戰國時期兵法大家吳起，原是衛國人，由於在衛國不受重用，便投奔了魯國，殺妻求將，結果被魯穆公猜疑，又投奔魏國文侯，被拜為大將，屢立戰功。魏文侯死後，吳起與田文爭奪相位失敗，不得已再南下投楚，執掌楚國軍政大權，輔佐楚悼王變法強楚，由於吳起的改革措施觸犯了楚國貴族的根本利益，因此，在公元前381年，楚悼王剛剛死去，楚國宗室貴族便發動兵變，攻殺吳起。吳起被殺手包圍，無法脫身，他靈機一動伏在楚悼王的死屍上。貴族們亂箭齊發殺了吳起，但是有些利箭射中了楚王的屍體，按照楚國的法律規定，箭射王者誅九族。因此，楚悼王之子肅王一即位，立即將用箭射中先王屍體的宗室貴族們全族誅殺，全部被滅絕的達七十餘家。
春秋末期，周已分裂為二國，雖然國家已一分為二，彼此相鄰，但常常互相攻伐，甚至有時東周欲種稻，西周卻不放水。西周有一位大夫叫昌，他突然投降到東周去，而且將西周的國家大事和軍事秘密告訴了東周國君，東周國君非常高興，對他非常客氣，供以錦衣玉食。西周國君知道了這事，覺得他將自己國內的機密大事泄露給東周，對本國很不利，萬分憤怒，想將他殺了，以發泄心中怨氣，卻又不知如何下手。西周另一位大夫馮旦，聽到了君王要殺昌，卻苦無良策的消息，便告訴西周國君說：“我有個辦法能殺死昌，但是我需要三十兩黃金才可以。”西周國君聽了很高興，便讓人立即取三十兩黃金給他，讓他趕快去辦。馮旦派人拿這些金子和一封信，秘密前往東周去找昌。
信上寫著：“昌敬啟：事情若有成功的希望，就勉強去完成好了；如果真的沒有任何希望，就趕快逃回來吧！事情若拖得太久，容易露出破綻，如此一來你是自尋死路，切記！”馮旦在派這個持三十兩金子前去送信的人以前，就已先派另一個人，跑去告訴東周守城門的一位官員說：“今天晚上，可能有奸細會混入城內，要多加注意。”東周守城門官員果然很嚴密地搜查每一個進城的人，一下子就抓到了馮旦派去送信的人，連同信和三十兩金子，報告給東周國君，東周國君以為昌是西周派來的間諜，昌有口難辯，就被殺了。西周國君聽到昌已被誅死，十分高興，覺得用三十兩金子和一封信買到一個叛國賊的生命，很是值得，對馮旦的聰明才智，更是推崇不已，並厚賜獎賞。
漢朝皇族後裔劉玄當了皇帝，是為更始帝。劉玄進長安後，背叛起義軍要殺害農民將領，致使原來支持他的赤眉軍堅決反對。公元24年春天，赤眉軍兵分兩路向長安進發，在途中另立做過放牛娃的劉盆子當了皇帝。在赤眉軍逼近長安時，劉秀派大將鄧禹率精兵兩萬，駐紮在長安附近。他的目的是趁赤眉軍和劉玄作戰的機會坐收漁利。劉玄得知，即派朱鮪、李軼駐兵洛陽，牽製劉秀。劉秀深知劉玄意圖。他立刻派寇恂守河南（今河南武陟縣），馮異守孟津（今河南孟津縣西），抵製朱鮪、李軼從洛陽方麵來的威脅。駐守洛陽的李軼，最早曾和劉秀一起同謀反抗王莽。他自參與了謀害劉秀兄劉糸寅事後，對劉秀懷有戒心，怕其尋機報複，可又覺劉玄平庸無能，跟隨他難以成大事，因此頗望有人調解與劉秀之矛盾，以便將來另有謀路。李軼這種心情，馮異最清楚。於是，寫信給李軼，勸其及早歸順劉秀。信中的言詞委婉動聽，真誠感人。李軼將信反複閱讀，再三考慮，回複馮異一信，表示感激而外，並暗示：如果他攻打劉玄，絕不予以援助。馮異得到李軼的保證，放心大膽地攻下了天井關（今山西晉城縣南）和上黨（今山西長子縣西）；接著又往南，接連攻下十三個縣城，李軼果然袖手旁觀，按兵不動。馮異見李軼很守信用，遂命人把李軼親筆信送給劉秀，並將其中詳情一一告知。不意劉秀舉信當眾人麵說：
