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層，思想家固然不易得，因為人的天才不同，這是一個原因，但勞心者的際（機）會比較天才還要緊呢！勞心者，他所以能勞心，因為他得到勞心的際（機）會，而這個際（機）會起初是由一個出類拔萃的天才所獨造的，沒有甚麼不公平，而後來的勞心的人，未必都是天才，而勞力的人，也未必沒有天才，不過因為際（機）會的關係，就是有天才，也不免要埋沒了，那麼這個勞心者，並不是不易得，而際（機）會不許他，如此勞心者的“難能可貴”，不成問題了！我們也用不著因為他“難能可貴”，特別尊重他了！
第三層，勞心者的貢獻多過勞力者的貢獻，這話確是不錯，但是因為他貢獻的大，所以要得到比較多的代價，這話似乎也不見得正當，因為勞心者，對於社會的物質是沒有直接生產的貢獻，並且他的銷（消）費要幾十倍於勞力者，而勞力者對於社會物質的生產，有直接的貢獻；那麼勞心者，就是有比較大的貢獻於社會，也是應當的，公道的，沒有必得特別高的代價的道理。
我們應當知道，社會的組織，不是很簡單而有很清楚的界限的，是相助為理的，所以無論是勞力者，或是勞心者，都不能單獨的生活。勞心者離開勞力者，無以表現他的思想；勞力者離開勞心者，無所用其勞力。就比如勞心者發明了科學的原理，這功勞是很大的了！而鐵路的成功，機械的構造，豈不是那千萬數的勞力者，終年苦辛，滴滴血汗構成的嗎？更推廣說來，這全世界燦爛的物質文明，哪一件不是要費許多勞力者辛苦經營出來的呢？
再者，勞心者，所以有價值的原因，不僅是在他思想的本身，貴在能表現他的思想，使人類能得到他的寶惠，而獲得比較安樂幸福，才算有價值。若果無實利於人類，這個思想無論是如何的高超，他的價值也是表現不出來的，縱說他沒有價值，也未嚐不可呢！而要表現出他的價值，決不是勞心者本身所能作到的，必有待於勞力者的。照這樣看來，勞力者的價值和勞心者的價值，是一樣，沒有高低，是很明了的了！
但是數千年的“役人役於人”的階級，又如何能打破呢？若在“役人役於人”的本身著手，是不能解決，因為這是不徹底的，“役人役於人”是果，其因則在社會不平等的工資製度，舍本而逐末，當然是無濟於事的。必要從根本上著手，推翻一切不平等的製度，人人本著互助的天性，共同的精神，謀人類的幸福快樂，貢獻的多寡，量力而為，總以得到快樂的人生，安寧的社會為目標的。人類的職分是如此，那麼沒有甚麼人可以自居於人類以外，而支配人類種種的報酬。而社會上物質精神的福利，是人類個各應享受的，個各可以任意取得他所應要的，以足用為限，沒有“你的”“我的”的分別，也沒有你應當吃飯，我不當吃飯的正義。那少數勞心者的壟斷，決不是人道所以為正當的，這是我們所當奮鬥的努力的！
因為有少數勞心者的壟斷，而生出種種階級製度，流弊所及，不僅勞心者壟斷而已，並且不勞力，不勞心，而得到比勞心、勞力的代價高出幾十萬倍的人，遍國都是；靠得法律上，“我的金錢”，殘殺人類，奴使同胞，而一般可憐的勞力者，因為他的錢不是我的，就是勞苦一生，也隻能得到最少數的代價，度他們的殘喘。這種非人道的，不平等的製度，能使他“萬歲千秋而不朽”嗎？有頭腦的同胞，大家澄心細想，我們對於這種製度應當持甚麼態度，大家想罷！仔細的想罷！
8.文學與革命
廬隱
（在愛國中學周會的講演稿）
承貴校薑先生約廬隱到貴校講演，因得與諸同學晤言一堂，不勝榮幸之至！唯廬隱事忙，不克有充分之搜羅，謹就平日管窺之見，為諸同學略述一二，不周不備，實所不免，尚希原諒！
今日所講之題為“文學與革命”，二者驟視，截然兩途，然細究之，實有種種之關係，茲分述如下：
