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計 圍魏救趙(3 / 3)

宦官劉瑾想獨攬大權,於是就在明武宗麵前準備了各種雜藝,等武宗玩賞得很入迷時,就故意取了很多各衙門的奏章來請武宗處理。

正在興頭上的皇上說:“我用你是幹什麼的?你要用這些事一件一件地來煩死我嗎?馬上拿走!”劉瑾這樣做了幾次。以後事情無論大小,隻隨劉瑾裁決,不再報皇上審定了。

李淵起兵反隋,其子李世民進軍河南。河南各州縣雖然都相繼投降,但不久又都相繼叛離。當時尉遲敬德剛剛投降過來,眾將領懷疑他也會叛變,因此將他打入囚牢,監禁起來。屈突通、殷開山等以“敬德武藝超群,勇猛非常人可比,留下恐有後患”為由,勸李世民殺了敬德。李世民說:“敬德如要叛變的話,怎能落在人後呢?”說完就命人將敬德放出來,引到自己住處,賜給他金銀說:“大丈夫意氣相投,不要因小的摩擦而耿耿於懷,我始終不相信讒言,那是用來殘害忠良之士的。你應當體察我的苦心,如果一定要走,這些黃金送給你,權作對你的資助,聊表我一時共事的情誼!”敬德聽了很受感動,然而卻沒說話。不久,李世民率五百騎兵巡行戰地。王世充率步兵、騎兵萬餘人突然而至,單雄信挺槊直取李世民。敬德見李世民危急,縱馬急馳,橫刺單雄信於馬下,保護李世民殺出重圍,回過頭來又率騎兵迎戰。這時正值屈突通帶著大隊人馬前來接應,王世充被殺得大敗,僅留得一條性命。李世民對敬德說:“你報答我何其速也。”

陸象先是唐朝蘇州吳王(今江蘇吳縣)人,唐睿宗時任中書郎將等職。公元712年,唐玄宗李隆基繼位登基,睿宗(唐玄宗的父皇)作了太上皇。武則天的女兒太平公主陰謀發動政變,試圖圖取大權,背後有太上皇睿宗的暗中支持,陸象先率先表示反對。玄宗皇帝先發製人,誅殺太平公主,太上皇睿宗聞訊逃上承天樓以躲避兵亂,許多大臣也紛紛逃往承天樓,投奔睿宗。唐玄宗見狀,說道:“幫助朕者留在這裏,不願助朕者離去!”於是有的大臣便轉身投奔承天樓,向睿宗表忠心去了。等政變被平息,唐玄宗控製局勢後,將那些危難時刻投奔睿宗的大臣姓名記錄在案,交給陸象先保管,準備進行誅殺。結果,陸象先將這份名單用火焚燒了。唐玄宗聞知,雷霆震怒,要治陸象先的罪,陸象先叩頭解釋道:“臣子赴君之難,是盡忠的表現。陛下現正以德服天下,怎麼能屠殺行義的人呢?所以,卑職違反君命焚毀它,以安定人心,平息反意。”唐玄宗一聽恍然大悟,稱讚陸象先做得對。

唐肅宗派郭子儀和廣平王李俶一同攻打長安。他親自去慰勞將士,並對郭子儀說:“事情能否成功,在此一行了。”郭子儀回答道:“這次攻打長安,如果不能成功,隻有一死而已。”當時,回紇懷仁可汗派他的兒子葉護等人率精兵四千餘前來助戰。到了鳳翔,李俶和葉護結為兄弟,葉護稱李俶為兄。當初,肅宗為了收回京師長安,曾與回紇約定:克城之日,土地、百姓歸唐,玉帛子女歸回紇。回紇看重財物,全都拚命與叛軍作戰。回紇分兵和大軍夾擊叛軍,從午時到酉時,消滅叛軍六萬人,叛軍大敗,部隊進入長安,葉護等人請實踐前約,廣平王李俶趕緊下馬拜在葉護馬前,說道:“現在剛剛收複西京,假如馬上進行搶掠,那麼東京的百姓,都為叛軍死守,東京收複就無望了。請到東京後再實踐前約吧。”葉護十分驚訝,跳下馬來,向李俶下拜說:“我一定為殿下拿下東京。”當即和手下的仆固懷恩帶領回紇、西域的精兵自城南繞過,到水之東紮營。唐朝軍民及胡人看到李俶的舉動,都哭泣道:“廣平王真正是華夷之主啊!”皇帝聽到了,也很高興,說他以屈求伸,自己也難以做到。李俶引眾入城,百姓扶老攜幼夾道相迎,歡呼悲泣,熱淚直流。李俶在城中僅僅住了三天就帶兵退出,紀律嚴明,秋毫無犯。等到攻克東京後,回紇想要放縱士兵大肆搶掠,李俶很是憂慮,請城中父老以錦羅萬匹賄賂回紇,才免去一場浩劫。

