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新的希望和新的危機
中國百年文學的嶄新階段，也許將誕生在我們稱之為的“後新時期”之中。“後新時期”同樣是社會開放的產物，它保持與新時期的承接性，又萌發了有異於以前的新的品質，這主要是湧動的商品化社會的陚予。在這個社會發展的時期，財富攫取和積累的衢道和方式多樣化了；人的欲望也得到前所未有的誘導和發散；發達的城市和大部分還處於貧苦的農村之間的差距也隨之增大；這表明新的困擾和新的矛盾也隨著社會的進步得到新的展現。社會在充分發展它的潛能的同時，也充分發展著它的肮髒和罪惡。擁有諸多可能性的社會，同時也擁有了諸多潛伏或公開的危機性。
中國社會這種超常的膨脹式的發展，加上對以往的閉鎖式的意識監控懷有驚懼的經驗，屈從於誘惑混同著“過來人”的機變，造成了文學在尖銳的現實狀態中的逃避。一些人寧可使自己的筆墨趨隨流俗最後怡悅輕鬆而棄絕負重的承擔。在這個世紀末，一種普泛的文學趨向是，躲避崇高而恥言理想，遊戲和縱情成了文學的常態——盡管有人為此發出憂慮的呼喚。九十年代關於重建人文精神的爭論，以及關於理想主義的提出，都是上述那種關懷的呼應，也是對一百年前形成的那種民族興亡的焦慮和憂患的延伸和對接。
這表明中國又麵對著一個傳統的命題，即文學究竟應該為它的時代承擔些什麼，麵對俗世或躲避崇高的態度，在世紀憂患麵前究竟是否可取？中國文人巨年來的爭取應以何種姿態加以接續，或者幹脆說，應當不應當加以發展接續？當然，影響並規定了中國百年文學性質和走向的救亡或啟蒙的題目，在今曰已失去它的本意，中國仍有優患，但不是危亡；中國仍有愚昧，但愚昧並不是全民族的普泛。現今的中國是一種雜呈和兼有，從最先鋒到最保守的兼容並存。
21.拯救心靈
二十世紀的文學兩大主題；救亡和啟蒙，顯然已被新的內涵所替換。這種替換與一百年前的確立，同樣是非人為的，到底是為社會情態所取決。從二十世紀僅剩的最後幾年，直到進入新的世紀，中國文學受惠於社會的大進步，同時又感知了社會的大優患。這種大優患不是百年前那種外國兵艦或炮火的入侵，不是國土被“割讓”那種裂心的苦痛，而是排斥了表麵的喧囂之後更為沉穩的焦灼，這就是，在沉淪的道德和信念麵前，在人的欲望無所顧忌的充分宣泄麵前，精神在物質麵前的潰敗。要是說，本世紀初魯迅通過“狂人”發出疑問：“凡事總須研究，才會明白。古耒時常吃人，我也還記得，可是不甚清楚。我翻開曆史一查，這曆史沒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頁上都寫著‘仁義道德’幾個字。我橫豎睡不著，仔細看了半夜，才從字縫裏看出字來，滿本都寫著兩個字是‘吃人’！”並且喊出“救救孩子”那振聾發聵的聲音，那麼，在二十世紀的最後時刻，我們的呼聲便是：“救救人心”！
人必須改善自身。而改善自身的工作，依然是文學的責任。從上一個世紀末到本世紀初，文學效力於開啟民智、重鑄民魂，或者幹脆叫做“改造國民性”，到了現在，卻依然是一個嚴重的課題。在金錢和權力的雙重擠壓下，人在新的環境中受到新的扭曲。人顯然不能等同於動物，強調人的本性的伸展，並不是使人回到動物的本能。生的欲望和性，並不是人性的全部內容。人之所以為人，是人會思想，有精神的勞動和尋求。在文學藝術中，把人與其它動物不可判別的最低點變成人性的極琅和全部，顯然是一種悖謬。
世紀末要求於文學的，是阻止人向著世俗的泥潭無限度地下滑，文學理應為恢複人的尊嚴和高雅而抗爭。當前相當一部分文學專以滿足人的感官享受為能事，不是引導人向著教養和優雅，而是讓人變得更加無聊和俗氣。那一些作品滿紙都為庸俗的“神侃”所充填，一副玩世不恭的麵孔，和耽於聲色的遊樂，這一切都提醒人們製止這種“遊戲”造成心靈傷害的必要性。與上個世紀末的強國新民的使命相對應，文學在本世紀末有必要把使人更有修養和更加高雅作為自己的目標。文學在滿足人們的諭悅和休閑方麵已經做了很多，在絕大多數的通俗作家那裏，他們今後仍將效力於此。這樣，占人口比例不多的中國的知識良知和文學精英以付出不是全部精力貢獻於塑造健康的人性和靈魂的工作，就是一個並非可有可無的嚴肅的話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