物正在發生，有了一些可以覺察到的差異——不是興味或專斷價值方麵的差異。這些差異是以經驗為根據發現的，它們是正在被發現的新事物，並由此產生各式各樣關於價值和教育的命題。
發現之一是人有高級需要，他有類似本能的需要，那是他的生物資質的一部分。例如，需要得到榮譽，需要受到尊敬，需要有自我發展的自由。高級需要的發現帶有各種革命的涵義。
發現之二是我對社會科學曾提出過的論點：許多人開始發現，物理主義的、機械論的模式是一種錯誤，它已經引導我們……到何處，到原子彈，到美妙的殺人技術，如在集中營中看到的；到艾希曼（納粹軍官，曾執行命令屠殺集中營裏成千上萬的猶太人）。我們是不能用實證主義哲學或科學駁倒艾希曼式的人物的，那是不可能的，直到他死他也不懂他錯在哪裏。就他而論，沒有什麼錯，他的任務完成得很漂亮。假如你忘掉目的和價值的話，他確實做得很漂亮。我要指出的是，專業科學和專業哲學就是奉獻給忘掉價值這種命題的，就是排除價值的。由此必然把社會引導到艾希曼、原子彈，或天知道到哪裏！
我認為，這種把好的方法（或才能）和內容（與目的）分割的傾向會引起這種危險。
對於弗洛伊德做出過的偉大發現，我們現在能夠有所添加。我們現在正在改正他的一個大錯誤理念——無意識僅僅是不合乎需要的惡，但無意識也含有創造歡樂、幸福、善和它自身的人的倫理和價值等等的根苗。我們現在發覺到，有健康無意識這種東西也如有不健康的無意識一樣。新心理學正在全力研究這一點。事實上存在主義的精神病學家和心理治療家正在把這種理解付諸實踐。各種新的療法也在實踐中。
因此，我們有一個好的意識和一個不好的意識，還有一個好的無意識和一個不好的無意識。而且，就某種非弗洛伊德的意義考慮，善是真實的。弗洛伊德之所以會犯錯，因為他受到自己的實證主義的局限。請不要忘記，弗洛伊德是一位物理主義、化學主義的科學家，他還是一位神經學家。他的一項白紙黑字的宣誓，曾表示要發展一種心理學能完全還原為物理學和化學的，這就是他獻身的目標。當然，他自己已證明他的觀點不能成立。
說到我宣稱我們已經發現的這一高級本性，問題在於我們對它做出怎樣的解釋？弗洛伊德式的解釋是還原論的，而且他把它解釋掉了。假如我是一個仁慈的人（這是一種反作用造作），為了掩蓋我要殺人的憤怒。從某種程度來看，這裏的殺人比仁慈是更基本的本性，仁慈是一種試圖遮醜、壓抑的方式，是一種防禦手段，隻是為了使我不致認識到這一個事實——是一個真正的謀殺者。假如我很慷慨，那是針對吝嗇的反作用造型，我在內裏是真正的吝嗇。這是一種非常奇特的說法。現在已很清楚，這在一定程度上是用未經證明的假定進行辯論。例如，他為什麼不說殺人是對愛他們的一種反作用造作？同樣，這也是可以說得通的一個結論，而且，事實上對於許多人來說，是更真確的。
但讓我回到主要的想法上來，回到科學中這一令人興奮的新發展、曆史中這一重要的新時刻上來。我有一種非常強烈的感覺，意識到我們正處在一股曆史潮流的中間。二十世紀五十年代是這樣的，如果再過150年，曆史學家對於我們的時代將說些什麼呢？什麼是真正重要的？什麼是正在進行著的？什麼是已經完成的？我相信，構成報刊大標題的許多東西已經完成了，隻要我們努力堅持下去，人類“生長的尖端”是現在正在成長並將在一二百年內繁榮昌盛起來的東西。曆史學家將談論這一運動是曆史的衝擊。而現在，如懷特海德曾指出的，當你得到一個新的模式時，一個新的範式時，當有了一種新的觀察方法，老的說法有了新的定義，現在意味著另外什麼東西時，你會突然得到一種啟示、一種豁然開朗的醒悟，你能以不同的方式看待事物。
例如，我所談論的新事物引起的後果之一是對弗洛伊德某一論點的直接否定，否定以經驗為根據的（非偽善的、或專斷的、或先驗的、或從願望出發的），否認在個人的需要和社會、文明的需要之間存在著一種必然的、內在固有的對立。事實恰好與此相反。我們現在已經知道有辦法設置條件使個人的需要變得和社會的需要協調一致而不是對立，使兩者為同樣的目的進行工作。我的這個觀點是一種以經驗為依據的陳述。
另外，關於高峰體驗的陳述也是以經驗為依據的。我們曾研究高峰體驗，問過成組的人和單個的人這樣一些問題：你生活中最歡樂的時刻是什麼？或如某一調查者所問的，你曾體驗過超常的歡樂嗎？有人可能會認為，對一般人提這樣的問題可能僅僅招來白眼，但實際上卻有許多回答。很明顯，超常的歡樂都是作為個人的感受隱秘保存著的，因為在公開的場合是不好說的。這些歡樂使人難為情、不體麵，它們“不科學”，因為這對許多人意味著一種根本的罪惡。