文學之要素，有所謂思想（Thought），想象（Imagination），感情（Emotion），形式（Form），而感情且為每一篇作品之唯一衝動力，大有箭在弦上，不發不止之勢，故曰文學之出發點，在感情之激衝。《詩序》所謂：“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詠歌之；詠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
而革命事業，必具之條件，則有熱烈的情感，犧牲的精神，視死如歸的勇敢，以上諸點，皆不外高尚之情操為之左右耳。故無真情感之文學，如無靈魂之木偶；無感情之革命，如紙上談兵，永不能見諸事實，必也。有熱烈之感情，高尚之情操，始能作真正的革命家，或真正之文學家。
文學又為時代精神之反映，每一時代各有其代表之文學家。蓋文學不能無背景，此背景必根據於時代思想及事實，為其思想之中軸，如西歐之莎士比亞（Shakspear），米爾頓（Milton）代表文藝複興；但丁（Dantin）代表中代的統一思想；哥德（Goethe）代表啟明時代（Enlightenment）。文學既是時代精神之反映，則對於某一時代之社會製度，人類生活，常予以批評，故曰：“文學乃批評人生的，——此即文學對於思想上之反抗，而革命則為現實生活不滿足而生的反動，——即積極的實際運動，而其對於一切之不滿，實與文學同一意味。”
揆此則吾人可得一斷案，即文學與革命實同立於一個相同的出發點也。今更進而論其因果關係：
文學作品往往可以啟發一般人對於現實生活的不滿，而發生革命的動機，如俄之屠格涅夫（Turgeniff），托爾斯泰（Tolstoy）因農奴製度之不滿，而作《獵人日記》及《黑暗的勢力》等，其後遂有農奴釋放之運動。他如法之盧梭（Rousseau）之《民約論》，激起法國之革命。馬誌尼之《人的義務》（The Duties of Man）一書引起意大利之統一運動。但文學隻限於思想上之反抗，和思想上對於一切不滿之啟發。如何能使其所反抗者，歸於毀滅，而所理想者終於實現，是則有待於革命家之實際運動。故曰革命可以實現文學家偉大著作中之理想生活。
就上端所言，吾人知有許多文學作品，係對於生活不滿足的思想上的反抗，革命是事實上的反抗，但實際運動恒在思想上之反抗有相當成熟性之後。蓋文學之影響人類思想，為漸層的，猶如農人之屆春播種，必須經過一定之時期，始能萌芽生葉然後開花結果。所謂相當之成熟性，至少須如已生枝葉之樹木，如始下種，使思收成，此緣木求魚徒受其害耳。
據此以推吾人複可得一真理：即革命乃有些文學的動的方麵——因受文學影響之革命，蓋思想上之反抗——文學的——則屬於靜的方麵，而實際上的反抗——革命的——斯屬於動的方麵乃所以實現思想者也。
換言之即有些文學為表明革命的傾向，實際生活之壓迫，同時不隻一端，則革命又有全部的部分的之別，在部分革命的情形下則往往因文學所表明的傾向不同，革命家恒無形為文學家所左右。此不可免之事實也。
文學與革命既有如是之關係，則國家政治越紊亂，社會秩序越不安定，生活容易發生激變，皆足以醞釀偉大之文學家。蓋文學無不以時代為背景，如四海升平，國家無事，社會生活平淡，此時代所出之文學作品率皆歌功頌德，點綴升平的或趨於享樂主義，其氣奄奄，誠以生活平淡，感情之海極少波浪，自無如荼如火之熱烈。作品產出，揆之春秋戰國之時，諸子百家之學說屈原之《離騷》等勃然蟄興，皆不外時勢造英雄，即所謂“謀詐用而縱橫短長之說起”。故曰文學可以促進世變，世變可以促進文學，此必然之結果也。
但本此而論中國今日之文壇，則不禁令人喟然長歎。中國今日之政治紊亂，達於極點。社會製度，人民道德無不在激變動搖之中，在可使吾人感覺不滿意，理應有許多偉大之作家及真正之文學作品出現。然環觀中國沉默有如陰森黑夜，不但無皎月朗照，即是光亦隱蔽無見，青年人隻知發無謂之牢騷，作神秘之幻夢，不但無東方托爾斯泰產生，即降格而求西歐之第三等作家，亦絕無僅有，寧不令人慨乎言之。夫文學家乃人類之先驅者，苟有偉大之文學家，以熱烈的情感，為百寶匙開辟個個人深鎖的思想之門，而予以正當之導引，中國曆史上文壇上，安知不同時開一朵璀燦光耀之花。
