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現代性的爭取
隨著新文學運動和新文學革命的逐漸深入，現代思想也浸潤到這一批先知先覺的文人身上。於是在注重文學重鑄民魂的恒久功能的同時，開始了以人為目標的現代性的爭取。最早一批新文學作家從古典作家那裏繼承了人道關懷的傳統，同情並施博愛於弱者，以濟世的精神給需要幫助的人以救助，這從胡適和沈尹默最初的同題詩《人力車夫》的構思中可以看出。沈尹默的詩是：
日光淡淡，白雲悠悠，風吹薄冰，河水不流。
出門去，雇人力車。街上行人，往來很多；車馬紛紛，不知幹些什麼？
人力車上人，個個穿棉衣，個個袖手坐，還覺風吹來，身上冷不過。
車夫單衣巳破，他卻汗珠兒顆顆往下墜。
胡適的詩是：
“車子，車子！”車來如飛。
客看車夫，忽然中心酸悲。
客問車夫：“你今年幾歲？拉車拉了多少時？”
車夫答客：“今年十六，拉過三年車了，你老別多疑。”
客告車夫：“你年紀太小，我不坐你車。我坐你車我心慘淒。”
車夫告客：“我半日沒有生意，我又寒又饑。你老的好心腸，飽不了我的餓肚皮。我年紀小拉車，警察還不管，你老又是誰？”
客人點頭上車，說：“拉到內務部西部！”
沈尹默的詩隻是寫出社會的貧富差異，這種平麵的對比，從元白的新樂府詩就開始了。相比之下，胡適的詩則顯得深刻，他指出了這種傳統的人道主義者在複雜的社會現實麵前的尷尬——這種人道主義的另一麵可能就是非人道的。在胡適的詩中，無疑是注入了更具現代性的思考——這其中還寓含著輕微的嘲諷：就是說，可憐的同情弱小的精神，可能是以犧牲和壓迫弱小為代價。
百年以來中國文學爭取人的實現的第二個階段，是人性的覺醒。這種啟蒙，最初是以對於中國封建的曆史揭露相結合的麵目出現的。在魯迅的《狂人日記》中，一方麵是揭示“人吃人”的曆史，一方麵則自然顯露出有著“異端”色彩的“狂人”形象，而“狂人”則是呈現了能夠進行獨立思想的人的萌醒。
較早關注人性的啟蒙工作的是《新青年》和胡適。胡適在1918年便寫了《易卜生主義》一篇長文。他在這篇文章中引用了易卜生在通信中的話：“我所最期望於你的是一種真實純粹的為我主義。要使你有時覺得天下隻有關於我的事最要緊，其餘都不算什麼”，“你要想有益於社會，最好的法子莫如把你自己這塊材料鑄造成機器”，“有時候我真覺得全世界都像海上撞沉了船，最要緊的還是救出自己”。這些話在當時真有點驚世駭俗，因為被周作人稱之為的“個人主義的人間本位主義”，在當時中國的環境中是一種絕對的陌生之物。胡適還引用《娜拉》一戲中的一些台詞。在這些台詞裏，娜拉強調作為獨立的女性，餘了對家庭的責任之外，“我對於我自己的責任”是同樣神聖的；當她被提醒說你是一個妻子和母親時，她回答說：“這種話我現在不相信了。我相信第一我是一個正同你一樣一無論如何，我務必做一個人。”
19.文學的沉痛
“我務必做一個人”，這指的是獨立的、個體的不依附於他人的覺醒的人。胡適和《新青年》向二十世紀的中國人介紹這一思想，既是對中國傳統的非人的觀念的嚴重祧戰，又是向著剛剛從封建桎梏中解放出來、尚未獲得覺醒的人的意識的中國人的啟蒙。這較之初期那種未能擺脫自高而下的悲憫觀念的人道思想，無疑是大大前進了一步。這是中國文學跨入現代社會的一個重要標誌。
中國百年文學關於人的主題的確認，走過了漫長而艱難的路途。由於中國是一個以農民為主體的社會，小生產者的狹隘性和依附觀念，是社會指導思想的基礎和天然同盟者，這使得中國文學在爭取表現人的覺醒的道路上步履艱難。在二十世紀的後半段，由於政治的逆轉（如在文革時期）導致普遍的非人性泛濫，不僅人的主體性喪失了，而且是全民陷入現代崇拜的狂潮之中。曆史在這一時期的大倒退，是以人性的泯滅和神性的張揚為明顯的表征。
中國新文學人的爭取最終以人的主體意識的確定為其完成的標誌。可以稱為最後的爭取的文學的這一階段，始於文革的結束。那時所謂撥亂反正，主要是指清算和糾正社會政治各層麵的動亂，文學不過是借助政治批判的時機，開展對於非人性和反人性的控訴。悲憤的旋風掠過中國文學的蒼茫的空間，喚醒了中國作家長期被扭曲和被壓抑的人的意識。以巴金的《隨想錄》為代表的一批作品，開始了心靈的自我拷問，而不是如同以往那樣把一切諉之於他人。巴金在他的散文《小狗包弟》中為自己的苟活，為自己不能保護一隻可愛的小動物而愧恨：“我瞧不起自己，我不能原諒自己！我就這樣可恥地開始了十年浩劫中逆來順受的苦難生活。”巴金的沉痛代表了中國文學的沉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