“李軼這人詭計多端，誰都摸不清他心裏的鬼主意。”並且吩咐傳令官把信交給各地守將傳閱，還一再囑咐：“對李軼不可輕信，要多加小心。”於是諸將士對劉秀的這種做法很不理解，而且感到如此重要的軍事機密，怎能隨便在眾人麵前公開呢？倘若走漏風聲，李軼不就有被殺的危險嗎？原來劉秀另有打算，他是想“借刀殺人”，替被害的兄長報仇；同時趁機離間對方，為奪取洛陽創造條件。劉秀傳閱李軼寫給馮異信之事，果然被朱鮪知曉，感歎自己非常信任的助手，竟會私通劉秀，氣得咬牙切齒，遂派人把李軼殺掉。李軼被殺，洛陽內部非常混亂。同情李軼者皆偷偷逃出洛陽，投降了劉秀。劉秀“借刀殺人”、“一箭雙雕”的計謀成功了。
公元208年，曹操占領荊州，由於曹軍兵士都是北方人，不習水戰，便起用深知水戰奧妙的荊州降將蔡瑁、張允操練水軍，積極準備滅吳。這樣，蔡、張兩人就成了東吳的心腹之患。
東吳都督周瑜，足智多謀，精通兵法，曹操知道周瑜是滅東吳的一大障礙。恰巧，曹操軍中有一個名叫蔣幹的人，與周瑜是舊交，向曹操請求到東吳去說降周瑜。曹操大喜，令蔣幹立即前往。
蔣幹到了東吳見到周瑜後，周瑜第一句話就說：“子翼不辭辛苦遠道而來，是為曹操來做說客來的吧。”蔣幹被說中，一時語塞，好半天才說：“我們老朋友相逢，怎麼能說這些呢？既然這樣，那我就告辭了。”周瑜卻笑著說：“既然不是為曹操做說客而來，何必馬上告辭呢？”於是擺酒席，大宴蔣幹。
席間，蔣幹幾次想勸周瑜投降，但見周瑜態度嚴正，也就不好說出口。過了一會兒，周瑜拉著蔣幹的手說：“大丈夫生於世上，遇到知己之主，外托君臣之義，內結骨肉之恩，言必聽，計必從，福禍與共，即使是蘇秦、張儀、陸賈、酈生那樣的人再生，口若懸河，舌如利劍，也不能動搖我心。”說罷，拔出劍來邊舞邊唱。之後又痛飲起來，直到酩酊大醉。
晚上，周瑜與蔣幹同榻而寢，蔣翻來複去睡不著，於是坐起身來，借著燈光看見案上放著一封信。拿起來一看，是張允、蔡瑁與周瑜聯係投降的信。蔣幹倒吸一口涼氣：如果他們真若得逞，那麼後果多虧我發現得早。看看周瑜正睡得香，蔣幹把信揣到懷裏，連夜跑回荊州，把信交給曹操。曹操一見張允、蔡瑁竟然準備降吳，情急之中，不辨真偽，一怒之下，斬了二人。少頃，曹操突然醒悟，說道：“我中了周瑜的計了。”殺了張允、蔡瑁後，曹軍中再也沒有操練水兵的將領，於是最終導致火燒赤壁的大敗。