戰國,強秦虎視山東諸國,征戰連年。秦將王齒乞率兵攻打趙國,趙軍屢戰屢敗。樓昌提議派人到秦國去求和,虞卿說:“求和能否成功在秦不在我。秦國誌在打敗大王的軍隊,必定不許趙國和議。真不如倒向楚國,使秦疑心天下諸侯又將合縱,來共同對付秦國。這樣,秦將主動向我求和。”趙王不聽,派鄭朱到秦國去媾和。虞卿又說:“鄭朱是趙國的貴人,秦國必定隆重地接待他,以向天下顯示秦、趙友好。天下諸侯見大王向秦國求和,必定不來救趙。秦國知道天下不救趙,那麼和議終究不能成功。”

鄭朱還是到秦國去了。果然事情的發展如虞卿所料的那樣,議和終於未能實現。

曹操,字孟德,小名阿瞞,是一個善權變,足智多謀的人。時人稱他為亂世之奸雄,但曹操自幼不務正業,喜歡飛鷹走馬,遊蕩無度。曹操出身宦官家庭,看到他的無賴行為,他叔父便屢次告訴他的父親曹嵩。因此,曹操經常受到他父親的責罰。於是曹操便設計離間他父親對他叔父的信任。一天,曹操與叔父在路上相遇,他一頭躺在地上,口吐白沫。叔父不禁大吃一驚,連忙問他怎麼了,曹操回答說:

“可能是中了惡風。”叔父信以為真,連忙跑去告訴他的父親。曹操的父親聞訊趕來,卻發現曹操口貌端正,全然沒有中風的樣子。曹嵩問他說:“你叔叔說你中風了,難道沒有這回事嗎?”曹操反口說道:“我本來沒有中風,隻是叔叔不喜歡我,才到你那裏說我的壞話。”因此,曹嵩對曹操的叔叔產生了疑心。以後,其叔父再向曹嵩告訴什麼事情,曹嵩都不相信。失去了父親、叔父的管教、監督,曹操變得更加恣意妄為了。

以攻為守本是軍事上一種積極防禦的戰術,意思是講,即使自己處於防禦、困守,但不是消極死守,而是乘機主動出擊,以戰代守。在生活中,人們借鑒這一方略,當自己處於被動局麵的情況下,為爭取主動,利用某種謊言或借用某種力量,製造一種假象迷惑對方,使對方在猝不及防的情況下,無可奈何地接受這個事實,從而為自己贏得主動權。

據《戰國策》記載,春秋戰國時期,齊國有位臣子名叫張醜,被關到燕國當人質。後來齊燕兩國關係惡化,燕國為了報複齊國,要把張醜殺掉,以向齊國示威。張醜得知這個危急的消息後,設法連夜逃離了燕國都城,向齊國方向飛馬奔馳。燕國發現張醜出逃,派人分頭追捕,終於在燕國邊境抓住了張醜。

這可怎麼辦?張醜想:“押回燕國京城我就沒命了;向捕役求情嗎?肯定沒用,他們正等著報功請賞哩,絕不會放過我的。對!應該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自己救自己。”於是,張醜對捕役說:“你知道燕王為什麼要殺我嗎?是有人誣告我有許多財寶,燕王要我獻出來,其實我根本就沒什麼寶,可他就是不相信,我怕燕王惱怒殺了我,隻好逃跑。沒想到被你逮住,你把我押回京城交給燕王,我這顆腦袋肯定保不住了。反正是個死,我臨死也得找個墊背的。你把我押回京城見了燕王,我就說我帶著財寶逃跑被你捉住時,我就將全部財寶都交給你這位軍爺了。燕王向你要財寶,你交得出來嗎?到時你也別想活,咱們倆就死在一塊吧!”捕役一聽嚇了一跳,罵道:“你這張醜,怎麼如此無賴?”張醜冷笑道:“先生豈不聞,狗急要跳牆,兔子急了要咬人嗎?你對我無情,我對你也無義,叫你跳到黃河洗不清!走吧!我跟你回京城去!”捕役反而遲疑起來,盯著張醜,連話都說不上來。心想,萬一燕王真的相信了張醜的鬼話,我就全身長了嘴巴也分辯不清,罷罷罷!對張醜一擺手,說:“好好好,我放了你,你遠走高飛吧!”

張醜趁機越過了燕國的邊界,逃出了死亡線,向本國奔去。隨後,其他追兵趕到,捕役謊稱道:“晚到了一步,張醜溜掉了。”

張醜在緊急關頭,分析了若求情引發對方的憐憫、惻隱之心是無濟於事的。因為張醜與捕役是素昧平生,先前也無情於他,何況捕役是執行公務,各為其主,此處沒有情義好講。唯有找出一條能嚇住、震住對方的原因,采取以攻為守的策略,在得失、利害麵前酌情選擇才可能有效。出於此,他編造燕王因向他索要財寶不成才要殺他的原因;接著又編造自己實際沒有財富怕被害而出逃的理由;最後,編造出對捕役具有威脅性的謊言,把捕役震住,向捕役提出兩種處理辦法:把張醜押順去兩人都死;把張醜放了兩人都活。此時,張醜佯裝不怕死而選擇前者,擺出一副“進攻”、主動的架勢,反而使捕役選擇後者。張醜正是在危難關頭采用以攻為守的策略救了自己一條命。

