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要以更為全麵的精神健康，麵對即將降臨的新世紀。這方麵的工作在人自身，但需要作家和藝術家的導引。目前最重要的是，要傳出警世的聲音提醒人們不可因物的堆積而窒息了鮮活的精神。人如何在物欲的誘惑中始終持有自我節製的能力，如何在擁有更多的物質享受的同時不致成為精神的貧血者？王安憶在接受一次采訪時表達了她對當代文化狀況的憂慮，自謂，她“是一個嚴肅的作家，對大多文化人喪失理性決不原諒”，並對商業轉型期的文化生態環境及文化人的急功近利感到壓力，她感到了“寂寞，真是寂寞”王安憶所感到的，正是中國懷有良知的一代作家所共同感到的。
22.重申文學使命
回想上一個世紀末，那一批為挽救民族危亡奮起抗爭的仁人誌士，當他們在其它方麵感到幻滅之時，對文學投入了何等殷切的目光！他們把新民強國的理想完完全全地寄托在文學身上，文學成了他們實現夢想的最後通道。他們對文學當然是一種過望。實際上，中國複雜的社會不可能由於文學的加入立即改變。但文學畢竟在保存記憶和喚起熱情方麵，能有一種浸潤和感化的作用。文學家不要回避“教化”。文學誠然有多種多樣的功能和作用，但是，要是在這些作用中抽出“教化”，文學會是多麼的空虛和蒼白！也許有的文學家情願放宑這種職責一他當然有這自由，甚至包括不做文學家的自由，但切不可反過來嘲笑“教化”。在文學多樣的功能中，不能因為怡愉或休息而放棄責任。放棄責任的文學，是貧血的文學，也是失重的文學。
在這個世紀末，我們不會簡單重複上一個世紀末的文學觀念，因為超負荷的文學的尷尬和窘迫已給我們以痛苦的經驗。但文學既然不能在上一個世紀末的苦難麵前無動於衷，當然也不能在本世紀末的喧囂、浮矂和焦慮麵前無動於衷。麻木和失去記憶是文學的癌變。
此時此刻，我們已經望見了二十世紀的老太陽正緩慢移過我們的頭頂。它用最後的光焰撫摸亞洲東部這塊充滿苦難的大陸：古長城坍塌的牆垛，渾濁得流不動的黃色的地上懸河，圓明園火焚的廢墟，還有旅順口沙礫中的殘存的彈片……幸好這一切悲慘的風景，並沒有被世紀末血般燦爛的霓虹燈下的尋歡作樂的喧囂所淹沒，它還殘存在一些不曾失去記憶的心靈之中。
這個世紀末的中國作家和理論家，都喜歡征引他們所崇尚的人物的諸衝言說。但稍加留意，發現他們所征引的都是這些人所樂於引用的那些話，他們普遍存在某種“有意的忽略”。像如下這些言說，我們的征引者不是裝作沒有看見，便是裝作毫無所知，因為，這些話多少都在批判著他們的失去曆史記憶和對事實的麻木不仁。
加繆說：“為藝術而藝術的真理，其實這不過是喊出了不負責任的聲音罷了。為藝術而藝術是一位超然藝術家與世隔絕的消遣，確實也是一個人為的、專門利己的社會矯揉造作的藝術。這種理論的邏輯結果就是小團體的藝術，或者是那種靠著裝模作樣、抽象觀念以及導致整個現實毀滅而存在著的純粹形式主義的藝術。這樣，少數幾部作品打動了少數幾個人，而多數粗製濫造之作則腐蝕其他許多人。最終，藝術便在社會之外形成，而與其活的根源卻斷絕了關係。漸漸地，即使是頗有名望的藝術家，也隻好孤獨寂寞”。他還說：“不負責任的藝術家的時代結束了。當藝術自由的唯一目的是保證藝術家安逸舒適時，它就沒有多少價值了”。薩特的話同樣強調了文學對世界的介入，指出文學並非與世無涉的事業，他說：“不管你以什麼方式來到文學界，不管你曾經宣揚過什麼觀點，文學把你投入戰鬥；寫作，這是某種要求自由的方式；一旦你開始寫作，不管你願意不願意，你已經介入”。他特別提出勸告：“作家應關心人們所寫的時代，為同時人寫作，為改變我們周圍的社會出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