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8日晚，采訪高校教室管理員蔣長宏，他說：“老電影院被拆，沒有補償金，上有宿舍，各自找歸宿，給點租金。新電影院財政出資200萬元，餘款自己籌集，欠建築公司300萬元。
“我任單位小頭頭，以改製小組成員身份參加資產評估，貼過告示，買主確定後又貼過1次。
“在職56人，提前退休差幾個月也不行，除11人以外，全部下崗。我今年56歲，2004年4月單位職工保險移交給勞動局，自繳養老保險額的23%，10月退休。
“過去宣傳敬業愛崗，幹一行愛一行，又紅又專，不會三心二意。車工鉗工能找工作，我們沒有八腳全通，除會放電影外還能幹什麼？沒有一技之長，在社會上怎麼混？”
請求他推薦一人，他答應找末代皇帝——最後一任經理，到時會麵一次。第2次找他，解釋“皇帝”外出，第3次也是這樣。
2008年2月17日，根據織造廠職工提供的線索，接通江向和的電話，我告訴他：“上次與你聯係，你講忙，春節後再約。”
傳來對方的聲音：“你電話裏問，我回答，基本內容與蔣長宏一樣。見麵要約時間，煩。”
“最好能麵談，各方麵都拉扯一下。”
“再說。”
10月29日晚，帶著問題請教蔣長宏，他為我答疑：“資產評估，土地不按商業價格，而是按文化性質低評。有一點我想不通，一個人氣旺盛的區級電影院地價等同於深山老區的，後者評102萬元，偏高。後來當地人對資產所屬有異議，受讓人出售的張貼文告也被撕毀，無法處置資產。現在縣城內西北電影院已拆，補償費360萬元；老電影公司也拆，補償120萬元；一個區級電影院出售180萬元。
“隻開過一次改製動員大會，縣宣傳部長作報告，他說資產低評，肉爛在鍋裏；職工崗位要保，不能無飯吃。
“競標告示8開紙，內容很簡單，由我張貼，位於售票處一側，對象為內部職工。最後截止時間為下午5點，無人過問，因為大家心裏明白誰是得主。經理於2001年1月上任，為改製而來，位置已排定。他在這天到省城，改製小組副組長電話邀他，勸他接受，他在最後時點前趕到，收拾攤子。”
“轉讓價低於評估價？”我問。
“沒錯。”
“改製在2002年，勞動關係移交卻在2004年，為什麼？”
“安置費不足，按照事業單位改製文件，標準可以降到500元/年以下，職工絕對不能接受，展開一係列上訪活動。我們找各位領導，縣委副書記很關心我，告訴主管局局長，我有兩個孩子上大學，‘春風’行動一下。局長來電話要上門，我回話，如果帶1壺‘金龍’油、2袋大米，錄像鏡頭對準交接，請送他人。我單位更困難的還有，為什麼送給我，是我吵得厲害。你如果空手來訪貧問苦，我打開大門歡迎，否則私宅受法律保護，不能闖入。第二次又來電話，說已經安排好，我仍然嚴詞推開。
“一批人到主管局，改製小組副組長接待，接近中午時分，”他彎下身，手貼耳，做出打電話的姿勢，低聲說：“‘老蔣，中午準備二桌飯。’我回答：‘不用，我們自己買快餐，請原諒，可能會將你的辦公室搞髒一點。’吃了人家的嘴軟，我不能因此被堵住嘴巴不說，放棄下崗人的權益。我們進辦公室，自立規矩，不能亂翻東西，要文明行動。
“縣人大會議前，我告訴局長，如拖延不管，向各位代表散發我們求生的文告，爭取支持。局長勸我們放棄，問題總能解決。‘十六’大即將召開，我又告訴局長，作為一個黨員，有權向總書記反映我們的呼聲。局長好言相勸，我們仍寄予希望。吃飯是第一大事，我們發出最後的聲明，如果限時不解決，要占有已轉讓的電影院一部分，組織電影放映，贏得生活費用。主管局長感到很緊張，與我們展開積極的對話，尋求解決途徑。
“一個區級電影院安排改製，我們堅持認為，不能再像縣級電影院一樣內部消化，財富流向個別人，要向社會拍賣，餘款用來安置我們這批職工。這個電影院在一年前獨立，我們咬定他原是總公司的一部分，是大家的資產，職工有權享受。我們的合理要求得到支持，由拍賣行主持，陽光操作，拍賣價大大高於評估價，安置當地職工後的餘額返回給我們。我們按照事業單位改製文件的標準得到正常安置，留有餘額，我建議沒有納入提前退休的人再加1萬元，劃入社保賬戶，逐年扣繳養老保險費額，讓下崗人緩口氣。爭取近二年，安置問題才劃上句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