雖然，已往不諫，來者可追，偌大使命，其唯望於青年之有誌者，願與諸同學共勉焉！
9.論誠意
朱自清
誠偽是品性；卻又是態度。從前論人的誠偽，大概就品性而言。誠實，誠篤，至誠，都是君子之德；不誠便是作偽的小人。品性一半是生成，一半是教養；品性的表現出於自然，是整個兒的為人。說一個人是誠實的君子或詐偽的小人，是就他的行跡總算帳。君子大概總是君子，小人大概總是小人。雖然說氣質可以變化，蓋了棺才能論定人，那隻是些特例。不過一個社會裏，這種定型的君子和小人並不太多，一般常人都浮沉在這兩界之間。所謂浮沉，是說這些人自己不能把握住自己，不免有詐偽的時候。這也是出於自然。還有一層，這些人對人對事有時候自覺的加減他們的誠意，去適應那局勢。這就是態度。態度不一定反映出品性來；一個誠實的朋友了到不得已的時候。也會撒個謊什麼的。態度出於必要，出於處世的或社交的必要，常人是免不了這種必要的。這是“世故人情”的一個項目。有時可以原諒，有時甚至可以容許。態度的變化多，在現代多變的社會裏也許更會使人感興趣些。我們嘴裏常說的，筆下常寫的“誠意”“誠意”和“虛偽”等詞，大概都是就態度說的。
但是一般人用這幾個詞似乎太嚴格了一些。照他們的看法，不誠懇無誠意的人就未免太多。而年輕人看社會上的人和事，除了他們自己以外差不多盡是虛偽的。這樣用“虛偽”那個詞，又似乎太寬泛了一些。這些跟老先生們開口閉口說“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同樣犯了籠統的毛病。一般似乎將品性和態度混為一談，年輕人也如此，卻又加上了“天真”“純潔”種種幻想。誠實的品性確是不可多得，但人孰無過，不論那方麵，完人或聖賢總是很少的。我們恐怕隻能寬大些，卑之無甚高論，從態度上著眼。不然無謂的煩惱和糾紛就太多了。至於天真純潔，似乎隻是兒童的本分——老氣橫秋的兒童實在不順眼。可是一個人若總是那麼天真純潔下去，他自己也許還沒有什麼，給別人的麻煩卻就太多。有人讚美“童心”“孩子氣”，那也隻限於無關大體的小節目，取其可以調劑調劑平板的氛圍氣。若是重要關頭也如此，那時天真恐怕隻是任性，純潔恐怕隻是無知罷了。幸而不誠懇，無誠意，虛偽等等已經成了口頭禪，一般人隻是跟著大家信口說著，至多皺皺眉，冷笑笑，表示無可奈何的樣子就過去了。自然也短不了認真的，那卻苦了自己，甚至於苦了別人。年輕人容易認真，容易不滿意，他們的不滿意往往是社會改革的動力。可是他們也得留心，若是在誠偽的分別上認真得過了分，也許會成為虛無主義者。
人與人事與事之間各有分際，言行最難得恰如其分。誠意是少不得的，但是分際不同，無妨斟酌加減點兒。種種禮數或過場就是從這裏來的。有人說禮是生活的藝術，禮的本意應該如此。日常生活裏所謂客氣，也是一種禮數或過場。有些人覺得客氣太拘形跡，不見真心，不是誠懇的態度。這些人主張率性自然。率性自然未嚐不可，但是得看人去。若是一見生人就如此這般，就有點野了。即使熟人，毫無節製的率性自然也不成。夫婦算是熟透了的，有時還得“相敬如賓”，別人可想而知。總之，在不同的局勢下，率性自然可以表示誠意，客氣也可以表示誠意，不過誠意的程度不一樣罷了。客氣要大方，合身份，不然就是誠意太多；誠意太多，誠意就太賤了。
