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0年10月，闊別祖國多年的馬克·吐溫回國時，在紐約受到熱烈的歡迎。報上刊登了大字標題的歡迎詞，碼頭上擠滿了前來迎接這位偉人的朋友和聞風而至的記者。
馬克·吐溫一家暫時安頓在紐約市商業區一所租來的房子裏。他對來訪問的記者們說，離開美國時，他還是個“堅定的帝國主義者”，但自那以後，他認真思考了許多事情，“現在我是一個反帝國主義者”。
“我是一個反帝國主義者”，這句話可以說是馬克·吐溫晚年生活和思想的真實寫照。
在19世紀的最後30年裏，世界資本主義處於飛速發展之時，幾個主要資本主義國家迅速完成了由自由資本主義到壟斷資本主義，到帝國主義的轉變。
整個世界處於動蕩不安之中，每個角落都有帝國主義罪惡的身影在晃動。它們在國內愚弄欺騙人民，鎮壓起義罷工，鼓吹發動侵略戰爭，對人民的貧困生活置之不理。在殖民地大肆搶劫殺戮，彼此之間不斷因為利益瓜分上的衝突而大打出手，將殖民地、半殖民地國家當戰場，使當地人們處於水深火熱之中。這樣的形勢，引起了馬克·吐溫的關注和思索，在他心中激起了義憤的火花。
在《赤道環行記》中，馬克·吐溫把矛頭指向了當時在殖民地燒殺搶掠的大英帝國和俄、德帝國。他以無比憤慨和蔑視的心情，記錄下殖民者在澳大利亞、新幾內亞、新西蘭、塔斯馬尼亞、印度、南非等地犯下的種種罪行，撕下了帝國主義侵略者用以掩蓋自己劣行的所謂給當地人帶來“文明”和“福音”的假麵具，批駁“解救被奴役者是白人的責任”的無恥論調。
《赤道環行記》的問世，受到了開明人士的高度讚揚，同時也引來了帝國主義勢力及其支持者的打擊和挖苦。但是，馬克·吐溫沒有動搖；相反，他以更大的熱情投身到反對帝國主義的鬥爭中去。
19世紀90年代末，在歐洲，馬克·吐溫曾在報上發表諷刺小說和雜文，聲援法國作家愛彌爾·左拉的行動，為爭取德雷福斯案件的重審做出了一定的貢獻。回國後，他的鬥爭熱情更加高漲，他以一副反帝政治家的新麵孔，出現在了美國民眾的麵前。
1900年11月23日，馬克·吐溫在紐約勃克萊博物館內舉行的公共教育協會上，發表了一篇《我也是義和團》的重要講話，譴責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的野蠻行徑，聲援中國人民抗擊侵略者的鬥爭。
馬克·吐溫說：
外國人不需要中國人，中國人也不需要外國人。在這一點上，我任何時刻都是和義和團站在一起的。
義和團是愛國者。他們愛他們自己的國家勝過愛別的民族的國家。我祝願他們成功。義和團主張要把我們趕出他們的國家。我也是義和團，因為我也主張把他們趕出我們的國家。
由此可見馬克·吐溫抨擊帝國主義者的堅定決心和膽略，也可以看出他對中國人民的友好情誼，以及他對中國人民遭受的苦難表示同情和關注。
早在1868年，馬克·吐溫曾撰文，反對帝國主義列強在中國設立租界。
1874年，馬克·吐溫寫了書信體小說《高爾斯密的朋友再度出洋》，揭露美國人對華工的歧視和迫害。
八國聯軍進入北京時，馬克·吐溫曾表示過自己的憤怒，並堅信中國必將能拯救自己。在後來寫成的《神秘的陌生人》和《自傳》中，他仍念念不忘中國。
馬克·吐溫是中國人民堅定的、矢誌不渝的朋友，他參加反對壓迫、維持正義的鬥爭絕非是一時衝動，他也決不是某些造謠誣蔑者所說的“叛國者”“精神病”。
1901年2月，《北美評論》上發表了馬克·吐溫的戰爭檄文《給黑暗中的人》，文章以尖刻、辛辣的嘲諷，一層層地剝下了帝國主義者為殖民地各民族帶去“福音和文明”的畫皮。其冷酷的幽默、無情的鞭撻，以及許多雙關語、隱喻的運用，使它成為反對帝國主義運動的諷刺文學中最偉大的作品之一。
馬克·吐溫指出，在“文明之福托拉斯”的口號“愛、正義、溫和、基督教義、保護弱者、節製、法律和秩序、自由、平等、為人正直、仁慈、教育”的產品包裝的裏麵，“才是坐在黑暗裏的主顧用他們的血和淚、土地和自由買來的實際東西”。
馬克·吐溫逐一譴責英、德、俄、美各國在全世界犯下的罪行。英國在南非用“長勺子”刺刀刺殺布爾人；德國在中國山東幹著“敲竹杠”的買賣；俄國人則“一手舉著他的和平王子的旗幟，一手抓著它的贓物籃子和屠刀”強占滿洲，屠殺那裏的無辜居民；美國在總統麥金利這位“耍把戲大師”的指引下，替古巴人、菲律賓人做好事，趕走了西班牙人，讓他們享受“友誼”的美酒。