在我們對高峰體驗的調查中，我們發現許多激發物和許多能激發高峰體驗的經驗。顯然，幾乎所有的人，至少是大多數的人，都有高峰體驗或狂喜的時刻。或許也可以這樣提出問題：在你的一生中唯一最歡樂、最幸福的時刻是什麼？或許像我所提出的如下問題問自己：在高峰體驗的時刻，你對自己有什麼不同的感覺？世界看起來有何不同？你覺得自己像什麼？
你的衝動是什麼？如果你在變化，你改變得如何？就經驗報告的簡單統計而論，音樂和性是兩種最容易取得高峰體驗的途徑。鑒於對性的討論還不成熟，我願把性教育撇開，我敢肯定，有一天我們會不再把它當成笑料，而是認真對待並教導兒童，正如說音樂、愛、卓見、美麗的草坪、逗人的嬰兒等等許多通向天堂的道路一樣，性也是其中之一。它們碰巧是最容易的途徑，最廣泛存在的，最容易理解的途徑。
就我們鑒定和研究高峰體驗的目的看，我們很有必要提出一係列激發物的名單。由於名單太長，需要概括說明。似乎任何關於真正卓越、真正完善的體驗，任何關於趨向完全正義或趨向完美價值的經驗，都可能引起高峰體驗。當然實際上並不是如此。但這是我對許多我們集中研究過的事物要做出的一種概括，而且在這裏我是作為一個科學工作者說話的。這聽起來不像是科學的談論，但這是一種新的科學。
我曾發表了一篇學術論文說明，已經出現了自亞當和夏娃以來的真正的生育改進之一。這是一篇論述高峰體驗的文章，是一種關於自然生育孩子時的體驗，這能成為高峰體驗的強大源泉。我們知道應該如何鼓勵高峰體驗，我們知道以怎樣的方式生孩子才最有利於產婦得到一種偉大而神秘的體驗，這也可以說，一種宗教體驗——一種萌發，一種啟示，一種醒悟，由於在相當數量的高峰體驗中會隨著帶來我曾稱之為“對存在的認知”那樣的結果，因此，人們在交談時提出這樣一種說法——簡直變成一種不同的人。
我們必須為所有這些未耕耘過的、未研究過的問題提供一套新的詞彙，這一“存在認知”實際上含有柏拉圖和蘇格拉底所說的認知的意思。你可以說這差不多等於一種幸福的工藝學——純卓越、純真理、純善等等的工藝學。是的，為什麼不可以是歡樂、幸福的工藝學呢？我必須添加一句話，這是唯一已知的、在父輩中誘導高峰體驗的技術。當我的妻子和我開始在大學生中進行這些調查時，我們偶爾發現了許多值得探討的線索。其中之一就是，雖然婦女談論生孩子時的高峰體驗，男人卻沒有這樣說過。現在我們有辦法讓男人也能從生孩子的過程中得到高峰體驗了。這在某種濃縮的意義上表明，生活在不同的世界中，人在改變，看事物不同了，有不同的認識，在一定意義上此後永遠趨向幸福的生活。現在這些都是論據，是通向隱秘體驗的種種途徑。由於這一類資料很多，所以我最好說到這裏為止。
在很多的高峰體驗的報告中，我發現很多來自我們或可稱為“經典”的音樂。我還沒有發現任何高峰體驗來自凱奇的音樂或來自安迪·瓦霍爾電影，或來自抽象表現派繪畫等類藝術，我確實沒有這樣的發現。帶有偉大歡樂、狂喜入迷、似乎看見另一世界或另一種生活水平等等的高峰體驗報告都來自經典音樂——偉大的經典傑作。我也必須報告，這融化於或融合成舞蹈或韻律。隻要涉及這一領域的研究，它們之間的確沒有什麼不同，它們融合在一起了。我甚至可以附加說，當我談論音樂把它當作通向高峰體驗的一條途徑時，我當然把舞蹈也包括在內了。在我的印象中，它們已經融為一體了。韻律的體驗，甚至最簡單的韻律體驗——好的倫巴舞（古巴人的一種舞蹈）或孩子們能用鼓敲打出的鼓點，我不知道你是否願把這稱為音樂、舞蹈、韻律、體育，或別的什麼東西。對軀體的愛、對軀體的覺知、對軀體的崇敬顯然是通向高峰體驗的良好途徑。好象這些反過來講，又是通向“存在認知”，認識柏拉圖式的本質、內在價值、終極存在價值的良好途徑。請注意，我在這裏用了好象這個詞，因為這不是有保證的，但在統計上是很有可能成為良好途徑的。這種認知又是有治療效果的，它既能促進疾患的治愈，又能促進趨向自我實現的成長，即趨向豐滿人性的成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