“哈爾斯坦主義”是聯邦德國阿登納政府於1955年5月提出的企圖通過對民主德國進行國際孤立,促成建立以自己為中心的統一的德國的一套政策主張。該政策的宣布者是當時的外交國務秘書瓦爾特·哈爾斯坦,故稱“哈爾斯坦主義”。

德國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被美、蘇、英、法等四國軍隊分區占領。隨後在美、英、法占領區基礎上形成了資本主義的聯邦德國,在蘇占領區基礎上形成了社會主義的民主德國。兩個德國一經建立就處於尖銳的對立狀態,集中反映了當時東西方兩大陣營在歐洲心腹地區進行的對抗。聯邦德國阿登納政府於1949年建立後,就堅定地奉行追隨美國,同西方國家結盟,對蘇聯及東歐各國采取“冷戰”的政策。隨著邦德德國經濟的恢複和對民主德國形成的優勢,阿登納政府產生了由自己來重新統一德國的強烈要求,企圖利用當時西方陣營在全球特別是在歐洲的經濟和軍事優勢,迫使對手就範。

1955年5月《巴黎協定》生效後,聯邦德國恢複主權國家地位,並於9月13日與蘇聯建立外交關係。七天後,蘇聯又同民主德國簽訂《國家關係條約》,表明支持其獨立主權國家的地位。阿登納政府立即發表“哈爾斯坦主義”的政策聲明,重申聯邦德國在國際法上單獨代表德國,企圖剝奪民主德國的國際地位。該聲明指出,凡是同聯邦德國有外交關係的國家(蘇聯除外),如果與民主德國建交,聯邦德國即與其斷絕外交關係。阿登納政府的這一立場,獲得西方陣營的全力支持,但遭到社會主義國家的抵製,南斯拉夫和古巴不顧聯邦德國的斷交威脅同民主德國建立了邦交。“哈爾斯坦主義”雖然利用西方世界的勢力造成了對民主德國的局部孤立,但無力改變東西對壘的全球格局,反而將東西方的尖銳衝突引入兩個德國之間,加深了相互的敵視和矛盾,並且阻撓了自己改善同社會主義各國的關係,也就造成了對自己的局部孤立。到1963年,民主德國已同13個國家建立了外交關係,“哈爾斯坦主義”的孤立對於謀求統一的策略走進了死胡同。

60年代中期,隨著美蘇軍事力量對比的接近和東西方關係向緩和的演變,迫使聯邦德國政府調整對外政策,逐步廢棄了“哈爾斯坦主義”而實行新東方政策。

德國在第一次世界大戰中戰敗投降,被迫接受美國和法國等強加的《凡爾賽條約》,國家主權受到分割和限製,失去了歐洲大國地位,處處仰人鼻息。20年代初,德國經濟實力恢複,隨即萌發恢複大國地位的強烈願望,但遭到英法的堅定的壓製。當時英法與蘇俄的尖銳對立,是歐洲政治格局的基本態勢,德國決定利用這一矛盾斬斷對英法的依附。

1922年,德國與蘇俄締結了旨在建立友好平等關係的《拉巴洛條約》,打開了謀求大國地位的缺口。德蘇發展關係,使英法感受到“布爾什維克勢力”擴展的巨大壓力,旋即調整對德政策,急切希望以給予平等地位為誘餌,拉德國加入由它們主宰的“國際聯盟”,阻止德蘇靠攏。“國聯”盟約第16條明確規定,成員國有義務對認定的“侵略國”進行協調一致的政治、經濟和軍事的製裁,這條規定是針對蘇俄的。德國政府認為,加入國聯有利於擺脫《凡爾賽和約》的束縛;而保持住與蘇俄的友好關係,手中又有對付英法的王牌。德國外長斯特萊斯曼表示,德國既不應同蘇俄結盟,也不能充當英法的突擊隊,必須在兩大勢力之間玩弄平衡以謀求實利。

為此,德國奉行下述外交策略:第一,以國內存在強大共產主義組織為理由,在爭取參加國聯的同時,強調一旦發生對蘇戰爭德國隻能擁兵自保,推脫為英法充當反蘇打手的義務;第二,用“國聯”盟約反對限製德國發展軍備的《凡爾賽條約》,要求英法允許德國重振軍備,否則無力擔當反蘇前哨任務;第三,調整立場,接受凡爾賽會議對菜茵地區做出的安排,換取法國同意恢複德國的某些主權;第四,以近而不親的方針保持和發展同蘇俄的雙邊關係。

德國的上述外交策略,抓住了英法恐懼蘇俄的弱點,以守為攻,巧妙地駕馭矛盾,經過幾年激烈討價還價,終於迫使英國做出重大讓步。如修改了“國聯”盟約第16條,明確各成員國要以根據自己的軍事條件籌劃如何抵抗“侵略者”;鬆動了對德國重振軍備的限製;默認德國有同蘇俄保持非結盟關係的權利,等等。1926年9月,德國在取得重大外交勝利,完全達到政治目的後,宣布加入國聯,並很快成為該組織6大理事國之一,爭得了同英法等戰勝國平等的國際地位,奠定了重振旗鼓的政治基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