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類對自己終會死亡有著清楚的意識，而其他生物卻隻能在生命動力這一本能的驅使下趨利避害，努力求生。動物雖然不能對自己的死亡進行思考，但是它們卻有著一種生存的信念。這種生存信念是它們不斷前進的動力，它相當於人類對生命的思考，我們稱它為一種動物對生命的本能感覺。
人類不僅具備反思的能力，還具備演繹推理和概括總結的能力。一個人可以通過觀察周圍生物的死亡，而推理出自己難免一死的結論。但是，這種信念對人類並非是完全有利的。因為它阻礙了自然本性的發展。生命的本能若能遮蔽生物對死亡的思考，那麼人類對生命的思考在一定程度上則減緩了生命的前進。也許，這種思想會隨著時間的推移而逐漸找到自己的哲學依據。而這種哲學基礎可以為人類提供行動的力量，使全人類不斷超越自己的層次。但是這種思想在一開始可能給人類帶來壓抑和痛苦。人類在知曉生命必然會死亡的事實以及自己何時會死亡之後，會變得更加壓抑和痛苦。
死亡是不可避免的，但是經過很長一段時間，我們發現，死亡並沒有提前到來，而我們的壓抑和痛苦卻周而複始地侵襲著我們。於是，這種消極情緒就會演變成一種無意識的懷疑。這種懷疑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我們對死亡信念的作用和影響。
事實上，世界上的所有生物隻會本能地考慮如何去生存。我們對死亡的確定性和必然性的理解其實也是一種對生命的思考。隻不過，這種思考違背了自然的初衷而已。這樣看來，自然似乎有些作繭自縛了。然而，自然並沒有因為自己的失誤而消極懈怠，它采取了一定的補救措施來進行自我修複：為了對付死亡的意象，自然創造了死後生命再續，繁衍生息，生生不息的意象。生命像是墜入了一種永恒的輪回之中，它會在無盡的綿延中走向世界的盡頭。
我們的理智剛剛理解了死亡的概念，自然就會將生命再續的意象拋入理智之中。這樣一切都又回到了正軌。自然將死亡和生命再續這對衝突的觀念進行了完美的中和，這從側麵說明了它有著超凡的平衡能力。這種平衡能力可以確保它穩步前進，從不脫離正軌。由此可見，我們的觀念和一係列意象之間充滿了矛盾，但同時它們又能在自然之力的作用下相互作用，保持平衡。這一特征早已被人類在原始的信仰中所發現。在理智中，我們產生了一種死亡必然觀，而原始的信仰則是人類對這種觀念的一種防衛反應。
如果對信念追本溯源，那麼我們就會發現，我們的思想中存在著一種本能的防禦反應，而這種反應是用來對抗理智的，確切地說是用來對抗理智帶來的打擊和無奈的。在理智的領域內，這種反應會激發人的某些念頭，包括能夠對抗消極情緒的念頭以及能夠阻止消極情緒成形的念頭。緊接著，我們的一些本質性的東西便會顯露出來。雖然這些本質性的東西並非是指那些完整性的人格，但不可否認，它們確實可能蘊含著某種目的。還存在一種可能，這些本質性的東西其實就是目的本身，或者說它既是本質又是目的，兩者合二為一。而隻要我們能了解這一切便已經足夠了。
通過以上的論述，我們可能已經有所領悟。其實，信仰的本質就是信任，也可以說信仰本身傳達了一種信任。信仰可以幫助我們防衛恐懼，它的本質當然也可以這樣來定義，即信仰是對恐懼的一種防衛機製。
從另一個方麵來說，信仰或許會帶有一定程度的擬人化，但是它最初卻不具有人文色彩，而這樣的結果對它來說便已經足夠。
我們在怎樣的情況下才能捕捉到以上所說的信仰的兩個方麵呢？答案是在我們研究一個人對未來的思考時，或者在研究一個人所持的本能態度時，才能捕捉到信仰的兩個方麵。一個人能思考未來的前提是他必須擁有一定的理智。但是，一個人如果隻依靠理智來把握未來，那麼他勢必會因為未來的不可知性而感到恐懼。信仰的兩個方麵可以適用於對多個領域的探討，而不僅僅局限於我們對未來的探討。比如，它還可以適用於我們對現在的探討，適用於人類在麵對各種自然災難時的探討。
按照一種古老的理論，人類在麵對自然時產生的恐懼正是神秘主義的起源。而這種觀點是現代科學不能應允的。而在我看來，現代科學的這種態度有些矯枉過正。因為我們無法否認我們對自然產生的情感在某種程度上確實反映了神秘主義的起源。需要重申的是，與其說人類對自然產生的恐懼是神秘主義的起源，不如說人類對恐懼的抗拒才是神秘主義的起源。事實上，在最開始，神秘主義並不是人們對那些超自然精神領袖的信仰。毫無疑問，這種觀點可以幫助我們更加準確地理解信仰的本質。信仰的那些本質並非是人本身，它們隻是具備了人格的部分特征而已。這些人格的部分特征會借助信任的力量被催生成為那些超自然的精神領袖。當然，這個過程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必定是一個逐漸豐滿完善的過程。在這種逐漸豐滿完善的過程中，必定也會伴隨著一係列自我削弱的過程，信仰的本質可以催生出非人格化的力量，在原始人眼中，這種力量就是那種能夠主宰萬物的力量。