明朝文壇權威王世貞，他的父親王抒為右都禦史，藏有宋朝張擇端的《清明上河圖》。奸相嚴嵩向他索取，他舍不得，即請善畫者另臨摹一幅奉獻，嚴嵩與翰林唐順之正在欣賞，唐順之即認出此畫是贗品，指出畫中的四人，在擲骰子，五骰皆六點，有一骰尚在旋轉，其中一人張口叫“六”。北方人呼“六”的口是合的，隻有福建人呼“六”的口是張開的，從此斷定此畫是贗品。嚴嵩聽了，勃然大怒，認為王抒存心欺騙他，因此種下了惡感。時適外寇入侵，王抒升為巡撫，嚴嵩故意誣他貽誤軍機，把王抒殺了。王世貞直到父親死後，才知是因那張《清明上河圖》而起，唐順之為禍之首，雖他與唐順之文才相等，又是好友，但為報父仇，也顧不得許多，立誌殺害唐順之，以報父仇。他幾次遣人去行刺唐順之，由於防備甚密，無從下手，唐順之這時還蒙在鼓裏，不知王世貞恨自己。一天晚上，唐順之在靜室看書，忽被人在後握了頭發，利刀加頸。他很鎮定對刺客說：“我既命已在你手中，還有什麼可說呢？隻求你一件事，給我片刻時間，寫幾個字留給家人。”刺客同意，站在背後監視他寫。他寫了幾行忽然筆頭脫落，即拿筆杆向火，裝作修理筆頭，怎料此筆管內有毒箭，一見火熱，毒箭即發，當場把後麵的刺客穿喉射死，因死無對證，尚不知誰是主謀。此次功敗垂成，王世貞大失所望，要另想辦法。一次，在朝堂上相見唐順之，唐順之是最喜讀王世貞文章的，問王有無新著，王世貞順口答應：“有，正在寫一部小說《金瓶梅》。”王順之聽了，歡喜萬分，立即要先睹為快。其實王並沒有寫小說，隻係順口應付而已，但唐卻信以為真，催索甚急。王世貞靈機一觸，來一個打蛇隨棍上，乃立即雇請幾名印工幫手，一麵寫，一麵印，把毒藥沾墨印刷，待唐順之派人來取稿時就原本奉上。唐順之得到書後，急於翻閱，因書本仍墨未全幹，紙張貼住，不易翻揭，乃頻頻在舌上沾口津揭書。看得入神，忽覺舌頭有點麻痹，心知不妙，急忙對鏡一看，見整個舌頭已黑了，已知中了毒，大聲呼其子入，說：“我被人暗算，已中毒了。”言罷即倒地而死。
又稱“以夷伐夷”，原指封建統治階級對待其它民族的一種民族分化政策。在《資治通鑒·漢章帝章和二年》中記載著南單於請兵伐北單於的事跡，秉（耿秉）上言：“今幸遭天授，北虜分爭，以夷伐夷，國家之利，宜可聽許。”到近代（晚清）時，“以夷製夷”的內涵和外延都有了充實。在清末，腐敗的清政府也曾用所謂“以夷製夷”的外交謀略，企圖利用某一外國勢力來抵製另一國的侵略勢力，實際上是很成功的。
在現代國際生活中“以夷製夷”進一步演變為“利用對手之間的矛盾、各個擊破”的外交謀略。無論是哪類國家，都在頻繁地運用這一外交謀略。在第二次世界大中，蘇、美、英、法等國利用建立了反法西斯統一戰線，打敗了德、意、日，戰後不久，美、英、法又利用德、意、日來反對和遏製蘇聯。在當代的國際社會中，這種外交謀略已經滲透到各個角落。例如在美中蘇大三角戰略格局中，有關國家都在運用這一策略來謀求自己最大的戰略利益。當然，這裏往往是實力較強的一方得利。但是，如果較弱的一方善於綜合運用各種策略，尋求各種對手之間的某種平衡，也能達到“保存自己，發展自己”的目的。
唐玄宗時，李林甫為相，凡是被玄宗看重的人，他都要想方設法排擠掉。當時戶部尚書裴寬很受重用，李林甫生怕裴寬晉升為相，威脅自己的地位。天寶三年（744），裴寬向玄宗告發刑部尚書裴敦複，說他在出擊海盜歸來時，受賄賂廣授軍功。為了使裴寬樹敵，李林甫把告發一事偷偷告訴了裴敦複，裴敦複無意中說起裴寬也曾托他照顧親友。李林甫一聽，趕緊勸裴敦複說：“你趕快把裴寬的事告發出去，不要落在別人的後麵。”於是，裴敦複用五百金賄賂楊貴妃的姐姐，讓他向玄宗告發。玄宗最後貶裴寬為睢陽太守。
