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不論如何，經濟的發展帶給全中國創作界的，則是無可置疑的自由度。其間改善幅度最大，進步最顯著的地區，則是祖國內地。要是從四十年代初期算起，直至這個世紀的八十年代，將近半個世紀的文學風雲，給予這一地區作家的創作的負麵影響至為巨大，這一局麵終於在九十年代得到了改變。所有的行政性舉措已不會對作家自以為是的創作構成威脅，那種定於一尊而罷黜百家的時代已經過去。
這樣，中國的“兩岸三邊”已在相當寬裕的程度上獲得了共同語言，而旦，也在相當廣闊的範圍內獲得同步發展的契機。中國的這三個地區板塊，在經曆了各自的苦難和離亂之後，終於在二十世紀日落之前達到了精神文化層麵的殊途同歸。
16.在市場大趨勢麵前
作為這種文學認同的共同標誌，其一是文學的迅速的走向市場。相當一部分文學已從意識形態的羈約中掙脫出來，如同商品那祥按照消費市場的需求調節自己的生產，也如同一般商品那樣進行商業性的包裝，隻是包裝的尹段略有差異。由此就出現了文學認同的另一個特點，這就是商品化事實上無法覆蓋這時代的所有文學現象。因為文學已失去由行政手段整齊劃一的指揮，因此各行其是的文學依然生存並發展在商品化的夾縫之中。這個階段的文學，雜呈是它的主要的生態。既然權力金錢都無法最後統一文學，多元並存便成為了文學的基本狀態，在中國的任何一個板塊中，文學的主流化事實上都難以產生、即使產生也不會持久。
負荷過重的中國百年文學，終於卸下了它肩上挑著的沉重的擔子：擔子的一端是“救亡”，擔子的另一端是“啟蒙”。不是說這個社會從此擺脫了危亡的威脅，也不是說文學可以對廣袤國土迄今尚存的貧困和苦痛無動於衷，而是說，現今已不是清末的列強虎視於國門，也不是三十年代的大片國土被侵略，偶而鳴響在南海上空的炮聲，大抵也隻留下一種警醒的意味。至於啟蒙，中國文學顯然已具備如下的徹悟，它決非朝夕之功、也並非下了決心可以一蹴而就。啟蒙隻是一種浸潤，它排除藥到病除的簡單邏輯。文學未曾放棄，在商潮滔滔之中，一部分文學家和學者仍然堅守精神的高地，高揚文學的使命意識。
17.走向覺醒的先知
這一百年的中國文學，從爭取社會進步推及到爭取人的實現，走過了一個完整的過程。這個過程是文學家們在以文學作品推進社會改革的同時，發現自己的“呐喊”在那些麻木的“看客”麵前構成了絕大的諷剌。不用說那種激昂慷慨的關於鳳凰再生的呼喚，對於廣大的“沒有音樂”的耳朵一切都不會產生，就連以生命的犧牲為代價的行動，犧牲者的鮮血卻成了愚昧民眾吞服的靈丹妙藥。中國二十世紀最先發出呐喊的那位作家，在他的沉痛之作《藥》中，向我們揭示的就是這樣悲愴的一頁。從清末萌起的“實業救國”，到後來一批仁人誌士學習西洋或東洋的努力，最後發現，他們麵前永遠是表情遲鈍的看客！這樣，不論是魯迅還是郭沫若，他們的從醫學向著詩學的轉換，從病理的修冶向著心靈療救的轉換，恰好印證了他們作為先行者思考中國問題的先見之明。康有為讀了黃遵憲的詩，讀出了救國救民的體會。他在為黃遵憲的《日本雜事詩》所寫的序最後說：“方今日本新強，爭我於東方，考東國之故者，其事至念。誦是詩也，不出戶牖，不泛海槎，有若臧瑉之畫、張騫之鑿關。”梁啟超則極力推崇文學警世的作用，他把小說的使用價值推到了至高無上的地位，把小說內容和文體的變革與社會盛衰、國家興亡緊密聯係起來，這就是他那為眾口交傳的“欲新一國之民，不可不先新一國之小說”的觀點。中國文人很早就覺悟到了民眾的愚昧與人心的未開化是強國的大礙，要強國必先新民，新民就要重視文學的教化作用。這就是近代以降文學改良或文學革命的核心思想。這種思想視文學為療救之藥的實用目的感非常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