看人，請客，送禮，也都是些過場。有人說這些隻是虛偽的俗套，無聊的玩意兒。但是這些其實也是表示誠意的。總得心裏有這個人，才會去看他，請他，送他禮，這就有誠意了。至於看望的次數，時間的長短，請作主客或陪客，送禮的情形，隻是誠意多少分明，不是有無的分別。看人又有回看，請客有回請，送禮有回禮，也隻是回答誠意。古語說得好，“來而不往非禮也”，無論古今，人情總是一樣的。有一個人送年禮，轉來轉去，自己送出去的禮物，有一件竟又回到自己手裏。他覺得虛偽無聊，當作笑談。笑談確乎是的，但是誠意還是有的。又一個人路上遇見一個本不大熟的朋友向他說，“我要來看你。”這個人告訴別人說，“他用不著來看我，我也知道他不會來看我，你瞧這句話才沒意思哪！”那個朋友的誠意似乎是太多了。淩叔華女士寫過一個短篇小說，叫做《外國規矩》，說一位青年留學生陪著一位舊家小姐上公園，盡招呼她這樣那樣的。她以為讓他愛上了，哪裏知道他行的隻是“外國規矩”！這喜劇由於那位舊家小姐不明白新禮數，新過場，多估量了那位留學生的誠意。可見誠意確是有分量的。
人為自己活著，也為別人活著。在不傷害自己身份的條件下顧全別人的情感，都得算是誠懇，有誠意。這樣寬大的看法也許可以使一些人活得更有興趣些。西方有句話，“人生是做戲。”做戲也無妨，隻要有心往好裏做就成。客氣等等一定有人覺得是做戲，可是隻要為了大家好，這種戲也值得做的。另一方麵，誠懇，誠意也未必不是戲。現在人常說，“我很誠懇的告訴你”，“我是很有誠意的”，自己標榜自己的誠懇，誠意，大有賣瓜的說瓜甜的神氣，誠實的君子大概不會如此。不過一般人也已習慣自然，知道這隻是為了增加誠意的分量，強調自己的態度，跟買賣人的吆喝到底不是一回事兒。常人到底是常人，得跟著局勢斟酌加減他們的誠意，變化他們的態度；這就不免沾上了些戲味。西方還有句話，“誠實是最好的政策”，“誠實”也隻是態度；這似乎也是一句戲詞兒。
10.論做作
朱自清
做作就是“佯”，就是“喬”，也就是“裝”。蘇北方言有“裝佯”的話，“喬裝”更是人人皆知。舊小說裏女扮男裝是喬裝，那需要許多做作。難在裝得像。隻看坤角兒扮須生的，像的有幾個？何況做戲還隻在戲台上裝，一到後台就可以照自己的樣兒，而女扮男裝卻得成天兒到處那麼看！偵探小說裏的偵探也常在喬裝，裝得像也不易，可是自在得多。不過——難也罷，易也罷，人反正有時候得裝。其實你細看，不但“有時候”，人簡直就愛點兒裝。“三分模樣七分裝”是說女人，男人也短不了裝，不過不大在模樣上罷了。裝得像難，裝得可愛更難；一番努力往往隻落得個“矯揉造作！”所以“裝”常常不是一個好名兒。
“一個做好，一個做歹”，小呢逼你出些碼頭錢，大呢就得讓你去做那些不體麵的尷尬事兒。這已成了老套子，隨處可以看見。那就好的是裝做好，那做歹的也裝得格外歹些；一鬆一緊的拉住你，會弄得你啼笑皆非。這一套兒做作夠受的。貧和富也可以裝。貧寒人怕人小看他，家裏盡管有一頓沒一頓的，還得穿起好衣服在街上走，說話也滿裝著闊氣，什麼都不在乎似的。——所謂“蘇空頭”。其實“空頭”也不止蘇州有。——有錢人卻又怕人家打他的主意，開口閉口說窮，他能特地去當點兒什麼，拿當票給人家看。這都怪可憐見的。還有一些人，人麵前老愛論詩文，談學問，仿佛天生他一副雅骨頭。裝斯文其實不能算壞，隻是未免“雅得這樣俗”罷了。
有能耐的人，有權位的人有時不免“裝模作樣”，“裝腔作勢”。馬上可以答應的，卻得“考慮考慮”；直接可以答應的，卻讓你繞上幾個大彎兒。論地位也隻是“上不在天，下不在田”，而見客就不起身，隻點點頭兒，答話隻喉嚨裏哼一兩聲兒。誰教你求他，他就是這麼著！——“笑罵由他笑罵，好官兒什麼的我自為之！”話說回來，拿身份，擺架子有時也並非全無道理。老爺太太在仆人麵前打情罵俏，總不大像樣，可是不得裝著點兒？可是，得恰到分際，“過猶不及”。總之別忘了自己是誰！別盡揀高枝爬，一失腳會摔下來的。老想著些自己，誰都裝著點兒，也就不覺得誰在裝。所謂“裝模做樣”，“裝腔作勢”。卻是特別在裝別人的模樣，別人的腔和勢！為了抬舉自己，裝別人；裝不像別人，又不成其為自己，也怪可憐見的。