物以類聚，奸人周圍必有奸人。然而令人痛苦的是他們中許多知道自己幹得豬狗不如，唯一的希望隻在於“無恥”——別人不知，不會傳播。
秦檜當政時，不少庸碌之輩蟻聚蜂擁，紛紛巴結。有個人叫楊願的，甚至連行為動作也有意模仿秦檜，甚得秦檜賞識。楊願有個親戚，卻還有點良知。他自己雖然也借楊願提攜，當上了知縣，卻看不上楊願的為人。一次宴會上，這位親戚乘醉開玩笑說：“以前我在呂丞相府上得到一封你寫的信，裏麵可是說了好多秦丞相的壞話你還記得嗎？”楊願聞言大驚，連忙說：“這封信你還帶在身邊嗎？趕緊還給我吧！”這個親戚說：“我已經燒了。”楊願將信將疑，從此落下心病，生怕有一天這封信落到秦檜手中，毀了自己的前程。從此之後，親戚出入起居，楊願都派人監視，一直監視了兩年多。親戚又好氣又好笑，乘楊願改官金陵，大擺宴席之機，悄悄溜走了。宴罷，楊願聽說親戚不見了，急得像熱鍋上的螞蟻，派人四處尋找，都告稱沒看見。楊願心事更重，整天悶悶不樂，不久竟鬱結成疾，病死了。
戶部侍郎兼禦史中丞楊慎矜，過去雖曾效力過李林甫，做過他的密探，可是現在不同了，他受到玄宗的特別器重，甚至構成對李林甫權位的威脅。因此李林甫對他心懷忌恨，想方設法要除掉他。
李林甫發現禦史中丞王瞡與楊慎矜不和，就秘密唆使王瞡陷害楊慎矜。王瞡派人到處散布流言蜚語，說楊慎矜是隋煬帝的玄孫，經常與壞人來往，家中還私藏占卜吉凶的讖書，想要恢複隋朝的祖業。這一栽贓陷害十分惡毒，簡直是說楊慎矜在搞複辟。因此，玄宗頓時大怒，立即命令刑部，收楊慎矜入獄，並命刑部、大理寺與侍禦史楊釗、殿中侍禦史盧鉉共同審訊楊慎矜。盧鉉為找到證人，竟誣陷太府少卿張蠧曾與楊慎矜在一起談論讖書，並使用各種刑具，百般拷打，逼迫張蠧承認此事，但張蠧一口否認。盧鉉氣極敗壞，又動用酷刑，把張蠧的雙腳綁在木頭上，使人用全力猛拉，張蠧的身子拉長了，腰也拉細了，眼睛鼻孔直冒鮮血，但張在酷刑下，仍不低頭，拒不承認。
李林甫見這一招兒不行，又使出一招兒。他唆使人逮捕一個叫史敬忠的人，引誘、威脅他作供詞。並說：“楊慎矜已經承認罪行，隻需要作證，如果你按照我們說的作證，就能保全活命，不然，你就死路一條。”史敬忠為求活命，隻得按著他們的授意寫了證詞。
天寶六載（747）十一月，在會昌（今陝西臨潼）審訊楊慎矜，並拿出史敬忠寫的假證詞，楊慎矜在威逼之下隻得屈從招認，但是始終沒有搜查到讖書，因為這是最重要的所謂罪證。
李林甫又使出詭計，他唆使盧鉉在袖中暗藏一本讖書，叫他親自到長安搜查楊慎矜的家。盧鉉完全按照李林甫的安排，親自去長安楊慎矜家中搜查，盧鉉故意走到一個無人看見的黑暗角落，把袖中的讖書拿出來，罵罵咧咧地說：“這個逆賊，把讖書隱藏得這樣詭密。”這樣，他袖中的那本讖書，便成為從楊慎矜家中搜查出來的罪證。