美國心理學家威廉·詹姆斯認為，地震這一自然現象可以被看作是“一種永恒的特殊的本質”。當然這是一種擬人化的觀點。然而，他並沒有將地震看作是某種神秘主義對象的完整人格。所以也就不存在這種人格的一切行為能力。詹姆斯實際上隻是單純地把現象當成了本質。在他眼中，這種現象是永恒的，它的表現形式包含了其全部的本質。也就是說，發生地震的那一刻，就是地震這一現象發揮作用、實現自我的唯一機會。或者說，地震這一現象的價值就在於發生地震的那一刻。在這個過程中，仿佛存在著某種“靈魂”的東西，但實際上那隻是某種自然的意旨。
地震發生的那一刻，特定的動機和意旨便成了地震的基本屬性。而對一個一直居於幕後的人來說，他所能執行的一係列行為就是他自身的基本屬性。在這裏，我們用一個生命體來比喻地震本身。地震的行為和屬性已經合為一體，所以它不再具有其他的行為和屬性。簡單來說，就是這種存在的內在本質與外在形式實現了統一。特定行為的意旨已經融入了該行為本身，摒棄構成了它根本的目的和理性意義。這種存在就是我們所謂的人格因素。
詹姆斯認為，利用科學的態度來審視地震這一現象有可能是一種危險的事情。因為科學可以幫助我們認識危險，但不能為我們提供規避危險的方法。為了抵製科學觀的那種過於嚴苛的認知，人們會對危險作出防禦反應。幹擾和憂慮都有其產生的緣由，它們一起構成了獨立事件。這一事件就像是社會的一員，盡管他可能是一匹“害群之馬”，但他依然是我們中的一員。他不是局外人，而是我們的同伴。隻要能明確這一點，他就可以消除恐懼情緒。
一般來說，恐懼情緒與其他各種感覺或情緒一樣，都有特定的功能。如果動物從未體驗過恐懼，那麼它還會產生逃跑和抵抗的念頭嗎？答案顯然是不會的。它隻會在生存鬥爭中被對手消滅。這就是恐懼的理由和意義。
無疑，恐懼情緒有時可以激發我們的鬥誌，它可以使我們向後退，當然也可能把我們向前推。所以，如果有人問恐懼的本質是什麼，我會毫不猶豫地回答，恐懼的本質是一種約束力。在危險麵前我們會產生恐懼情緒，而恐懼情緒會激活我們本性中的防禦機製，從而來抵消我們心中的不安。人類的感覺功能是不可改變的，但人類的理智卻能通過本能的激勵和鞭策來改變事態，這樣就能使人的內心安定下來。
理智同時賦予了事件以共性和個性。雖然個性可能給我們帶來負麵和惡性的東西，但是它仍是我們當中的一員，它的社會性和人文意義不可改變。
每一場戰爭都是一場災難，即使它是一場正義的戰爭。但是我們仍然會對此產生驚異、崇拜和敬畏的感受。抽象的東西可以通過極其簡單的過渡成為具體的東西。這是一種可怕的現實。世事無常，瞬息萬變，這些給我們帶來了巨大的衝擊，給我們留下深刻印象。靜思細想，我們就能意識到，如果天賦真能給我們帶來一種對抗恐懼的防禦機製，那麼情況就會變成以下模樣：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將那些災難事件簡化成了一些初級人格，這一過程會使我們對這些事件建立一種熟悉感，這種熟悉感會使我們舒緩壓力，感到輕鬆。
理智可以幫助我們自由地利用、支配和掌控事物。一個人理智力量的大小取決於其知識儲備的多少，兩者之間存在直接的正比關係。然而，人類早期對理智的研究顯然不夠成熟，這是因為在對它們的解釋中缺少了一些普適機製。並且，這些研究的時間和空間跨度有限，不足以代表對理智的整體研究。
而其他的東西又是怎樣的呢？如果理智缺少了其他因素的影響和輔助，那麼它隻能認識到自己的無知與狹隘，以至於使人類迷失在浩瀚的大海中。但是本能卻不會使我們迷失方向，它一直處於一種十分警覺的狀態，它與進步和科學一起成長。它能夠使我們站得更高看得更遠，擁有一個更高的格局觀。同時，更為重要的是，他還為人類引入了一種信仰的力量。這樣一來，整個宇宙都充滿了各種奇特的意旨，這些意旨轉瞬即逝且又千變萬化。我們按照規律行事的範圍正是我們按部就班運轉的活動領域。隨著文明的不斷發展，這種領域也會不斷擴展。我們的理智習慣於將事物理想化，同時也傾向於將它們構建成一種成熟的科學。對於理智來說，整個宇宙都是因果機製的產物。
事已至此，我們隻有回首冥思，才能重新發現最初的信仰。現實的殘酷讓我們不禁對曾經的信仰感慨萬千。如今，這些信仰不是被科學占領了高地，就是成了科學準備揭示的下一個目標。然而，隻要我們從回首顧盼之間發現了它們，我們就能結合理智和本能共同來對它們加以解釋。我們會驚奇地發現，無論我們曾經信仰過什麼，它們必定都跟同人類相關的利害關係有所牽連。這樣一來，我們就能發現作為文明人的我們與那些原始人擁有著很多同樣的東西。而如果要問，我們與原始人有何不同，那我的答案必定是這樣的：我們相較於原始人，在信仰方麵更顯複雜、誇張和臃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