感知客觀世界
在傳統科學家看來，“認識”的最初含義是“認識外部物理世界”。它指的是，觀察某一非你、非人、非人格的事物，某一獨立於你以外、獨立於觀察者以外的事物。對於這一事物，你是一個陌生人、一個旁觀者、眾多觀眾中的一員。你這個觀察者確實是遠離它的，不了解，無同感，無認同，沒有任何默契知識的傾向。默契的能力你可能已經具有。你用顯微鏡或望遠鏡觀察，就如同經由一個鑰匙孔，從遠處、從外麵窺探，而不是一個處於室內的人有權利接受他人的窺探。
可以說，這樣的一位科學觀察者不是一位有親身經曆的觀察者。他的科學可以類比為一種旁觀的遊戲，而他就是那位旁觀者。他沒有必要纏身於他正在觀察的事物中，這裏沒有什麼忠誠問題，也沒有任何冒險。他能成為冷靜的、超脫的、無動於衷的、無欲的，完全置身於他所觀察的事物之外。他坐在高台之上，俯視競技場中正在進行的活動，他自己不在場中。從根本上看，他並不關心誰輸誰贏。
如果他所觀察的事物完全和他自身無牽連，那麼他可以而且應該成為中性的。為了使他的觀察結果真實可靠，他最好是不下任何賭注，不讚成什麼也不反對什麼，不對可能得出的結果預先抱有任何希望或願望，如希望是這樣而不是那樣。假如他尋求的是真實的報告，最有效的方式將是不趨向任何已定方向，和自身無牽連。當然，我們都知道，這樣的中立和無牽連在理論上幾乎毫無實現的可能。不過，趨向這種理想的運動是可能的，這和離開這種理想是不同的。
如果把這種知識稱為我—他知識，那將有助於那些曾經讀過馬丁·布柏著作的人的理解。假如我們不涉及任何關於人的性質的東西，隻鑒別要理解的那些事物和對象，有時我們完全可以達到我—他知識的。
當然，無論對於人還是事物而言，異己知識都不是最佳的選擇。較敏感的觀察者能吸收更多的外界事物並融入自身，即他們能經過認同和移情作用和越來越寬廣眾多的生物和非生物界交往。事實上，這可能是高度成熟的人格的鮮明標誌。從某種角度講，這種認同作用會使相應程度的經驗知識成為可能，也就是變成或成為被認識的對象而不是完全停留在外部旁觀的水平。由於這樣的認同可以掛在廣義的“愛”的名下，它從內部增強認識的能力可以被認定是為了研究的目的利用愛來促進認識的特例。我們或許可以提出一個概括的假說：對於對象的愛似乎有可能增進有關此對象的經驗知識，而愛的缺乏會削弱對此對象的經驗知識，盡管它很有可能增進對同一對象的旁觀認識。
實際上，常識所傾向的一個更顯然的可能證明，大概是研究者A真正看到了精神分裂症患者（或白鼠，或地衣），研究者B卻更有興趣研究躁狂抑鬱症者（或猴子，或蘑菇）。我們可以滿懷信心地期待，研究者A會自由地選擇或更寧願研究精神分裂症；更好而且更持久地研究它，更有耐心、更永恒、更能忍受繁瑣雜務的攪擾；有無數的預感、直覺、夢和啟示；對分裂症可能有更重大的發現；而精神分裂症患者會覺得和他相處安全並說他“了解”他們。在所有這些方麵上他肯定會比研究者B做得更好。但請注意，這一優越性在原理上更有利於獲得經驗知識，而不是獲得有關某物的認識或旁觀認識，盡管研究者A或許也能在後一方麵做得好一些。
無論處在何種條件下，隻要涉及的是關於異己東西的旁觀認識，我們都可以有信心地期待任何有資格的科學家或研究副手以一種正規和慣例的方式，如客觀統計法積累有關任何事物的認識。實際上，這正是我們社會中許多“計劃”、補助金、工作隊和各種組織大量出現的事實，也是許多科學家可以被雇去做一件又一件沒有任何關聯的無激情的工作的原因所在，正如一個有經驗的推銷員由於能推銷任何貨物而自豪一樣，不論這些貨物他自己是否喜愛。
這也是說明笛卡兒哲學關於認識者和認識對象之間的分割的方式。例如，當代的存在主義者就談到過這一點。我們或許也可以這樣認為：這完全是認識者和他的認識對象的“距離擴大”，甚至疏遠。
從以上所說的一切應該能得到一項清楚的認識，即我們所設想的是認識者和認識對象之間或感知者和知覺對象之間的另一類關係。我—你認識，通過經驗得到的認識，來自內部的認識，愛的認識，存在認知，融合認識，認同認識，所有這些都已經提到過或將被提到。
不僅其他的認識形態確實存在，而且它們也確實是更好、更有效、更能產生可靠而有效的認識。假如我們是在試著獲取關於某一特定人或甚至關於一般人的認識，假如我們希望能更多地了解人，這是我們要采取的最佳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