盧鉉回到會昌後，拿出那本讖書作為罪證給楊慎矜看，使他自招自認。楊慎矜何嚐不明白，自己根本無此讖書，純係栽贓陷害，但這時就是滿身都是嘴也難於辯解，隻好長歎一聲說：“我不藏此書，哪能是從我家搜出的？隻是要我死罷了。”
在所謂楊慎矜罪證俱全之後，李林甫上奏玄宗，玄宗未加深查細究，就賜楊慎矜自盡。
李林甫又用卑鄙的手段冤死一個他所忌恨的人。
用栽贓嫁禍的權術害人，唐憲宗宰相皇甫嵩也可謂是能手，不亞於奸相李林甫。
皇甫嵩（? —821），涇州臨涇（今甘肅鎮原）人，進士出身，曆任監察禦史、禦史大夫、戶部侍郎等職，憲宗元和十三年（818）拜任宰相，在相位時，專在取媚憲宗、鞏固自身權勢上下功夫。
最初，群臣議論要為憲宗上尊號，當然皇甫嵩更是積極參與。不僅如此，他還搶先一步，首倡要為憲宗的尊號中加上“孝德”二字，以取媚憲宗。
當朝宰相崔群，素以清廉正直聞名，他認為，皇上原來的尊號“元和聖文神武法天應道皇帝”中的“聖”字，已包含“孝”的意思，沒有必要再加上“孝德”二字，這本是為憲宗上尊號的文斟字酌。但皇甫嵩居心險惡，他不當麵與崔群討論，卻在背後對憲宗說：“崔群為陛下上尊號竟惜用‘孝德’二字。”憲宗一聽，心裏很不高興，但對宰相崔群並未觸動。
宰相崔群深知，同朝宰相皇甫嵩對人為事，陰險毒辣，將來要壞事。有一次憲宗問宰相：“玄宗在位理政時，前期把國家治理得很好，後期天下大亂，是什麼原因？”
崔群意味深長地說：“玄宗用姚崇、宋瞡、盧懷慎、韓休、張九齡為宰相，天下就治理得好。用宇文融、李林甫、楊國忠為宰相，則天下大亂。所以用相之得失，實在對國家關係重大。人們都以天寶十四年安祿山反叛是天下大亂的開始，但是臣以為，開元二十四年罷免張九齡宰相，專任李林甫為相，才是天下治亂的分水嶺。希望陛下應效法開元之治，以天寶之亂為戒，這是國家無窮的福氣！”
崔群這段話的謀略，無疑是啟示憲宗，任用宰相要警戒李林甫式的人物。宰相皇甫嵩何嚐沒有品到崔群話中的滋味，因此對崔群深恨在心。
元和十四年（819），由於宰相皇甫嵩的過失，對邊防軍的衣食供應多不及時，而且所供應的都是些破舊陳腐的東西，既不能穿用，也不能食用，引起邊防軍極大憤怒，聲言要起來作亂。對這一危險信號，寧節度使李光顏特別派人向憲宗稟報，但憲宗並不相信，可見憲宗對皇甫嵩是如何信任了。
但京師朝野對當前的局麵十分擔心，宰相崔群及時地把京師內外的恐懼不安上奏憲宗，應當說這完全是宰相的職責。但皇甫嵩心中有鬼，唯恐罪及自身，他便使出嫁禍於人的詭計。
皇甫嵩秘密地對憲宗說：“對邊防軍的供應，都是按原來的製度發放的，現在中外人士之所以恐懼不安，完全是崔群一人煽動的，他為獵取個人名聲，竟把這一切怨恨都集中在陛下身上。”
皇甫嵩這一煽動，使憲宗對崔群十分惱火，於是便於元和十四年（819）十一月，罷免崔群宰相，貶為湖南觀察使。崔群被罷相後，朝廷內外無不震驚，對皇甫嵩恨得咬牙切齒。
但是，對皇甫嵩來說，他終於用栽贓嫁禍的卑劣手段，把崔群趕出了朝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