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十年代末興起的是一場不作宣告的文學革命。這一場革命所帶來的深遠的巨大的文學轉型，是現代文學史開掘不盡的資源。隨後開始的“後新時期文學”乃是它的前行者壯麗事業的繼承與發展，當然更有合乎時代邏輯的嬗變。但不論如何，它不能取代甚而遮蔽前驅的光輝。畢光明這本《文學複興十年》以令人親切的可讀性喚起我們對那個節日般的文學時代的追懷。它的醒目的書名、豐富的內容和結實而新穎的表述使我們意識到舊話重提的必要，一同那個十年本身的輝煌相比，我們吃驚地發現以十年為題對其進行研究的專著迄今不過有數的幾部。當又一位研究者傾盡心力用獨有的方式建設性地重構出那最富活力的文學創造世界，我們的感覺又被喚回到潮流拍岸、水沫盈袖的溫馨和激動之中。不僅如此，“文學複興十年”這個包含了價值的文學斷代史標從一定時間距離上正在召邀理論批評向它的重返。這本書踐履了一種責任又證實了重獲趣味與深度的可能性。
《文學複興十年》主要論述1978一1988十年間的文學運動。作者特別注重“新潮”和“純文學”的介紹和辯析，而不求全麵展開。在這本書中，他著重討論了新潮詩歌和具有前傾姿態的小說。作者把新漸詩運動和現代派文學潮流看成是十年文學中最重要的、起決定作用的文學現象，故論述最為充分。
這本著作所述雖不求全，但從總體的布局看，其鋪蓋麵和涵容性卻相當廣泛，它涉及了新時期文學中的若幹最基本的和最重要的文學命題。如《曆史轉折與文學革命》，此文力圖給人以新時期文學複興的宏觀印象，它拎出主要線索因而凸顯了曆史轉折與社會開放前景下的文學革命的生發過程及其實績。對“文體自覺”的較為全麵的縷述，抓住了新時期文學的階段性意義的重要方麵，而這是同類著作多半忽略的地方。《作為人格精抻的“歸來”作家群》，把“歸來”的文學創作看作是一種“文化現象”，考察屈原精神在當代知識分子身上的變異，栺出了“歸來”一代作家在創作思想上的誤區，這無疑是對極左年代政治高壓下知識分子人格扭曲的一種透視和檢討。此文的觀點讓人耳目一新，有很強的創造性開掘。
畢光明的文學研究在傲觀研究方麵也著力甚多。近年文論，大而無當的空泛議論過多，許多論家很少麵對具體作品作深入細致的研讀，浮華之風漸盛。畢光明此書對北島、顧城、王蒙、張賢亮以及“尋裉三家”阿城、李杭育、鄭萬隆等的研究，都是青年學者良好學風的展示。他所選擇的都是在新時期文學中代表某種傾向的作家。論述中因人而異，注意發掘作家創作中帶有貫穿性的獨特方麵，展示僅僅由他的這種獨特性給當代文學發展提供的例證及貢獻。
“批評的批評”在這本書中的位置也很突出，可見作者對文學批評的關注。書中涉及當代學術界的幾位學皖批評家，努力找出他們的評論研究的個性以及在新時期文學建設中的建樹。從他的論述中可以見到他這方麵的評論很多長處是由於作者與這些批評家的直接接觸，他所擁有的直觀的經驗是同類批評者所難以做到的。
此書當然不會完美，它也保存了它的不足與缺憾，例如作者關注的純文學理想與曆史批判的激倩就抅成一種矛盾。他一再尋我文學與非文學的疆界，試圖維護文學的藝術創造的獨立合法性，但他肯定於作家的獨造和成功的，往往又取決於這些作家對於社會的介入的強度。一方麵追求超越一方麵又不自覺地貼近。這大約是“有幸”經曆滄桑的老三屆一七七、七八級青年學人的通“病”。作者自己感到遺憾的是，在這本書裏未能以專論寫進他認為很重要的幾位新時斯作家，這的確在體例上使專著的完滿性受到了影響。
最近十餘年，畢光明幾度來京進修訪學，他先後兩次來北大中文係。他的勤學敏思給我留下深刻的印象。多年之後他重返燕園，在我主持的“批評家周末”中他是相當活躍的一位。每個題目他總是認真閱讀準備，言論新銳而不浮泛。這番《文學複興十年》書成，翻閱一過，很為他的進步慶賀。
9.世紀之交的精神曆險
二十世紀中國現代主義詩潮是一場悲壯的精神曆險。它與新詩同時誕生，卻承受了來自多方的攻訐與詰難——甚至包括新詩人中的一部分人。中國現代主義詩潮始終是在抗爭中默默生長，抗爭幾乎是現代主義詩潮的宿命。
中國現代主義詩潮所遭受的最為著名的指責是：晦澀和逃避社會責任。從二十年代到八十年代都是如此。其實，排除現代詩在實驗過程中的局部歧誤之外，這種指責大多來自美學懶惰與思維簡陋——他們總是希望一目了然地在詩裏找到某種思想的稀釋說明。與這種不加思考的憤性指責相反，中國現代主義詩潮總是敏銳地感受時代的步履，並在時代的行進中作出藝術的反晌。在新文學的生成期，在三十年代、四十年代中國社會的風雲激宕中，在五十年代以還台灣社會的急劇轉型中，甚至在一場以“文化”命名的浩劫中，現代詩都是時代忠實的兒女，勇敢地置身於風暴的旋渦，記錄了獨立心靈對社會巨變的反響與沉思。這些現代詩人有時甚至麵臨死亡的威脅，如四十年代上海詩人群和七十年代大陸的現代詩探索者對文化統治的挑戰。那時，一首詩都可能是死亡的證據。然而，他們時刻沒有忘記自己是詩人。他們沒有簡單地把曆史事件白描式地擺放在詩歌裏，而是進行了藝術轉換，使生活真實轉化為藝術真實，使重大的時代事件幻化為變成詩敢的細節，他們追求的不是曆史事件的機械再現，而是詩人對曆史事件作出的獨立思考，如四十年代西南聯大詩人群和八十年代新詩潮運動的那些“挑戰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