“不癡不聾，不作阿姑阿翁”，有些事大概還是裝聾作啞的好。倒不是怕擔責任，更不是存著什麼壞心眼兒。有些事是阿姑阿翁該問的，值得問的，自然得問；有些是無需他們問的，或值不得他們問的，若不癡不聾，事必躬親，阿姑阿翁會做不成，至少也會不成其為阿姑阿翁。記得那兒說過美國一家大公司經理，麵前八個電話，每天忙累不堪，另一家經理，室內沒有電話，倒是從容不迫的。這後一位經理該是能夠裝聾作啞的人。“不聞不問”，有時候該是一句好話；“充耳不聞”，“閉目無睹”，也許可以作“無為而治”的一個注腳。其實無為多半也是裝出來的。至於裝作不知，那更是現代政治家外交家的慣技，報紙上隨時看得見。——他們卻還得勾心鬥角的“做姿態”，大概不裝不成其為政治家外交家罷？
裝歡笑，裝悲泣，裝嗔，裝恨，裝驚慌，裝鎮靜，都很難；固然難在像，有時還難在不像而不失自然。“小心陪笑”也許能得當局的青睞，但是旁觀者在惡心。可是“強顏為歡”，有心人卻領會那歡顏裏的一絲苦味。假意虛情的哭泣，像舊小說裏妓女向客人那樣，盡管一把一眼淚一鼻涕的，也隻能引起讀者的微笑。——倒是那“忍淚佯低麵”，教人老大不忍。佯嗔薄怒是女人的“作態”，作得恰好是愛嬌，所以《喬醋》是一折好戲。愛極翻成恨，盡管“恨得人牙癢癢的”，可是還不失為愛到極處。“假意驚慌”似乎是舊小說的常語，事實上那“假意”往往露出馬腳。鎮靜更不易，秦舞陽心上有氣臉就鐵青，怎麼也裝不成，荊軻的事，一半兒敗在他的臉上。淝水之戰謝安裝得夠鎮靜的，可是不覺得意忘形摔折了屐齒。所以一個人喜怒不形於色，真夠一輩子半輩子裝的。《喬醋》是戲，其實凡裝，凡做作，多少都帶點兒戲味——有喜劇，有悲劇。孩子們愛說“假裝”這個，“假裝”那個，戲味兒最厚。他們認真“假裝”，可是悲喜一場，到頭兒無所為。成人也都認真的裝，戲味兒卻淡薄得多；戲是無所為的，至少扮戲中人的可以說是無所為，而人們的做作常常是有所為的。所以戲台上裝得像的多，人世間裝得像的少。戲台上裝得像就有叫好兒的，人世意即使裝得像，逗人愛也難，逗人愛的大概是比較的少有所為或隻消極的有的所為的。前麵那些例子，值得我們吟味，而裝癡裝傻也許是值得重提的一個例子。
作阿姑阿翁得裝幾分癡，這裝是消極的有所為；“金殿裝瘋”也有所為，就是積極的。曆來才人名士和學者，往往帶幾分傻氣。那傻氣多少有點裝，而從一方麵看，那裝似乎不大有所為，至多也隻是消極的有所為。陶淵明的“我醉欲眠卿且去”說是率真，是自然；可是看魏晉人的行徑，能說他不帶著幾分裝？不過裝得像，裝得自然罷了。阮嗣宗大醉六十日，逃脫了司馬昭做親家，可不也一半兒醉一半兒裝？他正是“喜怒不形於色”的人，而有一向當時人多說他癡，他大概是頗能做作的罷？
裝睡裝醉都隻是裝糊塗。睡了自然不說話，醉了也多半不說話——就是說話，也盡可以裝瘋裝傻的，給他個驢頭不對馬嘴。鄭板橋最能懂得糊塗，他那“難得糊塗”一個警句，真喝破了千古聰明人的秘密。還有善忘也往往是裝傻，裝糊塗；省麻煩最好自然是多忘記，而“忘懷”又正是一件雅事兒。到此為止，裝傻，裝糊塗似乎是能以逗人愛的；才人名士和學者之所以成為才人名士和學者，至少有幾分就仗著他們那不大在乎的裝勁兒能以逗人愛好。可是這些人也良莠不齊，魏晉名士頗有仗著裝糊塗自私自利的。這就“在乎”了，有所為了，這就不再可愛了。在四川話裏裝糊塗稱為“裝瘋迷竅”，北平話卻帶笑帶罵的說“裝蒜”，“裝孫子”，可見民眾是不大賞識這一套的——他們倒是下的穩著兒。
11.人才易得
瞿秋白
前幾年，大觀園裏的壓軸戲是劉姥姥罵山門。那是要老旦出場的，老氣橫秋的大“放”一通，直到褲子後穿而後止。當時指著手無寸鐵或者已經繳械的小百姓，大喊“殺，殺，殺！”那呼聲是多麼雄壯嗬。所以它——男角扮的老婆婆，也可以算是一個人才。
