韓毓海的專業是當代文學，他把思考的某些重心放在“五四”新文學的傳統之上，對此我想並沒有什麼不好。中國當代文學學科的建立，是當代文學的成熟和豐富所使然。在五六十年代，它隻是中國現代文學史的一個很不重要的附屬，直至七十年代末方才以獨立學科的形態出現在科研教學領域。對於當代文學而言，它雖然因長期的扭曲而呈現了對新文學傳統精神的某些變異，但它畢屬於五四新文學的譜係。新文學的基本精神和素質都在這裏得到了延續和發展，盡管在它的歧變的過程中也有許多消匿，我們的目標在於促進中國文學在現時代的發展，為此我們便需要在曆史的對比中得知我們所處的位置：這便是前進與追尋；在這個過程中，增多和發展了什麼，而削弱或消失了什麼。
將當代文學從現代文學中分立出來，是當代文學的日益自立和完整性的必然。作為一個相對獨立的學科，它取得了重大的發展進步，但我們卻日益感到某種匱乏，且日益希望把它還歸至新文學的整體性中予以觀照。本書並未論及當代文學現象，但對於中國新文學獨特視點的切入，開創了理論的新界麵，它在新文學發展的諸多層麵的展開，有不少精彩的論點，這些實績的取得無疑為這一學科的研究提供了新的經驗，盡管即使在理論建構中它仍存在這樣那樣的缺陷。
在當今的新文學硏究中，現代部分與當代部分的隔離現象仍然存在。從事現代研究的往往劃地為牢，不很理會五十年代以後直至九十年代新文學的發展。從事當代部分研究的，一般也不甚顧及曆史的來路，從而尋出今日發展的昨日依據。因而把五四運動迄今的七十餘年，甚至把戊戌變法迄今的近百年的文學曆史放置在中國兩個世紀之交的巨大背景上來省察，哪怕隻是粗略地勾畫出這一曆史階段文學發展的大體輪廓，以至於寫出這樣一部具有宏大整體感的中國新文學的百年史便成為我們的殷切期待。
本書作者現在所從事的工作，暗含了我們的這種期待。把中國現代文學史的研究視野上溯至上個世紀末的社會、文學背景中去，作為中國新文學產生和準備工作的考察，再把它從五十年代一直延伸到這一個世紀末，作為對於那個偉大開端所創造的文學世界的未來展示的追蹤，這意味著對於中國新文學從孕育、誕生、發展乃至其間的變遷的整體史論框架的調整和強調；撇開這本著作的學術建樹不談，單就提供的這種視野、這種範式以及這衝可能性便是十分鼓舞人的。
本書作者治學有一種可貴的激情投入的精神，他筆下所敘往往帶有強烈的曆史共震？這對於研究中國近現代史特別是文學史的人來說是很重要的。這一百年提供給中國知識者的是無邊的苦難以及由此引發的深重的優患感，作為這段曆史的敘述者，冷漠則近於殘酷。當然治學畢竟是治學，麵對事實，一種冷靜和科學的態度不是不必要的。我以為作者基本上對此處理恰當，在他機敏、智慧的敘述後麵，有一種不無悲裒情調的沉思，而對曆史的倒退和彎曲，他更有一種憤激，這種憤激，有時又化為一種凝重的批判精神。
在北京大學中文學係的博士研究生中，韓毓海大約是最年輕的一位。中國的青春是值得羨慕的，有時這甚至包括過早地承受危難與挫折。我曾說過，我不崇拜青年，但我崇拜青春的熱火。長溝流月，寂然無聲，但流向遠方的水希望有不竭的後續。這也可以算做我個人對他的期待。
13.文藝傳播學的建設
當今的世界，識飛速增長，信息量不斷擴大，東西方文化的撞擊、滲透和融合也在迅猛瀲烈地進行著。在這樣的時代氛圍中，現代科學（包括社會科學和自然科學）一方麵趨向整體化，出現了知識係統的高度綜合；一方麵又在各門學科內部，更求精微細密，產生多元深化的分支。文藝寧這門以人類心靈的創造物和餓進史為研究對象的科學，其綜合和分化更顯得迅速而活躍。
文藝學硏究向來有兩條主要路途：一條是在既有的材料基礎上“皓首窮經”，探本求源，闡述創作的理論和批評運作的方法等；另一條路途是借鑒、吸收社會科學、人文科學和自然科學的研究成果，尋求觀察、描述文藝活動和規律的新視點，注意多學科的交叉融合，重在探索和創新。這本《文藝傳播學》的研究途徑屬於後一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