現在時世大不同了，手裏殺殺殺，而嘴裏卻需要“自由，自由，自由”，“開放政權”雲雲。壓軸戲要換了。
於是人才輩出，各有巧妙不同。出場的不是老旦，而是花旦了；而且這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戲廣告上所說的“玩笑旦”。這是一種特殊的人物，他（她）要會媚笑，又要會撒潑，要會打情罵俏，又要會油腔滑調。總之，這是花旦而兼小醜的角色。不知道是時勢造英雄（還是說“美人”妥當些），還是美人兒多年閱曆的結果，練出了這一套拿手好戲？
美人兒而說“多年”，自然是閱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從窯姐兒升任了老鴇婆；然而她豐韻猶存，雖在賣人，還兼自賣。自賣容易，賣人就難些。現在不但有手無寸鐵的小百姓，不但！況且又遇見了太露骨的強奸……要會應付這種非常之變，就非有非常之才不可。你想想：現在壓軸戲是要似戰似和，又戰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這是多麼難做的戲。沒有半推半就，假作嬌癡的手段是做不好的。孟夫子說：“以天下與人易。”其實，能夠簡單地雙手捧著“天下”去“與人”，倒不為難了。問題就在於不能如此。所以就要一把眼淚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聲浪氣的訴苦說：“我不入火坑，誰入火坑？”
然而娼妓說她落在火坑裏，還是想人家去救她出來；老鴇婆哭火坑，就沒有人相信她，何況她已經申明：她是敞開了懷抱，準備把一切人都拖進火坑去的。雖然，這玩笑卻開得不差，不是非常之才，就使挖空了心思也想不出的。
老旦進場，玩笑旦出場，大觀園的人才著實不少！
嗚呼，以天下與人雖然大不易，而為天下得人，卻似乎不難。
1933，4，24。
12.說詼諧
朱湘
大概，詼諧的本質，與格吱的，它們頗是相似。
這一次，我在一家理發店裏，有理發匠替我槌背礙骨，礙到腰上的時候，我忍不住的笑出來了。後來，我一想，民間有一種俗話，說是怕格吱的男人都是怕老婆的；肉體上的刺激與反應既然是無由避免，於是，我便不得不教理發匠停止了他的礙骨。普天下的男人，雖說是沒有一個不怕老婆的，不過，他們決不肯透漏出此中的消息來，因之，道貌岸然的，他們，至少，要裝扮成一個若無其事的模樣。我們，對於那種直接的或是間接的有損於自我的尊嚴的詼諧，也是采取著同樣的處置。
天幸的有一種男人，那種不怕格吱的……這種人究竟存在與否，我實在是懷疑。以常理來測度，能忍住的男人是很多，至於完全能以格吱了不笑的男人，那恐怕是不會有的。
一定便是為了這個緣故，劇本內不常見有詼諧——諷刺的大前提——的成份，而小說內卻是不少，甚至於，有的整部都是詼諧的成份。詼諧而一下轉成了諷刺，即使是泛指的，都已經是有損於自我的尊嚴：尤其是，忍下住的又笑了出來，這個更是可以教自我由羞而惱的在家裏看小說，總不會有外人來窺破這種損己的秘密，並且，人的那種大生得需要詼諧的本性也可以憑此而發泄了。
13.談“流浪漢”
梁遇春
當人生觀論戰已經鬧個滿城風雨，大家都談厭煩了不想再去提起時候，我一天忽然寫一篇短文，叫做《人死觀》。這件事實在有些反動嫌疑，而且該捱思想落後的罪名，後來仔細一想，的確很追悔。前幾年北平有許多人討論Gentleman這字應該要怎麼樣子翻譯才好，現在是幾乎誰也不說這件事了，我卻又來喋喋，談那和“君子”Gentleman正相反的“流浪漢”Vagabond，將來恐怕免不了自悔。但是想寫文章時候，哪能夠顧到那麼多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